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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斌:“把自己作为方法”——兼谈民族志文本中作者的“主体性”

更新时间:2021-08-10 14:20:29
作者: 郭建斌   姚静  
有线广播的适用使得生产队内的权力关系表现得更为充分,它不仅转播县和公社的消息,而且(是)赋予生产队长更加有效地安排生产的工具,虽然说生产队长在广播中仍然指名道姓地要张三去耙田,要李四去县城取化肥,但他安排生产时不像在队部那样的场合具有那么浓重的协商的成份。有线广播这时与集体的生产方式和生产队的集权关系紧密结合,反映同时也强化这些关系。与此同时,有线广播每天清晨和晚上播出的革命音乐与样板戏也成为这个社区共同的文化娱乐,成为这个社区与其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连接的表现(manifestation)之一。对于一个外来的人类学家来说,这个小小社区的生活方式与有线广播这一传播媒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与当时当地的日常生活相互渗透,显示出某种秩序和仪式(order and ritual),造成一个具有乌托邦意味的文化氛围。

   潘忠党的那篇文章并不是一篇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志式”的论文,以此为例,是希望对如何把自己作为方法(个人经验问题化)进行具体说明。

   上述现象,对于那个年代在中国农村生活过的人来说,似乎不会陌生,这几乎是每个人均能感知到的。但是,从潘忠党的表述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描述,这也正是“坐在高高的谷堆旁,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和学者在论文中讲述个人经历的差别。呈现上述现象,潘忠党想表达的意思或许是特定历史语境下中国农村社区的传播实践、权力关系及意义表征。尤其讲到了有线广播出现所带来的权力关系及其由有线广播所建构起来的乡村文化生活的意义方面的变化。这些当然是笔者从文章中读出来的意思,并没有向作者求证过,或许笔者的理解和作者想表达的意思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对于作者讲述这样的个人经历的理论“企图”的判断,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潘忠党的以上讲述,其实和人类学工作者的讲述,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从以上例子中还可以看出,作者讲述这段个人经历时,是在他已经成为学者之后的一种“回忆”,这样的“回忆”,自然不可能是当时具体情况的“忠实记录”,肯定有所取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作者在接受了相关的理论训练之后,或者说在进行相关的理论思考时个人经验的“带入”。假如说潘忠党最后没有成为一个学者,或是仅仅作为一个“返乡青年”在某个单位从事一个非学术岗位的工作,他应该不会有以上的这样一种讲述。关于这一点,与项飙的讲述,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别。

   接下来,再举一个基于笔者研究经验的例子。

   笔者前几年做的关于滇川藏“大三角”地区流动电影的研究,从题目的选择、问题的提出以及对研究问题所做的回答,均与童年时代在农村生活看露天电影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相关的成果已经发表、出版,12不再赘述,在这里只想讲一个笔者童年时看露天电影的故事:

   记得有一次听说公社放电影,也不知道是什么片子,年纪稍长一点的大人或许知道放的是什么片子,我们小孩子,只要听说放电影,有时跟着大人去,有时小伙伴结伴而行。从我家到公社大约有三公里多的路,已经有公路,因此我们可以沿着公路走。到了公社的大院外面,看到进入公社大院的门口已经有很多的人。那时我们也知道了当天晚上放映的影片的名字——《红楼梦》,据说是一部和爱情有关的影片。那时公社放电影是售票的,要买了电影票才能进入公社的大院。有时片子不太好看,检票的人也不太严格,小孩一般都让进去。但是据说那天晚上的片子好看,所以检票的人也异常严格。有几个孩子试图夹在大人中间蒙混进去,都被检票的人拎着衣领就扔了出来。像我这样胆子比较小的人,根本不敢去尝试。根据我们既往看电影的经验,有时片子放到一半,检票的人也就不再检票,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出。但是那天晚上,直到放映结束前的几分钟,检票的人才离开。我们进到公社的院子,里面人满为患,看到了一点银幕上的人的影子,完全不知道这部影片到底是讲什么“故事”。电影结束后,又和同伴们徒步三公里多回家。

   在笔者童年的观看露天电影的经历中,或许正是因为这一次没有看成电影,记忆尤其深刻。当然这样一次特定的观影经历,它与电影的内容没有直接联系,这也是以前在乡村观看露天电影的一种普遍情况。

   这样一些童年时期观影经历的记忆,并不能直接成为学术研究的资料。在关于滇川藏“大三角”地区流动电影的研究中,笔者前后进行了五年的田野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虽然语言有隔阂,但是经过翻译之后,其实访谈对象所讲到的很多经历,与上述童年时期的观影记忆,有很多“故事”是相似的。

   或许正是因为童年时的这样一些经历“投射”到了笔者后来的研究中,当然,还有理论阅读,最终促使笔者把流动电影的观看理解为一种社会交往活动,而不仅是从观看者对于文本的解读这样一个较为狭窄的视角来进行考察。

   通过上述两个具体的例子,笔者想就如何把自己作为方法(或是如何把个人经验问题化)做出具体说明。尤其是对于基于笔者研究经验的例子,那些浸润着个人经历并且也形成了初步的理论表达的研究成果是否具有意义,还有待学界同仁的进一步检验,而不像项飙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学界广泛认可。

  

   四、“把自己作为方法”会引出什么问题?如何规避?

  

   如前所述,“把自己作为方法”(“个人经验问题化”)已经不是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把自己作为方法”(“个人经验问题化”)可能带来的问题。人类学研究(也包括社会研究)中的主观性难以避免,但也不是说可以“任性而为”。关于这一点,其实也是前文提到的民族志进入“反思”阶段之后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反思,一方面是并不否认个人主观情感的介入;另一方面,也对这种介入了个人主观情感之后所生产出来的知识产品抱有一定的警惕。

   关于这方面的相关问题,笔者也曾进行过讨论。在此,围绕“把自己作为方法”到底会引出怎样的问题,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如何规避这些问题进行简要说明。

   “把自己作为方法”可能会引出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并不是所谓的“主观”与“客观”之争,而是研究问题如何更好地体现“公共性”。关于学术话语的“公共性”,本身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此处不在理论层面展开,而是想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进行说明。现在媒体上关于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有不少的报道,笔者并不否认这种不良影响的存在,也有研究者朝着这一思路去做实证研究,甚至把电子游戏预设为“电子海洛因”。若用问题表述,即电子游戏对青少年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或许现实生活中这一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甚至对于某些个体或家庭而言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研究者可以对这样的个体或家庭抱有同情心,但这并不等同于这里所说的“公共性”。在笔者看来,研究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述,或许能够更好地体现研究问题的“公共性”——青少年为何会“迷恋”上电子游戏?这样一种“成瘾”与社会、家庭等有着怎样的关系?

   在此对于研究问题的“公共性”的强调,并非是要求研究者完全抛弃个人的七情六欲,只是作为一个貌似客观、中立的“机器”,而是说对于自己的情感、态度、价值、站位要有所警惕。关于这一点,有学者在对人类学中“反身性”问题进行解释的同时也提供了一套操作策略,转引如下:

   反身性问题,不仅仅是强调研究者内在的自我反思、自省,也强调对整个研究的全景式把握,以及这种全景式把握所形成的研究者与研究之间的一种疏离感,正是这种疏离感营造了一种动态的“身外之境”的状态,令研究者在研究的每个环节都保持对整个研究过程的全景式自我观察,进而实现“反诸己身”的对本文化的自我审视。

   就引出本文话题的项飙以及他的研究问题而言,既然是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关联,因此,把他的个人经历与他所关注的研究问题联系起来,或许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为何会关注这样一些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对他的某些问题或观点进行指责,甚至延伸到所谓的立场之争。

  

   五、民族志文本中作者的“主体性”

  

   沿着前文所做的讨论,笔者想说的是,之所以有人会对“把自己作为方法”尚存疑问,根源在于并未很好地理解民族志文本中作者的“主体性”到底是如何体现的。笔者也不时会听到这样一些问题:在那些用田野调查方法完成的论文中,是否可以以第一人称(即“我”)来进行表述?在一些学术期刊论文中,常见的表述是“笔者”“作者”等(包括本文),在新闻报道中,通常使用的是“记者”。当然这些文本并非都是民族志文本,不能用民族志文本的标准来要求这些文本的书写。但是对于民族志文本而言,如果在观念上彻底接受了“把自己作为方法”,文本中是否可以出现“我”这样的第一人称,似乎就不再会有疑问。在国内新闻传播学科中,前些年也曾围绕两篇类似的硕士论文展开过讨论,当时笔者也参与过讨论,在此不想旧话重提,而只是想说明至少在新闻传播学科中,不少人对于“把自己作为方法”,或是民族志文本中作者的“主体性”如何体现还缺乏必要的理解。

   在民族志中,强调作者的主体性并且在文本中可以直接以第一人称“我”来进行叙述的典型就是“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虽然“自我民族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讲自己的故事”16,但是,在“自我民族志”中,作者个人的经历、情感、体验,甚至是价值判断等等,是可以进入到文本之中,并且文本也完全可以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进行叙述。正如有学者在讲到“自我民族志”时所说的:“我从自己的个人生活开始,关注自己的情感、思绪和情绪。我采用那种我称之为‘系统的内省’和‘情感召唤’的方法来试图理解自己的生命历程。然后,我把它写成一个故事。”17对于民族志本文中用第一人称写作,上述两位作者中的后者这样讲到:

   我们何以视作者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在文章中被压制的现象为理所当然呢?别忘了,究竟是谁在收集证据?谁在具体论证?又是谁最后得出结论?随着放弃个人的能动性,第三人称、被动语态作为写作规范被我们的学术出版物强化了,这些著作更加看重的是抽象的客观知识,而不是个体叙事和第一人称中的直接证据。对绝大多数作者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用第一人称写作的念头。他们已经陷入自己建构的优势学术话语规范而不能自拔了。一旦去个性化成为论文的规范,那些个人的、自传性质的故事也就成了表达的禁区。

   “自我民族志”不但强调第一人称的写作,很多时候这样一些民族志文本讲述的还是自己的人生经历。近年来,国内学者提出了“主体民族志”的说法,虽然在叙述时未必用第一人称“我”,但是在文本中“主体性”的凸显,与“自我民族志”并无根本的区别。18正如论者在为何要提“主体民族志”时所写到的:(因为)“以往的民族志存在的重大缺陷是对主体表述的缺失”19,并且认为“主体民族志”“是对科学民族志的颠覆”。20概念提出者除了对概念本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21之外,还进行“主体民族志”的写作实践21,其中,《自我的解释》应该是最重要的代表作。该书以作者69年的人生经历以及69篇日记作为自我研究的对象,对生性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再阐释,回应了国际人类学界的文化决定论、“文化—个性”观等相关理论,提出了“文化性—个性—生性”的新的解释模式。

   “自我民族志”“主体民族志”均是较为彻底地实践“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典型例子,同时也是作者的“主体性”得以充分释放的典型。

  

   六、结语

  

本文的话题是《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引出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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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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