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小惠 韩文超：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 机遇、挑战与应对方略
最后，中国的区位优势、中日经济互补结构以及中日合作经验也为合作提供了保障。具体而言∶ 其一，中国西南部与中南半岛以及南亚次大陆毗邻，西部嵌入亚欧大陆内部，掌握着重要的产品输出通道。以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为例。该走廊以中老铁路、中泰铁路为纽带，以昆明、南宁、曼谷以及新加坡等城市为依托，"伞翼结构"的中南半岛区域经济体正在逐步形成， 对高质量基础设施联通起到了示范作用。中日两国可依托现有设施与相关合作机制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降低企业成本，激发企业活力。其二，虽然"雁阵模式" 确立的垂直分工模式已经不再，但同时包含"垂直分工" 与"水平分工"的网络复合分工结构仍可以继续推动区域资源优化配置。中日经济互补性能够满足这一网络复合分工结构，为企业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撑。其三，中日两国积累的合作经验也为推进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及中日两国在金融、法律等领域的对接经验。此外，中日企业在合作中建立起的信任关系、协作模式等同样也营造了良好的合作环境。
不可忽视的是，东道国在有关产权保护、投资准入等方面的法律改进进一步巩固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基础。当前，东南亚各国大都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权保护制度以及产权保护法案，如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泰国《商业秘密法》、越南第 54/2000ND-CP 号法令等。一些国家甚至成立了专门机构，如马来西亚产权法院以及泰国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与此同时，以东盟为主体的东道国也积极与国际标准接轨，加入了如《专利合作条约》（PCT）、《伯尔尼公约》等条约。此外，东盟在杜绝非法"国有化"、规范同业竞争、规避寻租腐败、确保劳动者权益、保护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制度也逐步走向完善。例如，在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最密切相关的外资立法问题上，以越南《外国投资法》、柬埔寨《柬埔寨王国投资法》 以及老挝《促进和管理外国在老挝投资法》等法律文本为代表，东道国大体上都遵循了国际惯例，如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平等、互惠互利原则， 保障投资正当性以及在经济纠纷中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等。值得一提的是，日益活跃的区域多边机构与相关国际组织也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创造了有利的制度条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不仅提供低息贷款与技术支持，还面向参与投资的中日企业开展融资;以 WTO 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 UNCITL）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机构已采取多样化举措为国际贸易自由、互利互惠等原则提供支持。
上述分析表明，继续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意义重大且具有现实可行性。但随着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深刻冲击以及拜登上台后美国外交路线的重新调整，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深刻改变了中国、日本以及东盟等主要参与方继续推进合作的能力与意愿，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必须高度重视。
二、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从经济与地缘战略的双重视角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正面临诸多新变化，主要有∶（1）全球经济进入避险模式，多数国家经济陷入负增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链断裂与重组交替进行，新兴产业崛起;（2）虽然营菅义伟政府继续执行"安倍路线"，但拜登政府上台后正带领美国回归外交传统，修复美日同盟，重新拥抱多边主义与贸易自由主义;（3）企业投融资环境恶化。这些新变化、新特征正是影响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关键因素。
（一）合作的有利条件
当前，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机遇集中于经济领域。由于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趋缓，加之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深刻冲击，日本与东盟等印太地区经济体经济复苏与发展的需求日益强烈。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出现要求域内大国发挥更多作用以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当前，中日两国虽然在部分重点项目开展了合作尝试，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仍主要集中于低政治领域，不仅分散了企业力量，提高了投资成本，也削弱了中日两国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能力。面对这一局面，当前两国企业、利益团体与政府均表达了加强合作，提高合作标准与质量的呼声。
首先，在全球经济形势低迷、疫情与国内经济改革停滞等因素的交叉冲击下，日本深化对华合作的动力日益增强。2012年安倍政府上台后以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为指导推进改革，力图重振经济。但安倍经济学并不成功，反而导致经济进一步依赖银行信贷，债务也随之激增。数据显示，政府债务从 2012 年 10 月的 983 万亿日元激增至 2019 年末的 1114 万亿日元，负债率高居发达国家首位，为国家经济背上了沉重负担。2018 年6 月日本政府不得不因此更新财政重建目标，力求在2025 年重回黑字，比原定计划推迟了5年。但这一决议未能抑制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近年来，包括标普、惠誉以及穆迪在内的主流国际评级机构先后下调了日本的信用评级。2020 年以来，日本经济在疫情冲击下更是雪上加霜。经济形势恶化迫使日本政府不断将政策重心集中于开拓海外市场，但由于企业债务激增、投资能力下降，加之美元贬值导致海外资产日益缩水，日本的海外投资前景并不乐观。当前，中国是日本最主要的潜在合作伙伴，两国虽然通过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展了海外合作，但由于日本对中企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同时严格限制合作领域，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大多集中于"低政治领域"，严重制约了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仅分散了企业力量，也拉大了投资风险，对日本海外投资的实际效果产生了不利影响。面对这一局面，日本国内反思日本对华战略的呼声日益强烈。经团联等利益团体已经对日本政府的保守政策提出了批评。在日本政界，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Toshihiro Ni-kai）等相关人士也表达了尝试与中国进行更高层次对接的观点，为日本打破"政治禁忌"提供了动力。
其次，"印太构想"的推进困境加深，为日本提高中日合作水平提供了契机。"印太构想"的一个重要经济目标是增强地区"基础设施连接性"，打造亚非区域联通， 打造 21世纪现代经济圈。2018年11月，安倍晋三表示，建设透明、开放、具备经济效益且债务可持续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是"印太构想" 的重要内容。但在疫情冲击下，这一目标正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印太构想"难以保障印太地区国家对经济安全的需求。疫情充分暴露出多数印太地区国家经济落后，体量较小且技术不发达的弱点。尤其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存在交易利差， 在疫情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出负的安全溢价，货币波动幅度加大。马来西亚林吉特在 2020 年3月2 日至 23 日的三星期内贬值约 5.8%。至 2020 年4 月末，印尼盾贬值11.84%，泰铢贬值也接近 9%。然而，由于经济实力所限，"印太构想"供给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与东道国需求存在一定距离，导致日本实力与目标出现脱节现象。不仅如此，在日本可"借力"的印太地区伙伴中，真正与之合作开展合作的屈指可数，并且基于各自战略考量，日本编织"印太经济合作网"的努力实质上并不成功。如美日印太地区能源合作就被批评为"战略喧嚣多于务实合作"。另一方面，疫情加速了新产业到来，对"印太构想"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对国际直接投资（FDI）和跨国企业活动 30 年的跟踪分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 2020 年 6 月发布的《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疫情正在加速推动国际生产体系走向拐点，其中机器人自动化、供应链数字化和增材制造将是未来三个关键技术趋势。但在这些领域，日本既不存在显著的技术领先优势，也不存在产业规模优势，难以为"印太构想"赋予更多新内容、新创意。因此总体上看，"印太构想"正在使日本陷入"小马拉大车"的地缘经济战略困境。
中国是日本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与美印澳等国家相比，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性价比高，在部分领域存在技术优势， 资金力量更加雄厚，能够提供现代化交通、工业设备以及产业园等多样化设施，将大量资金与转让技术配置给虚弱的工业部门，取代政府依靠行政命令压低利率配置资源的举措，将生产资料与人力优势转化为工业经济发展的充分资源，扩大就业并提高工资，从而拉动域内各国摆脱内耗的增长模式。与此同时，中国主导的基建项目依靠重资本运营，是债券市场偏爱的可投资项目，能够与共同基金、养老金等形成匹配，有助于抑制货币错配与期限错配风险，冲抵风险资产，维护东道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与货币稳定。不仅如此，由于近年来中国高科技的快速进步，中国在 5G 研发与量产方面已经形成优势，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相对领先地位。以泰国东部走廊（EEC）为例，该走廊立足于泰国未来城市规划与产业升级，意图从"泰国 3.0"经济模式（Thailand 3.0）向技术与创新驱动力的"泰国 4.0"（Thailand 4.0）转变，摆脱困扰泰国多年的"中等收入陷阱"。当前，中国企业已经在当地开展了大量投资，项目范围覆盖春武里、罗勇和北柳府三个核心地区，涵盖 30 余个工业区，搭配现代化物流运输体系，巩固了泰国东部作为东盟生产基地、工业和物流枢纽的地位。目前越来越多企业正在入驻。已成为拉动泰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由此可见，中国的资金与技术是助力"印太构想"的最大潜在力量，为日本加强与中国在"高政治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机遇。
此外，中美竞争加剧为中国改善对日关系，深化中日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虽然拜登战胜特朗普入主白宫，但拜登时代中国的地缘战略压力并未从根本上减轻，相反，由于国际话语权建设缺失，随着拜登政府大力推行"价值观"外交，中国在布局周边外交，推进经济战略的过程中将面临更多阻力。在这一大背景下，发展对日关系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由于东盟等印太地区国家视日本为自由民主制度在亚洲的"典范"，因此发展中日 "高政治领域"合作有助于减弱中国的基建项目可能在海外遭遇的政治阻力;另一方面，对接"印太构想"也有助于避免其沦为如 TPP 那样极具对抗性、排他性的反华合作框架，从而为中国在中美关系与地缘战略格局中争取更多主动权。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态度日益积极，中日围绕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摒弃单边主义的共识也更加稳固。此外，随着 RCEP 与中日关税减让协议的签订，中国在加强产权保护、保障市场地位等方面与日本的合作日益增多。所有这些都为缩小中日合作分歧，减少日本战略疑虑，推动两国"高政治领域" 合作提供了契机。
（二）合作的主要挑战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挑战源于战略层面。从合作的外部环境看，中西宽（Nakanishi Hiroshi）在详细考察日本"印太战略"后，指出该战略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于中美关系。作为对接"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的尝试，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仍然难逃美国对华战略的深刻影响。随着拜登政府上台，美日矛盾缩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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