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作品记》的“作品”

　　 2018 年9 月，我到中山大学参加当代文学史料问题会议，陶东风教授要我到你们学校做讲座，时间定在17 日下午。因为超强台风“山竹”正好从珠海、广州过境，广州宣布停工停课，讲座只好取消。今天也可以看作是两年多前计划的弥补。当时拟定的内容，是以刚出版的《读作品记》这本书来讨论文学作品的阅读。选择我的书作为对象，只是想更多结合自己的体会，读作品时遇到的问题，做一些侧重个人经验层面的讨论。

　　 2011 年以来，我的几本书的书名都有“阅读”这个词，如《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初版，2017 年再版）《读作品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阅读经验》（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 年版）和《文学的阅读》（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系列2017 年版）。后面两本不要求收入文章，是初次发表，内容与前面两本有重叠。这些书谈的“作品”，不限于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传统文学文类，也有一些理论论著，如俄国思想史家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作家爱伦堡、阿拉贡、加洛蒂的文学评论，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的研究著作《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台湾周志文、吕正惠教授谈古典音乐的书……有的时候，我也把一些精彩的理论著作当作文学作品读，它们和文学作品的界限并不绝对。如20 世纪80年代初读丹麦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李健吾先生的不少文学评论也写得很漂亮。20 世纪60 年代“内部发行”的《爱伦堡论文集》（《世界文学》编辑部1962 年版），里面收有他1956 年为茨维塔耶娃诗集写的序。当时我尽管对茨维塔耶娃一无所知，爱伦堡的文字却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茨维塔耶娃在一首诗里提到自己的两个女人，一个是淳朴的俄罗斯妇女，乡间牧师之妻，另一个是傲慢的波兰地主太太。旧式的礼貌与叛逆性格，对和谐的谦敬与对精神紊乱的爱，极度的傲慢与极度的朴实，玛琳娜·茨维塔耶娃都兼而有之。她的一生是彻悟与错误所打成的团结。她写道：“我爱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但是以永别，不是以相会，是以决裂，不是以结合而爱的。”这不是纲领，不是厌世哲学，不过是自白。

　　 ……

　　 她爱得多，正是因为她“不能”。她不在有她邻人的地方鼓掌，她独自看着放下的帷幕，在戏正演着的时候从大厅里走出去，在空寞无人的走廊里哭泣。

　　 她的整个爱好与迷恋的历史，就是一张长长的决裂的清单……

　　 “在戏正演着的时候从大厅里走出去，在空寞无人的走廊里哭泣”——这些句子，连同那“带阁楼的房子”窗户的绿光，是一个时期心灵的难忘慰藉。

　　 这些年，我读了许多以赛亚·伯林的书，他的《俄国思想家》，翻阅不止一次。伯林的书大多有中文译本，大陆版的译本中，唯独《俄国思想家》出自台湾翻译家之手。译者彭怀栋2018 年刚去世。他翻译过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萨义德的《乡关何处》、约翰·麦克里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界对《俄国思想家》译文评价很分歧，批评与喜欢各执一端。分歧也涉及准确性，但大多是文笔与语调方面的争论：一些读者不大喜欢那种文白相兼的文体，有些看来“生造”的词语。王元化先生也有许多批评。我则属于“喜欢”一派。伯林对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的描述，彭怀栋的译文是：

　　 论外貌，别林斯基身材中等，瘦骨嶙峋，微佝；脸色苍白，麻斑略多，兴奋时容易通红。他患哮喘，容易疲倦，通常一副恹恹之相……生人在前，羞涩，局促……知交如年轻激进分子屠格涅夫、包特金、巴枯宁、葛兰诺夫斯基在座，则生龙活虎、意气风发。文学或哲学讨论的热烈气氛里，他目光精闪、瞳孔放大、绕室剧谈、声高语疾而急切、咳嗽连连、双臂挥舞。……入社会之中，迟拙不安，往往沉默寡言，而耳闻他认为邪恶或油滑不实之语，即凭原则而干预。据赫尔岑证言，遇此情形，他可怕的道德愤怒，有万夫莫当之势。

　　 他因辩论而激动之际，最有可观。

　　 我的喜欢是个人的偏爱。原因无他，就是对自己平淡、毫无韵味的“大白话”感到厌烦。这也是我20 世纪80 年代读到语言上“不纯”的昌耀诗时的惊喜。新鲜感就是陌生感，需要一种“不纯”以挑战平庸的语言和生命；也就是“不纯”转化为“不驯”的破坏力量的可能。

　　 三重历史时间

　　 有批评家读了我读作品的文章后认为，我主要是采用“历史化”的解读方法。细想起来确实是这样：这是文学史方法的延伸。一个时期曾力图有所改变，因积习难改而没有成效。对文学文本做历史解读重要，也很流行，但这种角度、方法并非唯一，它的重要性有时候也不必强调过分。因为，那些被称为文学经典的文本，都具有超越“历史”、超越立场的思想语言内涵和魅力。“左”派批评家伊格尔顿曾有这样的说法，只要有人支持“回归语言的敏感”，即使彼此政治立场南辕北辙，也都能在精读细品文学中找到共通点（《如何读文学作品》，台北商周2014 年版），也是在承认这种“可携带”的超越性。

　　 文学文本的历史解读的方法基于这样的信念：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受制于时代环境，也与他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他的作品，不仅透露个人生命、情感信息，也是特定民族、阶级、时代、文化的表达。另外，解读者也处于“历史”之中，解读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也受到时代、民族、文化传统、解读者生活处境的制约。根据这样的理解，历史解读就会努力将文本与一个社会背景关联，分析它所受的特定社会影响，为取材、人物、叙事方法、语言、风格等提供心理或历史的解释。这样的解读路径，相信不会遵从另一派批评家的主张。在后者看来，了解一位诗人或作家，你必须融入他的世界，任自己为他所支配，与他的情绪浑同合一，体悟其经验、信念。这一派批评家强调直觉、感受力的决定性意义。而对历史批评来说，直觉等可以是起点，却不是终点。在将细节“片片撕碎”的基础上对缝隙、“症候”的发现，揭发人所未言的隐蔽的历史含义，才是设定的最终目标。

　　 《我的阅读史》中，收入谈《日瓦戈医生》的一篇。小说故事从2002 年写起，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不过主体部分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国内战争时期。法捷耶夫的《毁灭》也是写这一时期的，它们之间的差异却显而易见。最主要的是作家不同经验和对这场革命的不同态度，另外也跟写作的时间有关。《毁灭》出版于1927 年，是近距离（时间上）处理他的经验，有一种现场感；《日瓦戈医生》成书于20 世纪50 年代，那段历史已被拉远，基调是反顾性的沉思。《毁灭》出版之后，在苏联、中国长时间被当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文本，而《日瓦戈医生》出版后二三十年间在社会主义国家被看作悖逆这一路线的异端。它的出版和1958 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不限于文学圈的轩然大波，它成为冷战时期两大阵营政治意识形态角力的工具。

　　 我在分析文章中谈到，20 世纪80 年代这个长篇的第一部中译本出版（漓江出版社1986 年版）之后，中国批评界对它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固然，在当年的“先锋文学”热潮中，期待从中找到现代主义新方法的肯定失望，帕斯捷尔纳克20 世纪头20年，确实曾热衷于新的语言、形式，但到写作《日瓦戈医生》的时间，已反省了自己过去的文风，抑制、放弃了那种华丽、才情外显、炫耀想象力的风格。从总体而言，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读者，或者受好莱坞的改编电影的影响而关注其中的爱情，但多数人更侧重所揭示的革命的“精神后果”这个层面。它描述了在革命风暴中，个人命运如何被“历史”限定，甚至“绑架”，也写了如何不让个人生活经验和生存之谜，被潮流淹没，消失在“政治的确定性”之中的带有悲剧意味的挣扎。“一个崇高完美的理想会变得愈来愈粗俗，愈来愈物化。这种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希腊就这样变成了罗马，俄国的启蒙运动也就这样变成了俄国革命。”——这段话在20 世纪80 年代的思想运动中，成为一些人“反思”的历史参照。

　　 这里提起《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并不是要对它做全面的解读，只是借它为例，来提出历史解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历史解读自然要将文本放入“历史”；对“历史时间”的敏感是个关节点。日本学者丸山升说的“敏锐的时间感”（《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中国现代文学轮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需要处理三重的时间关系：文本的时间、写作的时间和解读者所处的历史时间。它们之间关系的处理，考验着解读者的思想艺术能力，是否能在新的历史时间里释放文本拥有的“历史潜能”，是否能在三重时间的复杂关系中建构一种“秩序”，创造文本的新的“历史潜能”。

　　 放入历史和“逃离”历史

　　 文本的历史解读自然要将文本放入历史，也就是前面说的为文本关联一个“社会背景”，相对于文本自身来说，就是围绕文本生成的“外缘性”知识。这包括社会历史状况、文学制度、文学时期风尚、作家的性格素养等传记因素。地域、自然条件、气候等，也可能影响文本的性状。

　　 但背景性知识在文本解读上的必要性，批评家有不同看法。也有的人认为，这种知识越多，越可能触及不到艺术的精髓，他们强调的是艺术感觉和心灵领会。孤立地争辩这个分歧的对错没有必要也无益，问题在于文本的性质，还有解读者期望读出什么。

　　 不同文本与历史，与作家传记之间的关联方式不同。举例来说，读卞之琳20 世纪30 年代的诗，知道他的生平和时代背景固然有好处，但非必要；读牛汉、昌耀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包括以自身经历作为题材无限变奏的王蒙、张贤亮，不知道他们在当代的遭遇、曲折的人生经历，对作品的理解会隔着一层。牛汉有一个随笔集名为《生命的档案》，昌耀20世纪80 年代的诗文集取名《命运之书》，都显示了他们的写作与自己生命无法剥离的关系。中国当代大部分作品，与社会政治，与开展的各种运动、与政府颁布实施的政策法规的关联，相信是别的时期和别的国家都罕见的。这些年对《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等农村小说的研究是个小热点，分析这些作品，试想对20 世纪50 年代的土地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各个层级（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互助合作组织的结构、农民入社条件、劳动和分配报酬制度等不甚了了，如何能深入理解作品中写到的矛盾冲突，理解人物的思想情感？不了解当代的城乡关系，就不会明白一个时期小说热情表彰进城支援工业建设的农村青年，另一段时间，立志留在农村的又被树立为光荣榜样。当代文学史研究一般被认为缺乏学术含量，可是要记住这么多的远动、政策、概念，也是很辛苦的。

文本解读在对“外缘性”知识的依赖程度上并不一律，存在着双向的运动。一是积极放入历史，另一个是“逃离”历史。以赛亚·伯林的《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一书中，收入《威尔第的“素朴”——为W.H 奥登而作》的文章。他将作家、艺术家区分为“素朴”与“感伤”两类。伯林喜欢类型分析。最著名的是1953 年写的《狐狸和刺猬》，他借公元前7 世纪希腊诗人阿尔奇洛克斯残简的“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加以发挥，在思维方式和艺术人格上将作家、思想家区分为两大类型：狐狸追逐多个目标，思维是零散的；刺猬目标单一，固执，坚守一个单向的、普遍的原则。他说，柏拉图、但丁、尼采、黑格尔是刺猬类型，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是狐狸类型，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去年我写的《纪念他们的步履》，半开玩笑说谢冕先生天性是狐狸，却自认为是刺猬。伯林的另一个著名类型分析是关于艺术责任的：他说“法国态度”视艺术家为“承办者”，为读者生产最好的、高度艺术性的产品；而“俄国态度”则是将社会道德、社会参与、现实关怀看作是人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