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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与罗马教廷通使问题再考察

更新时间:2021-08-08 15:47:28
作者: 张乐  

   摘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政府鉴于罗马教廷在国际调和中的角色,决定借助与教廷通使,在战后和会中占据有利位置,进而制衡日本。法国获悉通使事后,托辞此事有违中法《天津条约》保教权条款,且教廷存在亲德嫌疑,试图强行阻挡通使。英、美、日等协约国集团成员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积极附和法国,逼迫北京政府暂缓乃至取消通使。在法国的催逼和协约国成员的附和之下,北京政府为了避免开罪法国,顺利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在交涉过程中步步退让,导致通使尝试以失败而告终。此次通使的失败,昭示着北京政府联合教廷制衡日本外交策略的破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处境的预演。

   关键词:罗马教廷;通使;保教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北京政府;

  

   在讨论近代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时,需要注意双方的多次通使尝试。一战期间中国与教廷间的通使尝试,便是其中的一次特殊事件。此事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先后有卫青心、罗光、顾卫民、陈方中、弗兰西斯·拉图尔(FrancisLatour)、杨承恩(ErnestP.Young)、乔万里(AgostinoGiovagnoli)、奥利维尔·西伯(OlivierSibre)和陈聪铭等学者,致力于考证此次通使的相关史实及其夭折的经过,但内容颇多雷同之处。1还有学者在史实订正之外,揭示通使过程中的各方博弈,如陈志雄探讨了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在此次通使过程中的角色;戴维·阿尔瓦雷斯(DavidJ.Alvarez)考察了美国国务院阻挡通使的原因,借以检视一战期间协约国集团与教廷的关系,以及当时美国的远东政策。2

   虽然前述学者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此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一,此前多注重利用法文史料,而忽略了对中、英文史料的挖掘,交涉细节存在缺失,未能揭示通使失败的多重原因。第二,局限于讨论法国与教廷间的交涉,对于中、法之间的角力,各方舆论的反应,美、日、英诸国的声音,或讨论不够,或未有涉及。第三,未曾分析北京政府主张通使的复杂原因,较少注意到一战时期的国际情势与通使间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由上述三方面入手,重新考察此次中国与教廷的通使始末和失败原因。

   一、战时中国与教廷间的通使交涉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借助战争和条约不断在中国攫取特权。法国政府通过与清廷进行教务谈判,逐渐确立了对华传教政策3,而后又通过中法《天津条约》获得保教权。4法国政府时常以保教为由干预词讼,反使民教之间冲突不断。因此,清廷与教廷皆有通使意愿,希望在遇有教务纠纷时,可以越过法方直接交涉,并为此做出数次尝试。无奈法国从中作梗,结果皆以失败而告终。5

   中、法、教廷三方之间的关系是联动的,法国与教廷交恶的同时,也为中国与教廷尝试通使提供了机会。1904年4月24日,法国总统卢贝(émileFran?oisLoubet,1838—1929)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引发教廷的强烈抗议。67月30日,法国与教廷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宣称将放弃“保护东方教徒之责任”(保教权)。71905年12月9日,法国政府通过《政教分离法》,宣布废除1801年《教务专约》,将教会产业收归国有,取消神职人员津贴。81906年1月,法国驻华公使照会清廷外务部,宣称今后只负责处理与法籍传教士有关之事务,其他国籍传教士所涉事务概由清政府与该国驻华使节交涉,宣告法国对非法籍传教士保教权的终结。9

   在法国与教廷交恶之后,远东地区法籍传教士继续借助自身的文化、教育和政治影响力,来推动法国的外交政策,教廷则设法通过任命美、意、比籍传教士逐渐取代之。10与此同时,在中国天主教界内部,传教士和华人领袖掀起了一股神职人员本土化的改革浪潮。此次改革符合中国和教廷的共同利益,既可削弱法国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又有助于中国政府加强对天主教会的管理,故遭到在华法籍传教士的反对。恰逢此时,教会史家约瑟夫·史密特林(JosefSchmidlin,1876—1944)向教廷建言,希望改革沪、港的教会教育和出版机构。11教廷顺势于1913年派史密特林赴华考察教会,借机与北京政府交涉通使办法。12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本笃十五世(BenedictⅩⅤ,1914—1922)当选新任教宗,而后致力于以和平、外交方式解决国际纠纷,敦促交战双方达成和解,并在互换战俘和减少平民伤害方面取得一定成效。13英国已于1915年向教廷派驻使节,日本当时正拟派遣公使,法国也有意与教廷修复关系。北京政府朝野据此研判,本笃十五世将会成为调和战争的关键人物,如天主教背景的《大公报》曾乐观地认为:“唯有罗马教皇,公平和易,不以势力相争,不以权利相夺,并不以酬报相觑。纯抱一宗教中之爱人工夫,日以胜残去杀为唯一之希望。各国眼光中,知之稔佩之久矣。当此薛滕争长之时,终为虞芮质成之举,舍罗马教皇,其谁与归?”14

   中日签订“二十一条”以后,防日成为北京政府的首要目标。北京政府推动与教廷通使的目的,除了方便管理教务之外,还有政治利益的权衡。北京政府想借助教廷之力,力争在战后和会中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防止山东落入日本之手。然而,通使交涉的过程却相当曲折,这与北京政府内部对教廷在一战中角色的认知分歧有关。赞同通使者,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表,认为教廷主导欧战和谈,中国可以借势而为,谋求自身利益。反对者则以驻意公使高尔谦为代表,认为教廷对欧战影响力有限,另有美国高调调停,当下国际情势并不明朗,不宜轻举妄动。15

   1915年6月28日,外交部发电询问高尔谦,传闻教宗或瑞士将来负责调停议和事,英、荷已向教廷派驻使节负责接洽,特令高尔谦查核“教皇是否有调和之意”。167月3日,高尔谦回复外交部,称意、英所派者为专使而非驻使,其派使目的是“固结本国教民之地位”,与欧战和议之事无关;荷兰遣使教廷确与和议有关,意在策动将会议地点设在荷兰。教廷虽有调和之意,美国亦有此意,内部分歧甚大,“教皇处既难设使,自难通款”。17

   7月27日,本笃十五世再次向各交战国发布公告,呼吁双方尽早息战。北京政府判断,和议主导者应当是本笃十五世,会议地点将设在瑞士。8月25日,驻奥公使沈瑞麟呈电陆征祥,谈及教宗的地位以及英法诸国与教廷之关系,其中有言:“默窥欧战以来,各国对于教皇极为注重。英设驻使于前,法派专使于后,最近和兰(引者注:荷兰)亦与教皇通使。至对瑞士方面,瑞典向无驻使,近亦添设。凡此举动,似有深意。”18反观中国,与教廷往来甚少,故应加强联络,以便将来能够加入和会。19外交部称赞沈瑞麟“所见甚是”,并拟任命驻法公使胡惟德兼任驻教廷公使。20

   但是,外交部派使教廷的决定,引起了高尔谦等人的反对。8月31日,高尔谦在电文中重申:“教皇为风化主宰,各国皆有皈依之民,立志媾和,自其天职。迄今未敢以明文宣者,盖亦自知时机未至,空言无补,反损声望。……窃料教皇当无主张入会之权,我国既难以之通使,且不必与之通款。”219月4日,胡惟德呈电外交部,对于外交部的任命表示感激之余,亦认为此时有所不便,其理由有两点:“一,法与教廷撤使断交,感情极冷。此次教皇媾和通告,德奥欢迎复谢,法则颇涉讥评。若以驻法公使兼使,隐为参与和议张本,未收其效,先损法情感。二,在华各国天主教民向由法保护,遣使教廷定遭法忌,兼驻尤觉非宜。”22外交部再三权衡之后,改令胡惟德兼驻瑞士公使,此议作罢。23

   战争后期,中国与教廷通使事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17年12月8日,驻意公使王广圻密电外交部,称摩纳哥驻教廷代表卡彼罗伯爵(CountCapello)曾与其密谈,告知教廷颇为愿意与中国通使,然王广圻因未得外交部旨意,不便与之深谈。王广圻向外交部建言:“教皇于信教国民借势颇厚,近年以来影响尤著。将来和局转圜,必多关系。我国如能顺机派员作为专使,似非无益。中法方睦,且暂解常驻派名称,纵有疑忌,当易解释。强邻谋我,咄咄而来。国际亲交,多多益善。闻见所及,理合密陈。如需谈洽,不宜迟延。”24这封电文颇为重要,其要点有四:第一,强调教廷的国际影响,及其与和会之关系;第二,建议派遣专使,此为暂时性之职务,借以联络双方;第三,中法关系尚佳,不致因此事而破局,且可向法方解释专使之意;第四,强邻日本咄咄逼人,更宜多结交国际友邦,设法自保。

   在通使交涉初期,北京政府为避免遣使行动泄密,引起法国的猜疑,由卡彼罗代为沟通,驻意使馆主事朱英负责传递消息和文件。25不过,此事最终还是为法国政府所探知,并引起了法方的抗议。1918年1月3日,法国驻华代理公使玛德(DamiendeMartel,1878—1940)奉令向中方交涉,询问通使是否因为教务问题,又称教宗的调停方案意在偏袒德奥,中方若此时与教廷通使,行为“颇有嫌疑”。外交部回应道,协约国成员多有与教廷通使,中方正拟效仿办理,希望将来和议时能“多得一国”,“实无教务思想”。既然目前时机并不合适,通使之事自可暂缓进行。待和议成熟、时机适当时,再互派使节。外交部同时致电驻法公使胡惟德,请其代为向法国政府转达中方意见。26此事因北京政府的退让而暂告一段落。

   3月29日,陆征祥再度出任外交总长,其外交策略是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尽量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借以在战后收回山东,废除“二十一条”,故主张与教廷通使。27对于教廷而言,法国此时已与教廷断交,且正陷入对德战争中,无暇顾及和干涉中国与教廷间的通使。28此外,教廷从葡萄牙和罗马尼亚等国的经验出发,认为在签订和平条约之前,寻求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至为重要。29

   中国与教廷间的通使交涉由此步入正轨。双方都比较审慎,以防引起法国的抗议。7月6日,北京政府派遣代表携带一份正式文件抵达罗马教廷。3010日,教廷同意中国驻西班牙公使戴陈霖出任驻教廷公使。3112日,教廷通过官方报刊《罗马观察报》(L'OsservatoreRomano)率先宣布戴陈霖出任中国驻教廷公使的消息。32教廷尽管早已内定白赖理主教(GiuseppePetrelli,1873—1962)33为驻华公使人选,为顾及法国政府的反应,并未立即宣布,甚至没有明确公布教廷派使中国的消息。3413日,外交部密电王广圻,叮嘱其可与教廷密商,援引英、俄旧例,称中国与英俄情形相同,教廷派使之事,应当依照统一标准办理,即由中方单方面派遣驻教廷使节,而教廷暂时并不派使来华,以免引起法国抗议、另生枝节。35

   北京政府要求援引英、俄旧例遣使教廷,并与法、意商定增设驻教廷公使一事,在内阁会议通过后,总统徐世昌于7月17日正式任命戴陈霖兼任驻教廷公使。外交部命令戴陈霖向教廷呈递国书后,无需在罗马设馆,可径行返回原驻地。北京政府还以总统的名义在致教廷的国书中写道:“中国与贵教廷夙称友好,早有派使兼驻贵教廷之意。事会牵阻,迄未实行。虽讯问往来,亲密无间,而使命犹阙,究无以表有爱之诚。本大总统为联络交谊、增进感情起见,兹特简任现任驻西班牙公使戴陈霖为兼任驻贵教廷特命全权公使。”36教廷也投桃报李,于7月24日正式宣布派遣白赖理为驻华公使。37

通使消息公布之初,国内舆论普遍乐观。华人天主教徒期待通使后双方能够妥善处理教务问题,甚至传言将由华人充任各教区之主教。38作为近代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天主教中文报纸,《益世报》便对此次通使抱有极高的期盼,认为此举有助于北京政府的宗教治理。39刚创办不久的《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也在一定程度上赞同《益世报》的观点。40只有少数观点相对冷静,如报人邵飘萍提醒道,中国与教廷互派使节虽已成事实,然中法之间仍在交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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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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