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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定型的可能性

——华学新文明读书会第一期

更新时间:2021-08-09 06:43:08
作者: 柯华庆 (进入专栏)  

   中华新文明定型的可能性

  

   华学新文明读书会第一期

  

   时间:2021年7月28日20:00-24:00

   地点:腾讯会议

   主持人:易永胜

   主讲人:柯华庆 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 微信交流:lawgame

   评议人:魏甫华 王求是 崔宏轶 陈守贤 刘教授等

   举办:北京华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撰稿:陶诗媛

  

   华学新文明读书会第一期于2021年7月28日晚八点在腾讯会议线上举行。此系列读书会起源于柯华庆教授在深圳大亚湾写作时与易永胜博士的交流,参加成员主要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毕业生。本次读书会的主题为《中华新文明定型的可能性》,柯华庆教授就该主题进行了报告。

  

   柯华庆教授的报告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从中华新文明是现代社会主义文明,封建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的区别,中华新文明逐步定型的历程,从人类发展史看中华新文明和中华新文明的正当性:社会主义契约论等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华新文明定型的可能性。

  

   一、中华新文明是现代社会主义文明

   柯华庆教授指出社会主义是长期存在的独立的国家形态。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并且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又将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同时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继承并丰富了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认为苏联的过渡时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过渡时期里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此理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从新民主主义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再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可以说,应当承认社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独立的国家形态,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短暂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

   在我国的宪法文本当中,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描述,实际上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尤其是对“专政”一词的使用。1949年,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五四宪法又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国家”,删除了“专政”一词;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都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八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在序言中写道“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人民民主专政的提出是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的。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专政”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特点,而社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独立的国家形态,人民民主专政不能教条式地适用于社会主义政权已经稳固后的时期。

   中华新文明是现代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古文明有根本的区别。就政治体制而言,中华新文明是民主君主制,而中华古文明是贵族君主制;就经济体制而言,中华新文明是在公权力引导下的市场经济,而中华古文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就法治而言,中华新文明是党导立宪制,中华古文明是“礼法并治”;就社会价值而言,中华新文明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中华古文明则是皇帝、儒家贵族与老百姓的两极分化。中华新文明的政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古文明的政统是皇帝;中华新文明的道统是人民民主,中华古文明的道统是儒家贵族;中华新文明的法统是通过楼梯相连接的两层楼法治,而中华古文明的法统是没有互动的两个一层楼法治;中华新文明的学统是科学精神,而中华古文明的学统是注经传统。 中华新文明中华古文明政治民主君主制贵族君主制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权力引导自给自足经济法治党导立宪制礼法并治社会共同富裕共同自由两极分化:皇帝儒家与老百姓政统共产党领导皇帝道统人民民主儒家贵族法统两层楼法治两个一层楼学统科学精神注经传统

   二、封建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

   柯华庆教授指出,亚里士多德基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二元主体划分,根据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和政治体制为谁服务两个标准将政治体制分为六种:为了全体人民利益的一个人统治的君主制、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和多数人统治的共和制;如果是一个人为了自己和家族的利益进行统治,那么就是僭主制;如果是少数人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进行统治,那就是寡头制;如果是多数人为了多数人利益统治,而不顾少数人的利益,则称之为平民制。实际上这种基于二元主体的分类方法是有问题的,无法区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即社会主义是由谁来统治谁的问题。

   柯华庆教授认为基于理论既能够解释现实和尽可能简单的需要,应当采取三主体模型,将社会分为三种群体:最强者(君主)、少数强者(贵族)和绝大多数弱者(平民)。这三种主体中的两种联合以节制第三者,由此形成三种不同的政治体制——贵族君主制、民主贵族制和民主君主制。

   贵族君主制是由最强者与少数强者联合统治绝大多数弱者,也即君主与贵族联合统治人民,以实现少数人的自由,这是封建主义政治的特征。这种统治结构有三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封地建国”,实行世袭贵族制,如商周和西方的封建主义,这种形式合作性差,强大的诸侯会挑战和危及君主,导致社会变革;一种是“封官建国”,实行科举贵族制,如秦始皇和汉武帝的皇权大一统,这种形式合作性强,但官僚通过苛捐杂税等剥削绝大多数老百姓,往往导致农民起义;第三种是“新封建主义”,如蒋介石的党国官僚资本主义、十八大前的权贵资本主义。

   民主贵族制是由少数强者联合绝大多数弱者节制最强者,也即资本家与选民联合节制政府,以实现简单多数人的自由,这是资本主义政治的特征。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出现了偏自由的资本主义和偏平等的社会主义,最终偏平等的社会主义失败了(如巴贝夫所领导的平等派密谋),偏自由的资本主义获得了胜利。自由民主观念催生了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并进一步促进了竞选式民主的诞生。实际上,美国的麦迪逊和法国的西耶士都认为代议制不是民主制,而是一种贵族制或者说寡头制。竞选式民主是民主与利己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是为资本贵族制盖章的。

   民主君主制是最强者联合绝大多数弱者节制少数强者,也即共产党领导人民节制资本家权贵,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的特征。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实现了政治解放,但政治解放不能实现人类解放,只是实现了有资产的人的解放(无论是物质资产还是智力资产),工农是无法参与其中的,实现的是少数人的自由而非多数人的自由。所以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传统社会主义过于强调道德性而非私利性,走到了一个极端,因此出现了很多伪君子;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地强调以法律为底线的个人自由,甚至于堕落的自由。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非道德的标准,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也应该追求道德才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人有美丑高低之别,现代社会主义应当走一条中庸的道路,由中国共产党引导人民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现代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法治的、保障人权的,能够实现平等的自由(即共同自由)。

   现代社会主义是民主君主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节制资本家权贵,也被称为“党导民主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变革型领导,与资产阶级政党是交易型领导不同,进行变革型领导的领导者要反映被领导者的意愿,把被领导者的追求与领导者的追求结合起来,同时作为领导者提升被领导者的境界。党导民主制的党是领导党,领导党从各个行业各个阶层选出在德、知、能上的先进分子,保证其民主性和先进性。党导民主制是德性民主政治,通过领导党的“善”来引导对人民对权利的追求。社会主义的国体是党国还是党导国?党国实际上是一种贵族君主制,是新封建主义,统治者处于家长的地位;而社会主义是党导国,领导党与被领导的人民之间类似于兄弟关系。

   现代社会主义文明在法治上是党导立宪制,党导立宪制保证党导民主制走宪治和法治道路,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党导立宪制是二元宪治,党章和宪法并存,宪法中专辟一章说明党的领导权;党导立宪制是二元法治,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并存,党导法规发挥两层楼之间的楼梯作用。党导法规建立起党和人民之间的领导规范,从法律上保证党是领导而非主人,保障社会主义的民主性而不是党主性。中国共产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据党导法规领导国家,依据国家法律治国理政,实现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三、中华新文明逐步定型的历程

   柯华庆教授指出,中华古文明经历了从秦始皇重视法家,到汉初信奉道家,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就是民主社会。孙中山的思想蕴含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如新三民主义所倡导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蒋介石实际信奉“新儒家”,属于新封建主义,是对民主革命的复辟。中华新文明真正奠基于毛泽东,他吸收了秦始皇的大一统思想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了中华新文明,同时党内的自由主义也释放出了危险的信号。新时代吸收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人民民主法治,中华新文明逐步定型。

   随着中华新文明的逐步定型,宪法文本也在随之发生改变。五四宪法是1.0版本的宪法,八二宪法实际体现了隐规则的党导立宪制,2018年修宪,在宪法第一条增加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属于显规则的党导立宪制,可以称之为2.5版本的宪法。随着中华新文明的最终定型,在新时代将会有3.0版本的宪法确立明规则的党导立宪制:专辟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一国两制的关系,并且明确中国共产党由党章和党规进行规范。

  

   四、从人类发展史看中华新文明

   柯华庆教授提出,历史学家赫拉利认为,人类与动物之间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类能够通过语言来虚构故事,这些故事像胶水一样将个人、家庭和群体结合在一起,通过合作组成超越现实社会关系的组织。虚构故事的能力让人类成为万物的主宰,并且为人类进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社会合作是人类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关键。人类的合作经历了几个阶段,智人首先通过合作战胜了动物和尼安德特人;又在伦理模式下通过等级式合作建立了农业文明;然后在权利模式下,通过自由合作建立了工商文明;在信息时代,人类应当在“善”引导“权利”的模式下,建立一种领导型合作模式。

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讲述了三个故事:法西斯主义故事、共产主义故事和自由主义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法西斯主义故事,于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世界成为共产主义故事和自由主义故事的战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似乎预示着自由主义故事将成为人类了解过去的主要指南和未来无法取代的使用手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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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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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学者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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