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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现代社会主义新文明定型的可能性

——华学新文明读书会第一期

更新时间:2021-08-09 06:43:08
作者: 柯华庆 (进入专栏)  
2016年,自由主义故事也彻底破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的现代社会主义故事即将登场。现代社会主义故事吸收自由主义故事中的制度精华并弘扬共同自由价值,让全世界人民相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成为新的社会实在。人类文明即将开启新的征程。

  

   五、中华新文明的正当性:社会主义契约论

   柯华庆教授指出,目前有三种主要的民主国家理论:契约论、功利主义和功利-契约主义。古典契约论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代表人物。霍布斯通过提出“人类之中某些人的缺陷会使得自然状态下的社会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主张个体达成协议,让渡权利,建立国家,为君主制提供了民主性和同意基础。与霍布斯不同,洛克的国家契约论并不主张签约各方让渡一切权利给政治共同体,而是主张有限地让渡个人权利,国家仅仅具有有限权威而非霍布斯所称的无限权威,为资本主义的民主性及其政治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理论提供了支撑。卢梭的国家契约理论认为政治公约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把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接纳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社会主义民主性的雏形。柯华庆教授认为这三种国家契约论都不符合事实。首先,契约论在现实上不可能。一致同意要求合意,也就是交叉集,人数越多形成共同的交叉集的可能性就越小,每个人的一致同意原则使得国家契约论不可能成立。其次,契约论在政治上不可能。政治需要区分张扬的群体和节制的群体。我们无法做到让所有被张扬的群体和被节制的群体签订一个协议,更不可能让所有的朋友和敌人签订一个协议。第三,契约论在经济上不可能。每一个契约都有交易成本,签约主体越多交易成本越高,签约形成国家的主体之多使得交易成本接近无穷大。第四,契约论即使是可能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即使在偶然条件下签订了契约,这个契约只能约束原始的签约人,不能约束他们的后辈,同时,几乎时时刻刻都需续签的成本是高昂的,几乎不可能实现。最后,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国家是通过国家契约建立的。国家契约论在被休谟和边沁批倒后两个多世纪几乎销声匿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民权运动的背景之下,契约论迎来了复兴,代表著作即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契约论对政治权威的吸引力在于同意的规范理由,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国家契约论的优势在于其能够协调自我利益和共同利益。然而,罗尔斯通过契约论得出来的正义原则依赖于无知之幕假设,而这个假设是特设性的。如何实现个体追求私利与国家追求公共利益的统一呢?卢梭认为个体直接结成公共利益共同体,形成“公意”;黑格尔则认为政治国家高于市民社会;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并提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柯华庆教授基于对已有国家契约论的批判提出了社会主义契约论。社会主义契约论由党的道德契约、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契约和人民共同自由三部分构成。党的道德契约是指通过章程表达的意识形态认同吸收个体自愿加入,将全体党员凝聚成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整体。公意契约只能由部分人自愿形成,不可能由全体国民形成,党的道德契约具有契约的现实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是关系契约,其内容是从党领导人民通过暴力取得政权到党领导人民通过自我革命引导社会革命的方式来实现共产主义。十九世纪及以前盛行自由契约论,关系契约理论则是二十世纪的契约理论。关系契约之所以必要,在于契约内容的复杂性和契约跨越时间的长期性。关系契约以诚实信用原则而非自由原则为基础,最典型的关系契约是婚姻契约。党导民主制是关系契约论的应用而党争民主制则是自由契约论的应用。人民共同自由是共产党道德契约要实现的价值。人民共同自由的现实性在于遗传与环境决定了人与人的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的区别。功利主义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共同幸福),实用主义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财富(共同富裕),而实效主义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自由(共同自由)。共同富裕是物质层面上的共同自由,是共同自由的基础。共同自由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平衡,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终极意义上的共同自由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契约论是务实的、理想的人民民主国家理论,为社会主义的领导型合作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不仅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可以推广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报告结束后,各位老师就报告内容进行讨论并提问,柯华庆教授一一做出回应。

   魏甫华指出,这篇报告是柯教授对这些年来的一些研究作出的比较集中的表达,是他对目前学术界或者说现实界不少问题的反应,甚至是质疑。我粗听下来,有几点印象比较深刻。一是柯教授具有很强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报告中创造了大量的新概念。所有的学术史都是概念史,能创造出新概念可以说是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或许一个新概念的出现会引起一场学术史上的“范式”革命。之所以要发明新的概念,是因为旧有概念已经无法解释或者难以有效解释所面对的事物和问题。那么,接下来的第二点就是柯教授在报告中创造的新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柯教授对很多概念的界定,如文明、政体和民主,在目前的政治学和宪法学看来是有争议的。比如目前学术界对于民主概念的界定,虽然有各种说法,但大致还是有相对比较核心的共识,在界定这些概念时可以修正但不能完全抛开。对概念的认知不一样,是柯教授提出的党导立宪制很难与现在的政治学界和宪法学界产生有效对话的原因之一。第三点就是柯教授对一些概念的界定和判断太过简单化和武断化,有时可能是太强的情感和价值偏好覆盖了学术上的论证。我们日常可以这么说,但是做学问的话就不行。韦伯对学者研究问题的价值关联和学术论证的价值中立进行了清晰的界定。

   柯华庆教授回应道,社会分布是程度之别,比如可以将所有人从最好到最坏进行排序,并不是非好即坏的。但从理论模型上来讲,意识到了程度之别,也必须要作出区分,从程度之别变成根本区别,这是无奈之举。例如60分就及格,但59分就是不及格,实际上60分与59分差别并不大。采取很多新概念也是无奈之举,我并非政治学或宪法学圈子内的学者,属于圈外之人,我在宪法学领域读的书没有专业的学者读得多。我的优势在于思想是开放的、没有压力的,由此可以突破已有的窠臼。我要构建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理论,就不会困在根深树茂的资本主义法治理论的桎梏之中和阴影之下。近代资本主义的民主概念与雅典民主是不同的,实际上党争民主制不是民主制,而是贵族制。既然现在大家都能接受党争民主制是民主制,甚至于看成是天经地义的民主制,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党导民主制是民主制?党导民主制只是不同于党争民主制的人民民主的具体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政治有根本区别,法治是政治的一种规则化,因此社会主义法治也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的。现在的社会主义法治还没有完整独立的概念体系,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如果我们还要沿用资本主义法治的概念,那就只能困死。我采取的是审慎的突破态度,绝大多数能用已有的还用已有的,对基本概念的突破是由于制度本身就不一样,不是为了突破而突破。我做的是社会主义宪法教义学、规范宪法学,有人将我的研究称为政治宪法学,此种称谓还是没有摆脱西方宪法学主流观念的影响。在我看来,中国宪法学界所谓的实证宪法学、规范宪法学和宪法教义学只是经过伪装的政治宪法学。同时,现在的很多理论言必称“中国特色”也是不对的,完全特色的不叫理论,因为理论都是普遍的。我的目标是根据事实建构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和法治理论,从来没有想过讨好哪些人,我面对的是左右两方面的压力。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我的理论被接受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这几年来看,结果比预期的要好。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世界的,我对普遍性理论还是有自信的。

   易永胜博士指出,报告的思路很清晰,有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一个是实证的、事实的线索,也即中华新文明事实上是这样的,如对从孙中山到新中国到新时代这一新文明发展的历史的梳理;第二个是规范的、伦理的线索,也即论证了中华新文明不仅仅事实上是这样的,从伦理道德上、规范上来讲也应该是这样的。其实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同也在于此,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认为理论要将历史的进程和道德的主张上两个方面完美的结合起来。既要有科学依据,也要符合人类的美好期待。

   柯华庆教授回应道,这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我的基本方法论是从事实到规范。我长期从事数学、科学哲学和逻辑学研究,坚持实证的科学思维。我在进入学术界之前有八年农村工作经历,突然从落后的农村到了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然后转而开始了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去美国之前我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去美国一年后,我对美国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同时也去美国各个地方考察了一下,之后我就转变了观念,真正开始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现在的社会科学研究大体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也即“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一种是公知的方法,即拿一个标准,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标准,评判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与他们不同,我首先思考的是:如果一个东西长期存在,那么它为什么存在呢?这样的思维模式实际与社会学的方法相同,是基于事实的。同时,因为法学是一种规范的思维,我也有对现实的批判性思维,去思考这种存在的正当性在哪里。我的核心方法实际是实效主义的方法,是一种从事实到规范的思维,既研究事实发生了什么,又研究事实中有哪些东西是正当的、应当长期坚持的。当然,在新中国坚持实效主义必然就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刘教授和王求是教授提出,中华新文明阶段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和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有何不同?没有竞争所带来的外在压力促使变革,时过境迁以后,领导党如何保持初心?如何实现自我变革?是通过德性修养还是制度保障?

   柯华庆教授回应道,首先,领导和统治是有根本区别的。中华新文明与中华古文明的区别在于中华古文明是两个一层楼,中间没有互动;而中华新文明的两层楼之间是有楼梯的。变革型领导要反映被领导者的意愿,党导民主制的核心是民主制,领导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能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意愿对立起来。电视剧《山海情》就直观反映了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生动地展示了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其次,任何国家都面临外界压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外部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压力,内部有投降主义的各种压力。我们现在谈到政治基本就是西方模式,比如分权制衡。美国发展就是因为三权分立吗?深圳在改革开放后没有三权分立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三权分立就一定好吗?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把一个国家看作一个人,人只有一个头才是正常的,谁见过多个头的人?!自由主义政治是民主贵族制,有能力的人在这种制度下享受了自由,获得了更多权力,资本主义政治通过分权制衡使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资本家控制了国家。多头政治是为了使经济权力控制政治权力,对内“多头”,对外却“一头”搞侵略扩张,资本主义采取如此双重标准,实际是为实现资本家的利益所驱动的。我认为,作为国家而言,政治权力应该最大的、不容挑战的。正如一个人的脑子应当是最重要的,脑子不行,其他部位再怎么厉害都不正常。领导党要实现长期领导、长期执政,就必须自我约束、自我革命。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领导党要有远大志向,要走法治道路,就必须要有比国家法律更为严格的党规来自我约束。

   陈守贤先生指出,作为企业家,首先更希望听到详细的关于中华新文明先进性的介绍,其次希望理论能够启示自己如何合理安排相关事务,能够促使自己去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

   柯华庆教授回应道,19世纪有两个人物,一个叫斯宾塞,一个叫马克思。倡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斯宾塞在英国如日中天时,为无产阶级伸张正义的马克思连吃饭都成问题。两个人的墓地在一个地方,现在,斯宾塞墓前少人光顾,而马克思墓前的人却络绎不绝。英国做过两次民意调查,票选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排第一。实际上整个人类进化的方向是从一人的自由到少数人的自由,再到多数人自由,最后实现全人类自由。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高于资本主义、高于封建主义就在于其要实现的目标是共同自由。与九阶层理论相比,三主体模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模型可以解释到现在为止的各种政治模式,有了解释之后就能进行预测。我的预测是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资本家想挑战政权无异于蚍蜉撼大树,社会主义体制就决定了资本家和权贵是被节制的。

   崔宏轶教授在中途加入会议后,表示对柯教授在回应中所叙两点特别有共鸣。一是在去美国访学之后,对美国有一个“祛魅”的过程,在近距离观察美国医疗、住房等公共领域后,充分认识到体制机制必须根据不同国家实际情况制定。在避免“光晕效应”方面,柯教授是走在前面的。二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方面,柯教授强调不能“一谈中国特色就往中国古代找理论支撑”,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现代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是在充分吸收近代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突破,因此资本主义还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借鉴的。柯教授在理论建构方面非常有学术雄心,但当前还只能算是搭框架的前期,理论成形还需继续深耕细作。比如其三主体分析法,将社会主义总结为民主君主制,虽有创意,但是仍需要回答民主君主制中最强者与弱者如何联合、联合过程中利益怎么保持一致、弱者团体中利益有没有分化等问题,尤其需要回答为什么与民主贵族制相比,民主君主制有天然的先进性。在易永胜博士的主持下,大家各抒己见,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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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学者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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