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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生命历程、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以知青一代社会学家为例

更新时间:2021-08-14 12:23:41
作者: 高玉炜   周晓虹 (进入专栏)  

   摘要:在1979年开始的社会学重建过程中,以"上山下乡"知青为主体的一代社会学人凭借改革开放的制度背景,成为社会学重建的主导力量。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年的知青(包括做工或从军)经历,在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的学术机构的求学经历,以及出国留学或访学体验,赋予了其鲜明的问题意识,也决定了其颇具特色的学术实践。以数十位知青社会学家的口述史料为叙事线索,通过个人生命史对社会学学科史及学术思想史建构意义的讨论可以发现,与单纯的学术发展史相比,学人的生命史常常恰到好处地填补了一门学科的宏观叙事中的"历史缝隙",由此更加需要"将生命史研究带回社会学史"。

   关键词:社会学重建; 知青社会学家; 生命历程; 问题意识; 学术实践

  

   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百年历程中,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一样,既充满生机,又命运多舛。一方面,中国社会学的萌生本身就是这个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表征之一,在1949年前和1979年后,这一学科都因急速的社会变迁获得了勃兴的动力;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一学科天生的激进与保守的双重性质,社会学在1949年前不被看好,1949年后同样不受待见。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的近30年间,原本总体上与中国革命勠力同心的社会学,便因“这一学科的固有性格与那一时代的社会性质之间的内在冲突”,而被取消达30年之久。

   改革开放后,有鉴于中国社会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需要,社会学得以恢复和重建,并在此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本文的主题来说,在这翻天覆地的40多年里,伴随这场现代转型成长起来并且参与其间的社会学家们,无论是他们的生命历程,还是问题意识或学术实践,都深受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影响,并最终深嵌到这一伟大进程之中。

  

   学者与学科:生命史与学术史的互嵌

  

   从近代以来越来越制度化的学术发展历程来看,学者与学科一直处在一种互为傍依的关系之中:一方面,学者因学科而生,比如,若没有社会学或历史学,尽管不会影响人们对社会或历史的兴趣,但也不会有以此谋生的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一代代以社会或历史研究为志业的学者,社会学或历史学才得以不断发展,并实现相应的知识生产及应用实践。

   书写某一学科的发展历史时,人们常常都会关注学科的起源、概念的演进、理论的建构乃至其所产生的学术及社会影响,但往往会忽视学者的个人生涯尤其是由时代锻造的个人生命史在学科发展中的隐性含义。从相近学科的角度来看,在以往有关社会学或人类学学科历史的讨论中,不同学者或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或依建构理论体系的需要,再或因手中资料的限制,常常以不同的途径作为自己的叙述基础。英格尔斯曾将这类研究归纳为三大类:(1)历史的途径,即我们力求通过对经典的社会学著作的研究,去发现作为一门知识学科的社会学的传统关注点和兴趣是什么。简言之,我们会问,“大师们说了什么”?(2)经验的途径,即通过研究当代的社会学著作去发现这门学科最关心什么主题。换言之,“当代的社会学家们在干什么”?(3)分析的途径,即我们可以据此任意地划分或界定某些大的主题,并将此置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之中。这种途径实际上是问,“理性的建议是什么”?3杰瑞·萨基则认为,从上述三种角度或途径出发,社会学史研究者其实可以获得三种类型的社会学史:“首先,社会学史家可以去追溯我们研究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认知活动的发展过程。……其次,社会学史家可以研究社会学问题的发展过程,而不必去计较那些研究者。……再次,社会学史家可以关注有关调查社会事实的科学方法的发展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格尔斯和萨基都聪敏地意识到,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社会学史,都会使我们在获得某一向度上的纵深感的同时,失去对其他向度的深入洞悉,但他们最终没有摆脱此种“跷跷板”式的祸福“宿命”。换言之,当他们作出迄今仍然令后辈学者称颂的学科叙述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都忽视了为社会学知识增量作出贡献的一个个具体研究者的生命历程。在他们的分析中,很少述及社会学家的家庭背景、教育经历、职业生涯、所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过程,甚至也很少述及研究者本人的心路历程,对他们的知识构成及学术贡献的影响。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就能够理解刘易斯·科塞的以社会学家个人生命史为叙述轴心的《社会学思想名家》,为何会赢得包括罗伯特·默顿在内的学术共同体的称颂:“通过考察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生活与工作期间的环境对他们的思想特质和内容的影响,刘易斯·科塞教授替大师们完成了他们自己的未竟之事,‘帮助我们赢得并占有了社会学思想的遗产’。”

   其实,与单纯的学术发展史相比,学者的生命史常常恰到好处地填补了一门学科的宏观叙事中的“历史缝隙”,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人物及其个人生命史为中心的叙事方式,日渐成为学科史研究中较为流行的书写方式。杨清媚曾以人类学为例,仔细梳理过西方学界在学者与学科之间所做的更为复杂的互嵌关系的探讨。其中,有这样几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1973年,亚当·库伯(Adam Kuper)在《人类学与人类学家》中,分别描述了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艾德蒙·利奇,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活动与学术观点,讨论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理论范式的更迭,以及学科与帝国殖民历史的关系。6再比如,为中国社会学界所熟悉的戴维·阿古什(David Arkush)的《费孝通传》(1976),是侧重人物描写的社会学史的典范性作品,作者借由对费孝通个人生命史的讲述,串联起了到20世纪50年代初戛然而止的中国社会学。

   值得关注的是,杨清媚意识到,要将这“历史缝隙”填补得天衣无缝并非易事。比如,在顾定国(Gregery E.Guldin)对梁钊韬的研究中,其所获得的访谈资料不可谓不丰富,但其分析之所以“不太成功”,是因为这些涉及个人生活史的资料都被“整合为一系列学术机构的历史、其周期性的消失,以及领导人物的命运,而不是用这些资料来进行知识的探求”。8相比之下,在杨清媚眼中,乔治·斯托金(George Stocking)早年对博厄斯(Franz Boas)的研究提出“多重情境化”(Multiple contextualization)的原则就颇有深意。斯托金揭示出,当学者置身于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里,他们的创作会受到政治、权力的制约,因而民族志知识生产并不是一种客观描绘,而是多重情境互动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政治权力的共同创作。尽管为避免单纯决定论的泥淖,杨清媚借助了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解释人类学方法,希望能够径直通达作品或分析费孝通的书写,但她还是意识到格尔茨“没有继续追问人类学家的思想和心态是从何而来的”,8终究是一个缺憾。

   几乎怀着同样的想法,我们在2019年即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上,开启了对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以期从学者们的生命历程及交织其间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追溯他们后来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的形成。这40位社会学家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涉及直接支持并参与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境外兵团”的5位教授,包括金耀基、李沛良、林南、杨中芳和叶启政;第二类包括30位中国大陆社会学家,除少数外,基本上是在1977—1980年间考上大学的,有些还在改革开放后出国或出境留学;第三类5位学者大学前后的经历与第二类学者大体相同,不同的是他们后来都出国留学,并在美国获得了教职,其后几十年间以各种方式参与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除了第一类在中国港台长大的5位学者,在第二类和第三类35位学者中,年长的苏驼、沙莲香和苏国勋毕业于“文革”前的大学,1978—1980年大学重新招考时,翟学伟、包智明、胡荣、邱泽奇和张文宏恰逢应届高中毕业,余下27位学者中,无论是“文革”中上大学的李友梅、马戎,还是“文革”后上大学的另外25人,有19人中学毕业后都曾是下乡或回乡知青,占27位被访者的68%。10此外则是3位工人(李路路、谢立中、赵鼎新)、2位军人(张静和当时属于准军事编制的消防队员李培林)、2位中小学教师(雷洪、周敏)和1位待业青年(谢宇)。考虑到“上山下乡”曾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出生的青年一代的主要职业选择,即使没有下乡的人也都有下乡的兄姐(如谢宇)或做好了下乡的准备(如翟学伟);再或者那些出身于农民家庭或基层干部家庭的人(如包智明、胡荣、邱泽奇和张文宏),不仅熟悉农村生活,而且如果大学再晚几年开考也基本都会下乡或回乡务农,因此将这一代社会学家总体上称为“知青社会学家”是相对恰当的。11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仅因为“文革”的爆发耽误了继续受教育的时机,而且一般都对包括农村在内的中国基层社会有着广泛的了解。

   在社会学研究中,美国学者埃尔德在曼海姆、托马斯和米尔斯的基础上,通过《大萧条中的孩子们》(1974)揭示了社会变动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他注意到“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着”,12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的生活转变或生命事件对某个个体发展的影响,还取决于它们具体在什么时间发生于这个人的生活中。由此,有关生命历程的研究就凸显出两个重要的分析性概念:其一,转折(transition),即由某些重要的生活事件所造成的人生转折,如1968年前后因“文革”的爆发而导致学人原有的就学或就业道路中断,包括我们这里述及的19位社会学家在内的1700万左右的“知青”上山下乡,他们后来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度过了或长或短的艰难岁月;更重要的是,1977年后他们陆续参加了“文革”结束后最早的几届“高考”,并因此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其二,轨迹(trajectory),即由此带来的对其后人生的持续影响——生命过程的研究者们都确信,个人在以往的生活中积累的资源或不利因素会对其未来的生活进程产生影响。13同样,在我们的案例中很快能够看到,正是“下乡”和“高考”这两个剧烈的转折及其发生的时间和与之伴随的事件,对知青社会学家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甚至是重新定向。

  

   生命历程与知识行动者的社会结构

  

   由于知青一代的社会学家早年成长所处的时代,个人命运极大地依附于国家的政治导向,因此在其生命历程中某些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节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些时间节点除了上述“上山下乡”和“高考”外,还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的大规模公派留学,以及1979年后社会学的学科重建。从对几十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进行的横向交叉印证可以发现,这些时间节点既是宏观社会历史中的重要转折,同时也对个体生命史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社会学家们的讲述中,其生命史的时间相对重叠,由此锚定了一个时空的叙事核心,从个体访谈出发,形成了多条叙事轴线,因为叙事的时空核心保持不变,在轴线之间就形成了多重交叉,而在这些交叉的部分就呈现出丰富立体的叙事效果。

   (一)上山下乡:知青社会学家认知社会的起点

米尔斯在论及社会学想象力这样一种“心智品质”(The Quality of Mind)时曾强调,“如果不能回溯到个人生涯(biography)和历史及这两者在某一社会中的盘根错节之中,任何社会研究都不能完成其智慧之旅”。14显然,社会学想象力的真正精髓就在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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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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