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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小国: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

更新时间:2021-08-14 09:59:50
作者: 岳小国  
并隆重祭祀,代代相传。如果说这类信仰属于一段遥远的记忆,难以稽考的话,那么武陵土司地区的土王崇拜则具有相对的历史“真实性”,因为它与土司世系直接相关。根据相关研究,湘西土司时期跳摆手舞的首要功能为祭祀已故土司,即土王。34在永顺土司司治老司城内,“土王祠里供奉着彭、田、向三姓神灵”,彭氏土司居中,两位陪祀神向老官人和田好汉为土司倚重的文官与武将,分立土司左右两侧。35该土王祠集中体现了彭氏土司的政治权威,将向氏、田氏官员一同纳入土王祠,有助于广泛整合区域内外的三姓民众。通过祭祀土王,区域内的血缘关系与土司政权也产生关联,民众作为土司“子民”是一种血缘关系的隐喻。土司本身即是区域内的强宗大姓,加上那些杂居的小姓族群,区域内的土王信仰具有了拟血缘关系、泛宗族崇拜的意涵,它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区域社会认同与整合形式。

   有研究指出,民间社会借助于宗教管理地方事务,通常会创造出地方主神等象征性权威。36土司“创造出”的祖先神不仅可以护佑其统治,而且还守护着土司地区的土地与土民。祖先神崇拜体现了这类神灵在沟通土司与民众之间的重要作用。武陵土司地区的已故土司被作为神灵祭祀,同时,现世土司也为民众所崇拜,近乎对待神灵一般。它亦诠释了一种普遍现象:土司神灵信仰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土民对土司的敬畏。地方志材料为此提供了证据,明代云南广南府,“相传先时止有夷人,风俗浑朴,畏土司如神明”37。土民“畏土司如神明”,这类情形在整个西南土司地区是比较普遍的。

   2.武陵土司地区的国家信仰

   在土司地区的宗教信仰中,也融入了一些国家信仰的内容或元素。官方宗教与民间宗教之间的意识形态区分在于,民间宗教主要强调特定神祇的灵力,官方宗教强调的并非神灵自身的灵验性,而是其行政层级。永顺老司城祠庙内“有汉土常见社稷坛”,彭氏土司每年均在此举行祭祀活动。38邻近的唐崖土司的社稷坛,“在东岳宫左侧”39。社稷坛是各级政府代表王朝统治地方、管理区域事务的象征,是代表王权符号的国家信仰的重要形式。土司是王朝任命的可以世袭的地方官员,社稷坛在土司地区存在,一方面向世人昭示土司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土司自视为王朝政治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并将区域社会的治理视作国家治理之一部分。

   土司地区的国家信仰也包含那些受王朝统治者敕封的历史人物,如桓侯、关帝等,他们是封建帝王认可并祭祀的重要神灵。这类神灵出现在土司地区透显出他们在服务地方治理方面所具有的影响或作用。唐崖土司辖区的张爷庙(亦称张王庙、桓侯庙)“在唐崖,距县六十里”40,始建于十一代土司覃文瑞时期,为当时重要的宗教场所,甚至改流初期的地方官员也延续了土司时期的祭祀传统:流官映奎下车之始,“即敬肃恭谒汉张侯庙”41。当地的关帝庙“在县西三十里梅子坪”42。据研究,在永顺老司城,关帝庙借助超自然的威慑力量,对土司征战活动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43桓侯、关帝为历史上中原王朝屡加敕封的正神,这类信仰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得到朝廷上下的大力支持。在武陵土司地区,这种与国家祀典相结合的信仰形式,既是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同时也表明土司欲借助历史人物的精神、事迹教化辖区民众,以其神迹福佑区域社会。

   武陵地区的土司还注重学习和吸收儒家思想,并在家庭内部开展儒学教育。容美土司非常重视日常生活中的君臣父子之礼,“子敬酒于父,弟敬酒于兄,皆长跪,俟父兄饮毕方起”44。各地土司也积极支持佛教、道教思想在本地区发展或传播,并兴建了多座庙宇。据记载,永顺老司城内12座宗教庙宇中包括观音阁、玉极殿、城隍庙、五显祠等多种类型的宗教建筑。其中,作为道教信仰的“土司城隍庙,在旧司城,明中建”45。在明代的贵州,土司、流官大兴佛寺、铸造佛钟更为一时之风气。46土司热衷于在其辖区广建寺庙,是因为寺庙对“荒蛮之地”及传统的民间信仰领域有着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在武陵土司地区,各类庙坛藉由信仰活动整合区域内的民众,凝聚社会认同,以达到服务于政治教化的目的。神灵与土司地区的联系意识形态化,显示土司是以王朝国家代表的身份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治理。

   综上,宗教或宗教信仰为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提供支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宗教活动通常属集体仪式或活动,因土司领导或参与,既展示了其领导才能,也提高了其社会声望。第二,桓侯崇拜等国家信仰形式,树立了土司在地方社会的正统地位,这些神祇除了反映地方的“国家化”特色外,也凸显了其“儒家化”的一面。第三,寺庙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一股重要力量,被视为是土司在荒蛮地区的政治延伸机构。

   (二)土司社会的宗族构建及军、政、族合一统治

   武陵土司地区宗族组织不及内地发达,从宗族组织三大“要件”(族谱、宗祠、族产)的形成看,它明显要晚于内地,但该区域在历史上一直有重视宗族组织与宗族文化的传统。“宗族”一词在土家语中称k‘a,有血亲群体的意思。武陵地区的土家人很重视父系单系继承,在亲属称谓中,对祖、父、子等辈份的细分相当丰富。47该区域父系宗族文化对土司时期宗族组织的发展、土司组织结构及其施政管理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清时期王朝设立土司并划定土司的管辖范围,与其姓氏、宗族密切相关。鄂西施州地区分布着田、向、覃等姓氏的十余土司,自“永乐以来,(田、覃)二氏子弟分为十四司,传之后世”48。因此,明代设置土司的策略之一即“令覃、田、黄、向诸大姓各有所属”49。在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通过任命地方上的强宗大姓为土司,并依靠之,以更好地实现区域社会的治理。

   武陵地区的土司亦将血缘宗族组织建设作为其一项重要工作。《历代稽勋录》被视为永顺土司世系早期具有族谱性质的文书,其成书于明万历时期,主要内容有彭氏土司的原籍、迁徙路线、彭氏各代父系成员的姓名、居住地、身份等。50另外,在永顺土司族谱中还记载了彭世麒“聘永定卫樊使君子珍,朝夕讨论建祠、修学、崇礼、尚贤,诸制度焕然一新”51。彭氏土司在发展过程中,努力完善和壮大其宗族组织,并注重与外界交流与讨论。彭氏宗祠由明代宣慰使彭元锦所建,供奉有历代土司的牌位,并藏有诸位土司制定的三纲五常法谱。52显然,土司重视族谱、宗祠等,对凝聚家庭、宗族内部力量,塑造家族集体认同,巩固土司社会的治理大有裨益。

   此外,土司还高度重视血缘宗族关系在构建其政权组织中的作用。土司即族长,其双重身份可谓相得益彰,土司制度中融合了宗族文化,宗族文化中又折射出国家权力。土司亲属组织与“政治机构”也融为一体。在政治机构中,作为土司佐贰官的总理、旗长等多为其重要宗族成员。在容美田氏土司内部,总理亦称“旗鼓”,“其官属旗鼓最尊,以诸田之贤者领之”53。除此,土司地区的土目也多为土司宗亲,若其无罪,亦可传于子孙。54在武陵土司地区,还有一种被称作“舍把”的佐贰官,五营长官在内的宣慰司中枢要员,甚至连“旗鼓及诸子婿与内亲”均成为舍把,即宣慰司的“族人”,“代替土司行使家族统治职能”55。武陵土司地区的土舍、土目、舍把等主要由土司宗族成员担任,他们对土司负责,承担征税、管理等职责,同时与所处的旗、峒等基层又有着自然的联系,正是他们分担了土司在社会治理中的部分职能。

   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揭示,宗族与国家政权基层机构并存,“是稳固国家统治的一个因素”56。在土司地区,宗族组织亦是稳定地方秩序的重要因素。土司制度与宗族制度相结合,地方大姓首领被任命为土司,“宗族于是内化为土司社会治理规则与实践的重要元素”57。它不仅是土司基层的一种组织,是旗、峒社会活动的核心,也同时构成对民众交往活动及日常生活控制的基础。

   (三)构筑土司社会治理的模式

   在传统社会,宗教与宗族组织及其活动成为基层首领展示才能的场所,也是权力寄托的场所。土司地区的治理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土司运用传统社会的权力、政治元素等,整合地方社会的实践及过程。

   1.宗教信仰的区域性特征整合土司社会的宗族性特征

   宗教信仰以其所具有的区域性特征整合土司社会的宗族性特征,这是武陵土司地区社会治理的一个特色。在宗族与宗教的关联中,土司对地方宗教的影响与控制构成其宗族力量整合的基础。宗教信仰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历来占有重要地位。土司建立庙宇既是地方治理的政治象征,也有助于行为教化的传播。58土司还致力于将区域社会的宗教信仰塑造为与血缘、宗族组织相联系的仪式与宗教实践。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为,土司对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以及土司先祖的崇拜与神化,并将之塑为“正统”,在整个土司地区推广与传播。59土司参与这类民间祭祀实际上已将其转化为一种官方倡导的“正祀”60。在整个土司地区,族群边界模糊,大姓聚居,小姓群体杂居,对诸如土王的祭祀活动有着多重功能:对(土司)同姓民众来讲,土王信仰及对已故土司的祭祀可增强宗族情感,拉近与土司的情感距离;土王信仰对异姓民众同样具有整合功能,该仪式向人们宣示区域社会所有民众之间一种同根共祖的关系,开启了一种模糊的泛宗族认同意识,强化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地方传统。

   土司地区的宗教信仰,尤其民间信仰对当地宗族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土王信仰在土司时期演变为对已故土司的崇拜和祭祀。永顺土司、唐崖土司在其司治中心均设有宗祠或宗庙区,以祭祀去世的先祖(土王),并在重要位置开辟家族墓地。61对于宗族组织与宗族文化不甚发达的土司地区来讲,土司借这类仪式活动既团结了家族成员,又有助于土司地区宗族力量的发展。土王信仰既是土司家庭内部的仪式,也是整个土司地区的宗教活动。62土王信仰对土司所在的大姓来说是一种构建宗族认同的重要方式,而其他姓氏也以土司“子民”的身份祭祀土王,将之视为祖先神,这显然对整个土司地区宗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宗教信仰,土司社会构建以地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对抗外来威胁。宗族一方面是民众联系起来与其他族群对抗的组织,同时也是进行宗教活动的组织。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一个显著特征为大姓聚居,但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即有大姓而无大族。土司地区是一个多姓氏聚居的社会,彼此不以姓氏分类,宗族不太发达,但形成了一定的姓氏认同。民众“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习耕凿”63。如何将这类群体凝聚在一起,以维持区域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宗教信仰无疑是个重要纽带。在永顺,“土人度岁,先于屋正面供已故土司神位,荐以鱼肉。其本家祖先神位设于门后”64。永顺县在改流初期,土司虽已废除,但民间社会仍极崇拜土司神,其地位远高于家先神。这类区域性的土王信仰就具有模糊的祖先崇拜及宗族整合的性质。武陵土司地区的情况表明,多数民众缺乏同一宗族成员的谱系证明,但因聚居一起,又因宗教信仰建立了区域内共同祖先认同,这实际上构建了以地缘为基础的一种宽泛的宗族范畴。

   2.土司的婚姻政治与对外交往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宗族之制,“不但夫妇、父子、兄弟之间互尽抚养之责,且推及于凡与家族有关系的人(如宗族姻亲等),并且悬念已死的祖宗”65。这表明,宗族组织、宗教祭祀,及姻亲关系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在土司地区的社会组织系统中,除了宗教与宗族等区域内的地缘、血缘组织外,通过联姻拓展外部关系也是其普遍采用的一种巩固统治的策略。

“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66,说明婚姻的要义在于宗族间的联合。武陵地区的历史发展显示,湖广之田、彭,“远者自汉、唐,近亦自宋、元,各君其君,各子其子,根柢深固,族姻互结”67。在武陵地区土司制度形成前,族际联姻即是一项传统。进入土司时期,永顺土司实行等级婚,对通婚对象有着严格的要求或限制,常以维护土司外部环境和内部统治为出发点。永顺土司除了周边的保靖土司外,还与四川的酉阳、鄂西的散毛等土司建立了联姻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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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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