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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奎:领导 老师 “同学”

更新时间:2021-08-16 10:35:52
作者: 王梦奎 (进入专栏)  

   本文是1998年12月22日在《胡绳全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附:

   最 后 的 告 别

   10月31日,我在玉泉山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胡绳的秘书白小麦从上海打电话找我,立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是不幸的消息:胡绳病危,心脏停跳,经抢救脱险。虽然胡绳重病多年,癌转移,对他的病危不能说毫无思想准备,心情还是很沉重。前两个月他在山东等地旅游,是那样的平静而达观,总以为他还能活得更长久。

   次日又接白小麦的电话:再次抢救,切割气管,眼下靠人工管道呼吸和鼻饲。我文件起草工作已经脱手,因预定11月2日晚会见世界经济论坛总经理司马加,不能立即动身赴沪,不知道能否见最后一面,十分焦急。

   11月3日上午11时,我和王全斌一同飞抵上海虹桥机场。白小麦和上海市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副主任早在机场等候,乘车直抵华东医院。在白小麦引导下,我遵医嘱戴上口罩,轻步屏息,来到十四楼胡绳病床前。但见他双眼紧闭,鼻内插着管子,右手背也插着点滴注射的管子。床头管线缠绕,置放着监测仪表,使人感到压抑和恐惧,同时也感受着病人的痛苦。白小麦对着他的右耳说:王梦奎同志来看您。我在左边接着说:刚下飞机,北京的同志都很惦念您。胡绳缓慢地睁开双眼,凝神刹那,虽然我戴着很大的口罩,他还是很快认出了我,从被子下面缓慢地伸出没有被管线束缚的左手。我急忙用双手握住,感到还有力量,他显然是在用这只手表达自己的情感,不像垂危病人。他的嘴唇微微地动了动,似乎要说什么。我本能地将耳朵凑过去,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已经失去说话能力,确实不能再说什么话了。我的两只手握着他的一只手,对视着,千言万语无从表达,也都在不言之中了。两点混浊的泪水从他眼角溢出,我不禁悲从中生,泪流满面。我不忍多耗费他有限的精神,很快告辞。当走到病室门口,回头望时,见他那只从被子底下伸出来的手,还在轻轻地摇动着,向我示意。他心里一定很清楚,这是生离死别。生离,也是死别。这种伤痛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我们被安排住在东湖宾馆。白小麦拿来胡绳生平介绍草稿,我提了几处修改意见。据说王忍之、郑必坚、龚育之、陈威等曾先后前来探望。晚饭时见到先期而至尚未返京的丁伟志、郑惠和徐宗勉。徐是胡绳50年代的秘书,过去不认识,也是白发苍苍之人了。很自然地谈起胡绳的学术成就,谈起他近几年以顽强而乐观的精神对待疾病,景仰之余,不胜惋惜,感慨唏嘘。

   我4日回京,5日即得到胡绳去世的消息。那颗硕大的充满智慧的头颅,停止了思考。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颗明亮的星,殒落了。

   这些天来,胡绳的影子总是在我的脑子里徘徊。算起来,我和胡绳认识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1998年12月,在《胡绳全书》出版座谈会上,我说了我同他的交往和我对他的认识。就个人关系而言,我和胡绳说不上有什么深交,但“文革”时期在“五七”干校那几年,共同度过的艰难时光却是终生难忘的。有一段时间我和他被编在一个小组,一起干活儿,一起在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每人坐着一个马扎,被军代表组织着无休止地开当时流行的各种各样的会,包括读“语录”、“揭批”(其对象多次转移)和“斗私批修”。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彼此间不可能有多少交谈。直到陈伯达、林彪相继垮台后,气氛稍微缓和,才有一些交谈的机会。胡绳很少主动说话,但向他请教,多数能够得到回答。

   有一次我问:哪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可读?他说,邓之诚的《中华两千年史》。在当时整天讲“突出政治”和“革命大批判”的情况下,敢于做出这样的回答,是需要有科学精神和勇气的。邓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骨董琐记》,我1958年入北京大学读书时还健在,一个瘦弱的老人,常见他拄着拐杖,出入于东北校门,想是住在成府或燕东园,解放后不再教书。胡绳对他的情况似乎不甚了解,但显然看过他的《中华两千年史》。当时闲得慌,我读了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甚至异想天开,暗自立下写一本关于太平天国史的宏愿,向胡绳请教许多有关太平天国史的问题。我由此获得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知识。他同我谈论过孟森的《清代通史》,萧一山和简又文关于太平天国史的著作,简又文所编的杂志《逸经》和他的笔名“大华烈士”的来源。还谈到,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被大批遣散,成为哥老会的重要来源,而哥老会后来又成为反清革命运动的力量。我真惊讶于他阅读之广泛,知识之丰富,见解之独到。胡绳当时还没有“解放”,已经在酝酿史学巨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写作了。我一直很后悔,未能利用当时终日相处的机会,向他学习更多的东西。

   对于政治上比较敏感的问题,胡绳是竭力回避的。1958年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要胡绳找张谈话。《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所加的按语,就是按毛的意见写的。我问胡绳,毛对张文究竟是怎么说的。胡顾左右而言他,说:按语本身也可以做为研究题目。现在看来,像这样比较敏感的问题,当时是不适宜讨论的。但后来的20多年里我竟没有再问起这个问题,是件很遗憾的事。

   最近两年,胡绳曾动议要我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他之所以有此动议,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参加他所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写作,对我的工作还算满意。虽然我未敢应命,说实话,还是心存感激的。在“五七”干校那一段的共同生活和这最后的告别,将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在上海同胡绳作最后的告别归来,我吟成七律一首,记下当时的感受:

   相对潸然满泪痕,荒村犹记共耕耘。

   滩头寒暑艰难甚,茅屋晦明求索勤。

   雨打风吹老当壮,天清日丽更增神。

   胡绳《八十自寿》(1998):“生逢乱世歌慷慨,老遇明时倍旺神。”

   公今此去无遗恨,喜看小康已启门。

   胡绳《遣怀》(1996):“生死比邻隔一墙,人间重到亦寻常。自知于世无多补,赢得余年看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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