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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生命历程、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以知青一代社会学家为例

更新时间:2021-08-14 12:23:41
作者: 高玉炜   周晓虹 (进入专栏)  
如何将社会学家对社会及其运行过程的思考放入到他们所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去。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个体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把自己的世界观建立在对整个社会总体性认识的基础之上。这种超越个体经验限制的心智能力可以概括为两种:(1)将现在与过去相关联。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历史视角可以让我们充分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异,明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幅度和限度,以达到经验的充分性”。15换言之,社会学家往往是通过将当下放在历史变迁的脉络下进行考察,从而对正在发生的现实进行把握。(2)将个体处境与社会发展相关联。无论是个体的生活,还是社会的历史,唯有将它们联系起来之时,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正是这种联系,才能赋予学者们米尔斯所言的将“个人困扰”(personal trouble)转化为“公共议题”(public issue)的能力。显然,有鉴于“某个议题往往关涉制度安排中的某种危机”,14对于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学者来说,能够把个体的幸与不幸归结为历史的变迁和制度或结构的矛盾,意识到自身的生活处境与历史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对于其学术生涯来说,自然会是一种至关重要同时也十分稀缺的品质。

   从1968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止,在历时10年的时间里,涉世未深的知青一代社会学家被裹挟进时代的洪流里,过早地体会到社会的真实和残酷,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他们对自身际遇和社会的思考:

   如果说高中的那次调查让我看到,实际情况与我们所接受的宣传教育存在矛盾之处,那么在我进入农村、与许多农民有直接接触之后,就更容易发现当时的理论很难解释现实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关信平口述,第224页)

   下乡的这一两年,对我人生发生最大影响的,是让我真正感受到了社会的复杂性,……(那年修水库)“地富反坏右,春节不放假,继续接受劳动改造”。……(贫下中农收工了)站在工地上的那些“地富反坏分子”原地不动,眼神里露出的幽怨和绝望,让我迄今难以忘记。正是从那一刻起,我对当年那一场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萌生了最初的疑问。(周晓虹口述,第933页)

   在我们的访谈当中,谈及“知青岁月”,社会学家们往往会把下乡劳动的经历视为对其后来经常从事的田野调查的“启蒙”,它使得这一代社会学家大都能够较为顺利地深入到城乡社会的现实情境中去,进入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获得一种跨越阶层身份的“他者化”(othering)体验: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还不是这些具体事情,而是下乡经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种底色,不管后来有什么其他经历,和村里的乡亲和农村干部聊起来,总觉得心灵是相通的。不是简单地说知道农村的事情,而是聊起来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没有陌生感。(周雪光口述,第1127页)

   对于知青一代的社会学家来说,他们的社会学想象力几近与生俱来。具体说来,他们将个体境遇与社会历史变迁相联系的能力,不是在专业化的学术训练中获得的技能,而是在个人成长生涯中形成的思想“胎记”,这种能力也成为他们独立思考或认知社会的起点。

   (二)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知青社会学家的熔炉和表征

   刘易斯·科塞曾指出,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发挥有赖于两个必要的社会条件:一是有足够数量且认同其思想的阅听人,二是建立起同行间的交流网络。17对于后一项条件,柯林斯进一步提出,学术思想是在知识分子面对面互动的学术网络中建构出来的。这里的学术网络既可以理解为学派(school),也可以理解为学术共同体(community)。

   按柯林斯所说,这种学术网络可以分为三种:(1)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学派或学术共同体意味着个体成员有相似的思维模式,但不一定存在事实上的社会组织。(2)个人关系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师生间的上下关系,以及同侪间的水平联系。(3)事实上的学术组织。有系统性的教学和科研传承体系,即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重建初期所说的“五脏六腑”之“五脏”,18从而保证某一知识范式、传统和声望能够代际传递下去,反过来这种机制性的代际传递又维系着组织内的社会认同。

   对于知青社会学家来说,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求学经历,是许多人回忆往事时不得不谈的集体记忆,这也是他们生命历程中处于十字路口的重要节点或地标。从1981年招收以七七级四年级学生为主的第一届社会学专业班学员开始,先后有数百位不同专业的学生曾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我们访谈的40位社会学家中,从最早参与南开专业班授课的林南教授、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创系主任苏驼教授,到参加南开专业班学习或攻读硕士学位的人,总数15位之多,比例达到38%以上。除了具有这一共同经历的人覆盖面之广泛,更为重要的是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和其后几年连续开办的研究生班成了许多人社会学生涯的起点,从此走出的学者要么出国深造,要么在国内各院校担任院系要职,以至于在相当长时间里,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在学术圈内享有社会学重建之“黄埔军校”的盛誉。

   社会学重建以来最早设立的南开大学社会学系,通过延聘中外学者、开办社会学专业班及研究生班,成为一大批社会学人才的熔炉;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学术圈子的形成不但维系了社会学家们的社会关系及学缘纽带,而且在个人成就的不断加持下,这一圈子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声望,甚至在相当长时间里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了学科的表征,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集体认同:

   2016年,我们南开这一级的同班同学做了一次相逢30周年纪念会,召集人号召大家都回母校看看……我即席表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我们非常感恩南开大学,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具体来说,这个感恩不简单是说母校培养了我们,而是说社会学系当年真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翟学伟口述,第830页)

   我们宿舍常常熄了灯还开卧谈会,为“涂尔干”还是“杜尔凯姆”激辩过,20讨论过当时很前卫的《译林》刊载的国外小说。同宿舍的舍友李友梅现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阮丹青现任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教授。我们的友谊延绵了几十年。(彭华民口述,第535页)

   从这些在南开受教过的社会学家们的口述中能够获知,除却同学之间的友谊和联系,最具认知一致性的还包括对当年那些任教南开、享誉中外的学者的认同,许多人都把费孝通、彼得·布劳(Peter M.Blau)、林南和富永健视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几位老师。(宋林飞口述,第654页;张文宏口述,第911页)他们后来不仅与自己的同侪,还和这些老师保持了或长或短的联系,由此结成的社会纽带更是成了知青社会学家们学术生涯早期个人关系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学术共同体的塑造和强化同样具有相当大的作用。

   (三)出国与海归:知青社会学家的文化自觉与学术赋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掀起了出国留学的浪潮。在以国家公派留学生为主体的前提下,1980年之后国家开始允许自费出国留学,这大大激发了公众留学的积极性,使出国留学的范围由精英阶层扩大到普通阶层。而对于知青社会学家们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是他们集中接受高等教育的阶段,同时他们也是出国留学的第一批受益者。在我们所访谈的社会学家中,除了境外的5人拥有境外的博士学位外,其他本土成长起来的35人自1982年起也大多拥有了出国(境)留学或访学的经历。

   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改革开放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体现出知识与社会双重建构的特征,而这一特征在知青社会学家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时间向度上,改革开放后急剧的社会变迁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知青社会学家早年本土生活经历的合理化认知,即产生了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Verfremdung Effekt),对本土经验的陌生化使得研究者得以抽身反观自照,“并由此形成对本土文化的文化自觉”。21而在空间向度上,知青社会学家与异文化的接触以及对规范的现代社会科学训练的“补课”,则实现了一种他者化。他们的出国经历与后来者的不同在于:一方面当时中国的现代化正在起步阶段,与西方的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另一方面因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迁迅疾,这对那些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访国外的社会学家来说,观感上的文化冲击恐怕是后来者难以体会的,以至于1983年去美国留学、现在美国任教的谢宇会说:当时“我觉得太新鲜了,从飞机落地到抵达威斯康辛,真的什么都是新奇的”。(谢宇口述,1023页)

   时间带来的社会变迁,再加上空间上的不在场,在双重叠加的意义上放大了这种间离效果,使他们回国后产生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既认同又批判的复杂心理,从而极大地刺激了他们在现代背景下对本土制度与文化的反思:

   我认为跨文化经历提供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跳出具体的场景来看事情。……这不是说在国外待足够长的时间,人们的看法认识就一定是对的,但它是独特的,是放在不同的参照框架之下的。我们总是带着一个角度来看事情的。长期生活在一个环境中,就会对许多现象习以为常,不以为然。借助一个比较的视角,就可以提出新的问题来。(周雪光口述,第1129页)

   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出国潮背后国家的战略考量和大学管理者的谋划布局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归国的留学生,除了带有国内训练所不能及的文化资本以外,还被赋予了相当程度的社会资本,派遣留学生待其毕业后回国参与学科建设,这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恢复重建这一规划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候,许多高校的领导者,比如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和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在外派人员出国留学和任用回国留学人员方面都十分积极:谢希德在开会时说,“复旦将来要走在全国的前面,要靠我们现在派出一大批人出国学习,将来他们学成回来把复旦带动起来”;(周雪光口述,第1120页)而钱伟长在破格启用留学归来的李友梅担任院系领导时,甚至和希望她多做研究的老朋友费孝通发生了争执,钱伟长认为,“先建学科队伍更重要,如果没有队伍,社会研究则不可持续,李友梅必须要把这个系先建起来,把队伍建起来”。(李友梅口述,第401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以及社会科学重建的紧迫性,使这些学成归来的留学生获得了十分巨大的比较优势,在他们后来真正参与到学科建设时便转化为丰厚的制度性资源,不但在常规的学术职称晋升体系中所需要的漫长周期被大大缩短,而且和“70后”一代相比,知青社会学家往往提前多年进入到大学或院系的主要领导岗位。在这其中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海外留学经历要比后来者具有更加显著的赋权效应。

  

   双重变奏: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及其内在张力

  

   在同一历史条件下,相似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促成了知青社会学家们较为相似的心理认知,尤其像“恢复高考”和出国留学这类具有共同经历的事件,使得他们在叙述中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般的集体记忆,而在大历史中个体的具体际遇和选择又各有不同,在同与不同之间,知青社会学家们走上了各自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从宏观的历史相似性和具体的人生特殊性出发,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悟和理解其学术立场的出发点,而他们特殊的人生经历就成为其问题意识的直接来源。

无论是社会学抑或人类学,最初的问题意识都来源于19世纪后期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导致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断裂。正是工业文明的发展,向人类提出了重新理解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全新社会形态的需要。而将这一问题意识置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下,则产生了新的议题。对这一议题的理解,也必须放在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相互碰撞的历史背景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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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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