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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美国行为的根源——出自政治史学的观察

更新时间:2021-08-09 09:26:44
作者: 刘小枫 (进入专栏)  

  

   基辛格非常聪明,他看出周恩来总理所表达的两项基本主张与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有关,只不过被说成了来自共产主义思想(《论中国》,页241)。在基辛格看来,新中国虽然身着现代意识形态观念外衣,骨子里却是儒教文明国家。如果我们承认基辛格在这一方面的眼力比我们更具穿透力,那么问题就来了:基于基督教欧洲的历史经验,基辛格会相信周恩来总理代表新中国做出的庄严承诺吗?

  

   听了周总理的申明后,基辛格教授当时心里是这样想的:

   马基雅维利会说,如果一个国家想得到一项保证而又不愿乞求,那它就应搬出一个概括性的提法,然后将它适用于具体情况,这样做符合该国利益。这也就是周恩来这么说的原因之一。(《论中国》,页241-242)

  

   我们很难设想基辛格教授不熟悉西方的古典政治教诲,但他看待周恩来代表新中国所表达的国际政治主张,不是凭靠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或西塞罗甚至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教诲,而是凭靠马基雅维利(1469 - 1527)。按照这种政治理解,根本就没有国家间的政治平等这回事,重要的是有实力的大国支配下的均势。基辛格年轻时一度沉迷于康德和斯宾格勒,但在对现代欧洲政治成长过程中大国更迭的历史做过一番研究后,他完全服膺了马基雅维利之道。[19]

   对基辛格而言,现在由历史生成。现在的政治因此是由以往的政治塑造而成。事实上,后者“代表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最不可动摇的必需品”,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无情”。[20]

  

  

   凭靠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理解,基辛格把新中国的国际关系主张理解为一种阴柔之道:新中国总理“向美国保证,中国不是个潜在的威胁”,不过是狡猾地想要美国“不必用军力与之抗衡”(《论中国》,页242)。他曾评论说,斯大林“靠无情、多疑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统治方法治国”(《论中国》,页105-106),而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在处理中美关系事务时同样如此。连基辛格这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这样,我们若以为美国政治人会相信新中国的发展不会是“潜在的威胁”,如果不是一厢情愿也只会是自己哄自己——文明德性品质的差异又会多了一个显著例证。

  

   基辛格以马基雅维利式的多疑心态继续说:

   中国不以炫耀武力为荣的国际行为准则源自孔子的学说。要考验这种新关系,就要看这些准则在动乱压力之下是否还能站得住脚。(《论中国》,页242)

  

   这一说法让我们看到,基辛格的政治言辞在涉及政治道德时如何闪烁。因为,不炫耀武力与“在动乱的压力之下”凭靠并使用武力克制动乱并没有矛盾。用武力做正义的事情与做不义的事情,有伦理品质上的差异——美国凭靠武力把钓鱼岛交给战败国日本“托管”,就是再明显不过的行不义。基辛格显然不能说,当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时,新中国动用哪怕是孱弱的武力克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式的非法干涉有违孔子学说。

  

   不过,基辛格的这一说法也让我们看到,他多少意识到,新中国与美国这个从基督教欧洲的宗教叛乱衍生出来的新国家有伦理品质上的差异,而自己是在同一个并未与自己的古典文明传统断绝关系的政体打交道。虽然都基于科技和商业文明的进步论,新中国仍然出于文明本能地恪守自己的传统德性。与此不同,美国的诞生基于近代欧洲文明与西方古典文明原则的决裂,它凭靠所谓新的“自然主义”原则相信,政治“超越了善恶”,在实际政治中应该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地扼制机运——不择手段成了一种政治德性。

  

   但基辛格不会让自己显得公开服膺马基雅维利之道,毕竟,即便在西方基督教的政治传统中,马基雅维利之道也名声不佳,难免招惹道德非议。1569年,“马基雅维里主义”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一本英语字典中时,其含义被定义为“在权术或一般品行上耍阴谋”。[21]当有记者问及基辛格是否深受马基雅维利影响时,他断然否定,并说真正影响自己的哲人是斯宾诺莎和康德。如果基辛格在政治思想史方面下的功夫再深些,清楚斯宾诺莎与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内在关联,他就不会这样说了。[22]

  

   事实上,即便到了耄耋之年,基辛格仍然相信,马基雅维利之道堪称世界历史的永恒法则。他在评说公元前四世纪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大臣桥底利耶(又译“考底利耶”)时,准确而又清晰地表达了他对马基雅维利之道的理解。据说,桥底利耶“与马基雅维利一样”,“提出了务实的行动指南,而不是制约性的规矩”。正如法国崛起时路易十三的大臣黎塞留(1585-1642)信奉的那样,其原则是“国家领导人无权根据个人良知谨守道德而危及国家生存”,或者说如普鲁士王国崛起时的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的行为所体现的那样,国家“自我保护的内在逻辑无关道义”(《世界秩序》,页250 - 251)。

  

   由此可以理解,基辛格若要与中国这个从未与古典文明断绝关系的文明政体打交道,就还需要另一套政治说辞。

  

   基辛格如何解释“世界新秩序”

  

   1994,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举步维艰之际,已经73岁高龄的基辛格出版了一部政治史学大著——《大外交》。该书结尾时,基辛格这样预测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

   美国发现自身的处境十分近似于十九世纪的欧洲,我们可以希望类似于梅特涅体制的某一体制能够演化,借由共同的价值观增强势力均衡。在现代世界,这些价值必然是民主理念。[23]

  

   基辛格这样说的时候,正是“冷战”降下帷幕之后,美国独领全球风骚的历史时刻。奇妙的是,仅仅二十年后——或者说当基辛格发现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迅速崛起之后,他却又重申,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已经“彻底打碎了天下一统或同一信仰的人团结一致的假象”,而他所推崇的欧洲式均势观念“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中立和针对情况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世界秩序》,页21、24)。这意味着,即便为了“增强势力均衡”,也不可能借助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即便它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也罢。显然,基辛格没可能说,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不是一套意识形态观念。

  

   究竟是哪种情形?为了“增强势力均衡”究竟需要还是不需要某种共同价值观?如果的确需要,那么,它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共同价值观?显而易见,这样的问题迄今没有定论。由于美国一向凭靠经济和军事优势把自己信奉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说成天下一统的共同价值观,按照基辛格所信奉的马基雅维利之道,他仅仅需要针对情势变化提供不同的政治修辞。借用研究“冷战史”的权威学者加迪斯的归纳,基辛格属于欧洲人“大战略”思维传统的一种类型,这种人“谦逊有加,知道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做出相应调整的灵活性,以及接受甚至让矛盾为我所用的聪明才智”。[24]

  

   政治史学家告诉我们,梅特涅(1773 - 1859)服膺实力政治原则,他“英雄般勇敢地去行动、不择手段地[即马基雅维利主义地]推行既定政策”。[25]基辛格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清楚知道,梅特涅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政治家”,拿破仑已经说过“梅特涅混淆了政策与阴谋诡计”。[26]基辛格“希望类似于梅特涅体制的某一体制”能够增强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均衡,表明他并不避讳马基雅维利之道。

  

   尽管如此,基辛格追仿梅特涅仍然会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梅特涅联合欧洲的王朝国家重建欧洲秩序时,代表的是欧洲传统的王权神圣的价值观,而英属美洲殖民商人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第三等级的《人权宣言》所宣示的人民主权论与神圣王权论势不两立。革命军人拿破仑(1769-1821)称帝后,虽然强化了君主式的绝对主权,并没有砍掉共和主义这面普世大旗,反倒利用它剥夺邻国“主权”,凭此“还(不无道理地)自视站在了启蒙运动的顶峰”,成了“代表全球权力的领袖”(《世界秩序》,页45、48)。[27]换言之,基辛格应该显得推崇拿破仑,才会让人觉得他在逻辑上保持了一致。

  

   基辛格不可能拒绝拿破仑的普世共和主义,他至多只能批评拿破仑没有致力于通过让欧洲保持势力均衡来维持法国的安全,而是企图通过军事行动让法国成为欧洲霸主。基于美国利益及其战略需要的立场,基辛格的聪明才智想到的问题是:如何将梅特涅与拿破仑结合起来,即采用梅特涅这位“欧洲的首相”所设计的体制来实现《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所宣称的“共同价值”。这意味着,十九世纪的梅特涅凭靠马基雅维利之道设计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应该转换为美国主导的“世界协调”(Concert of World),在冲突发展成战争之前解决各国间的纷争。

  

   2011年,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基辛格教授应邀参加了一场题为“21世纪属于中国吗?”的国际性公开论坛。他在这个场合说,“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中国历史上一直被一些较小的国家所包围”,它们没有哪个能单独威胁中国,但如果它们联合起来就不同了。[28]人们若没有从这样的言辞中听出,基辛格实际上在向中国周边的国家教唆马基雅维利之道,只能说明人们对基督教欧洲的政治成长经历过于缺乏了解。

  

  

   基辛格继续说道,“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对外政策可以被描述为‘蛮夷管理’政策”,而如今“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与中国实力相当,中国从来没有应对过这样的世界”,这对中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挑战”。奇妙的是,基辛格同时又承认,“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中国在过去的20个世纪里都没有谋求过霸权”,可见他清楚知道,即便是“‘蛮夷管理’政策”也与“霸权”政策是两回事。既然如此,他何以可能说,“中国任何一个主导世界的企图都会激起周边国家的过度反应,这将为世界和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上)?

  

   人们能够推想,基辛格实际上想说,文明中国从来没有应对过从基督教欧洲尤其美国的政治成长中演化出来的世界。事实上,基辛格已经这样说了,只不过他用某种“普遍观念”掩藏了马基雅维利之道。

   作为我的结论,我认为,问题不在于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而在于我们能否让中国在21世纪接受一个更加普遍的观念。(《舌战中国》,页20)

  

  

   什么是“更加普遍的观念”?是他在《大外交》结尾时说的“类似于梅特涅体制”的均势秩序观念,还是“普世民主”观念?鉴于基辛格在1994年就承认,“关于一般所宣称的民主,世界各地用词未必就一样”(《大外交》,页733),他就不能说“普世民主”是“更加普遍的观念”。既然如此,他在《大外交》结尾时信心满满的如下言辞,就不过是在表达一种披上道德外衣的强权逻辑:

美国在历史上根本未尝遭到威胁其生存的外敌,当此威胁在冷战时期终于出现时,又被彻底击败。美国的经验因而鼓舞美国人去相信,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无可撼动的强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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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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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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