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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升起 徐有威:小三线建设时期驻厂军事代表制度实践及其困境

更新时间:2021-08-16 13:03:30
作者: 周升起   徐有威  
虽然强调军代表要坚持原则,把好质量关,“不合格的军工产品,就是不能同意出厂”,并特别提出,军代表严把质量关“不是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正是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但又指出军代表的主要任务是给工厂党委当好参谋,要把自己看成是工厂成员之一,“是主人,不是外人”,35事实上,这是将军代表的工作纳入“抓革命”话语逻辑下的工厂质量管理模式中,以“主人”身份参与质量管理而不是质量监督。革命话语下的质量管理模式强调“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打破军代表质量监督的权威地位,正如打破工厂领导的管理权威和专业人员的技术权威。概言之,1972年虽然恢复了军代表制度,但并没有恢复军代表质量监督的权威地位。

   究其原因,1972年之后,小三线建设仍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如在上海小三线军工厂中,为了支持“技术革新”、“保护工人的积极性”,部分管理者依然主张“没有管理制度的工厂”。36上海小三线五三〇三厂于1974年在五七高炮弹药筒涂漆中开展技术革新,采用新的电泳涂漆工艺,此工艺在产品定型时盐腐试验达不到产品图纸规定储存三个周期的要求,但当时强调“支持新生事物”,鉴定小组同意上报上级部门申请批准。后经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批文同意定型生产,并要求军代表暂时采用两个周期进行生产和验收,事实上这个未达到技术标准的涂漆工艺后来造成了严重的脱漆质量问题。37

   当军工产品出现质量事故,他们甚至“鼓吹”不合格的产品他们包揽下来,质量不好,部队不要,可以民兵用。381973年上海小三线五三〇四厂发生的五七高炮引信生锈质量事故即是反映此种“革命言论”的典型案例。1973年8月,五三〇四厂生产的五七高炮引信在检验时发现八万发左右出现锈点,军代表认为生锈问题非常严重,达不到产品长期储存的要求,不同意验收出厂。而厂方则认为是“轻微锈点”,可以用去锈涂漆办法处理出厂。为此,1973年11月,工厂的相关领导机构首先与南京军区装备部协商去锈涂漆处理出厂,但因数量太多未果。1974年2月,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军工组又组织五机部和南京军区装备部等相关技术人员举行座谈会商谈处理办法,得出“一致认为引信体的局部轻微锈点用去锈涂漆的办法,对长期储存是没有问题”的结论。然而负责该厂军品验收的军代表认为经多次相关试验已证明引信生锈问题太过严重,去锈涂漆的办法是无法解决质量问题的,要求工厂对引信拆装返工重新磷化。39此次质量事故争论从1973年8月持续到1974年12月底,虽然军代表拒不让步,40最后处理结果仍是以去锈涂漆方式处理出厂。事实上这批产品由上海“买单”——按1974年中央分配上海市留存的装备计划数(四万发)给上海民兵训练使用,其他由工厂负责处理。41

   在解决此次质量事故中,工厂及其相关上级领导机构,包括上海市后方轻工业公司、上海市后方基地委员会、上海市轻工业局、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军工组都坚持将生锈的引信去锈涂漆处理出厂,大概并不是因为“如果采用拆装返工重新磷化,将会影响内在的战斗性能和带来严重的不安全因素等其他问题”,更重要的是担心返工会影响总装厂的成品生产,进而造成生产计划无法准时完成。42从中可以看出,“抓革命”的话语进一步助长了生产单位产量第一的观念,由此也反映出当时军代表的“弱势”地位和军代表制度的局限性。

   小三线建设前期,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纲领指导下,大部分小三线军工厂将“抓革命、促生产”绝对化,导致工厂管理者“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实践证明,小三线军工厂在“抓革命”话语下的高指标追求和盲目的技术革新造成更多的质量事故。例如,1969年国家动员300多家小三线工厂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生产装备,结果大批装备带着质量问题出厂交付部队,使成千架飞机、几十万支枪、上百万发炮弹不得不返修,甚至停用报废。43军代表肩负的保质量职责与革命话语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提高质量”的观念相冲突,在一波波的“革命”冲击下,军代表制度先后两次被取消,即使在短暂的恢复时期,军代表质量监督的权威地位也被大大地削弱。

   三质量整顿时期军厂的合作与分歧

   1977年是国防工业产品质量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开始重视产品质量问题,1977年3月15日国家计委发出《关于开展产品质量大检查,切实抓好产品质量工作》的通知,446月五机部在郑州召开兵器工业产品质量会议,制定了《兵器工业产品质量管理暂行规定》,11月国务院国防工办发出《关于大力整顿国防工业产品质量的通知》,45中央军委、国务院国防工办、五机部等都要求重视军工质量问题的严重性、严肃性,强调加强对军工产品原料、生产、鉴定、检验、售后等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与监督。46全国各地的小三线军工厂普遍开始军工产品质量整顿,如上海小三线后方管理基地于1977年9月召开了首次产品质量经验交流会,号召各厂开展质量大检查,重视军工产品质量。47在此次全面质量检查与整顿中,军厂双方有各自的行动逻辑,既有分歧也有合作,过程中呈现出影响军代表职能发挥的多重因素。

   1977年也是军代表质量监督职能恢复的过渡期。当中央提出质量大检查后,虽然军代表制度尚未正式恢复,但他们认为“现在突出生产大势已定”,将“军工产品质量第一”作为自己的工作准则,比较积极参与工厂的质量管理与监督工作。然而,仍有小三线军工厂对军代表质量监督权威不够重视。如上海小三线五二六厂1977年的“手榴弹瞎火事故”。在该厂交验中出现严重瞎火率后,军代表主动做了调查研究和实验工作,并向厂党委提出改进措施。然而厂方认为具体的改进措施应由厂方和有关部门解决,并不希望军代表参与其中。48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上海小三线五三〇三厂。1977年12月产品交付试验时,该厂生产的药筒出现不能自动开闸的质量事故,事后该厂与胜利厂“对火炮略加修理后就打炮”,重新得出合格的试验结果,而对军代表提出“再作设计对比试验的意见”置若罔闻。49天津小三线九一二一厂因在1977年初提出“全年任务半年完”的口号而不顾产品质量,突击生产,因此造成质量事故,军代表拒收产品。而该厂领导认为“军代表故意挑剔”,为给军代表施加压力,指使生产科、检验科、技术科给军代表贴大字报。50上述情况可以说是军代表质量权威上升与军工厂延续“革命”时期质量管理观念之间的冲撞,也反映了1977年军代表制度恢复前后军厂关系紧张的一面。当然,大部分军代表质量监督的权威地位正在恢复,在质量事故的解决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1977年军工产品质量整顿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是验收标准严格化,对小三线军工厂来说,随着新的验收技术标准而来的首要难题就是生产任务无法完成。例如上海小三线九三八三厂生产的六九式四零火箭弹破甲率长期达不到产品图纸要求,1977年前都是降低标准处理出厂,当五机部要求严格按照图纸要求验收后,该厂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1977年1—9月只能完成全年计划的50%。51在此形势下,军厂双方容易因“新旧”验收标准而产生争论。1977年7月,上海小三线五三一七厂军代表发现该厂生产的“五七”高炮零件扭力轴在磁探检验中有“发纹过多”的质量问题,认为该零件锻造毛坯质量未达到“五七”高炮零件扭力轴所需的技术标准。厂方则认为按原有的产品图纸和相关技术要求,“发纹过多”的零件一直作为合格件投入安装出厂的。52虽然此次质量事故的原因是由产品原材料引起的,但五三一七厂却坚持使用“发纹过多”的零件,原因是工厂没有符合质量标准的库存零件,停用对工厂的产品生产周转、资金流转、年度产品计划等方面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厂方希望军代表能按照“旧标准”执行检验。

   在质量整顿中,因质量与产量的矛盾而发生的军厂分歧具有普遍性,不仅发生在军厂之间,也发生在军代表与小三线军工厂上级领导机构之间。1977年3月,上海小三线五三二三厂、五三〇三两厂与军代表因三批钢制药筒脱漆问题产生分歧。53军代表给上级部门的报告中表示工厂在按照军代表的意见解决质量问题,五三〇三厂正在积极采取措施解决药筒脱漆问题,总装厂五三二三厂的老师傅们也对补漆后仍不合格的药筒表示不满,但直接负责两厂生产的上级领导——上海市后方轻工业公司则“强调时间紧,唯恐任务完不成,一再同我们商量,要求仍旧采用补漆的方法用不合格的药筒进行生产”。54

   面对因质量整顿带来的产量与质量的双重压力,除了上述案例中军厂对如何处理质量问题产生分歧而请示上级领导部门裁定,还存在军厂合作的情况,即双方联合上报五机部、总后勤部军械车船部等上级领导部门,请求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适当放宽检验标准或降低产品标准安排他用。上海小三线五三二三厂生产的高榴弹铜带发黑质量事故是军厂合作的一个案例。1977年7月,军代表在产品出厂检查时发现该厂5月底至6月底生产的十八个批次的产品中有十一个批次铜带严重发黑。经军厂试验调查,认为铜带发黑的原因主要是气温高湿度大。在承诺对出现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全面检查、返修,并将严格执行包修、包退、包换制度后,报告强调“根据文献记载和有关单位的介绍,铜表面产生的氧化膜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一经生成,外界气体就很难向里层渗透,继续发展的趋势很难”,因此,“请求两部领导在能安排调剂使用的情况下,将这十一个批次的产品处理出厂”。55同年,该厂在总装钢制药筒时,本应按照五机部1975年的相关技术通知,“按发射药厂选定的装药量减去七克,进行装配生产”,但是从管理人员到计划人员、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都忽略了这一技术要求,最后造成多装7克药量的质量事故。军厂双方经研究,认为“这两批弹药量虽多装七克,但对弹道性能影响不很大”,因此联合上报上级领导申请处理出厂。56

   在上述军厂合作的案例中,值得注意的是军厂对质量事故的“自我解读”。例如,在铜带发黑质量事故中,军厂向上级的联合报告中对于“气温高湿度大”的解释,报告强调该小三线厂地处皖南山区,6月雨量大、雨天多等客观气候环境因素,57而回避了工厂厂房、仓库的防潮除湿措施条件是否到位等问题。事实上,当军厂合作申请降低标准处理质量事故时,往往能比较顺利解决。例如装错发射药的质量事故,五机部最后同意了军厂出厂的申请——“请工厂把实测初速值偏高的情况印一说明卡片,贴在木箱盖内,供部队计算修正量时参考,待贴完卡片后,产品可处理验收出厂”。58而且,在军厂关于质量问题的争论案例中,五机部的处理结果对小三线军工厂依然很“包容”。例如,五三二三厂的脱漆事故,五机部没有采纳军代表意见,将“这三批产品适当降低价格作训练弹使用”,59而是同意了工厂请求的处理方式,“请工厂将该三批产品进行复检,对药筒涂漆质量不好的产品进行认真补漆后交验,经验收合格的产品,仍作为战备弹交验出厂”。?60

   五机部、总后勤部军械车船部等中央部门对质量事故相对宽容的处理方式,说明了质量整顿时期国家政策的弹性。此次质量整顿反映了小三线军工厂质量问题的严重性,以五三一三厂为例,1977年,仅废品一项工、料损失价值即达79万元。61在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下,降低标准对部分军品的处理出厂可以看作是一种折中的选择。事实上,政策的弹性也与小三线地方军工建设的特殊性相关。小三线建设本身是国家对当时国际形势过度紧张的判断而提出的备战计划,其政治、国防等政策目标超出了经济目标。可以看到小三线军工厂就质量事故与上级领导机构“讨价还价”时,会特别强调小三线军工厂特殊性、政治性,而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领导部门往往选择宽容以待。然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军代表质量监督的权威性,同时也反映出军代表质量监督机制的局限性。

   四权威与依附:军转民时期的军厂关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着军队裁军和国防经费大量压缩,1978年开始,小三线建设进入军转民时期。62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方针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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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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