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孟晓旭:日本国际安全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

更新时间:2021-08-08 00:53:12
作者: 孟晓旭  
菅政府还利用大国竞争之机对华开展地缘政治博弈,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打“擦边球”,试图“以台制华”。2021年3月,日美“2+2”会谈联合声明提及“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两国防长一致同意将进行密切合作以应对潜在的台海军事冲突。4月,菅义伟称日美将“共同合作并使用威慑来制造一个环境”以促成台海问题和平解决。[18]同月,日美首脑会谈发布联合声明,再次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是日美首脑时隔52年再次在共同文件中记述涉台内容。5月,日欧领导人会谈发表联合声明,也就台湾海峡局势“强调和平稳定的重要性”[19],这是日欧联合文件中首次写入涉台内容。6月,日本防卫相岸信夫与美国印太司令阿奎利诺举行会谈,双方亦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菅政府还推行“台钓一体论”,为日本以岛屿争端为借口介入台海问题创造“合理性”。

二、推动菅政府国际安全战略调整的主要因素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印太地区权力格局的变动趋向,促使菅政府将国际安全战略的重点置于印太地区。拜登政府深化“印太战略”及其对日政策的调整,直接影响菅政府对国际安全战略的路径选择。菅政府推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也是为了迎合当前国内政治需求。

   (一)国际形势及地区安全环境出现新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政治力量失衡和经济衰退,暴露出西方体制缺陷和能力短板,国际秩序的无序性和碎片化趋势增强,国际安全风险增加。面对疫情下中国的逆势崛起,菅政府对于印太地区发生“权势转移”及秩序变动极为关注。日本不少专家认为,美国失去国际公信力和道德引领力,自由国际主义秩序衰退,而中国借机填补后疫情时代力量真空。[20]2021年3月,前首相安倍在自民党新潟县支部会议的演讲中歪曲解读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并宣称中国在东海和南海进行“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强调日本“需要抱有印太地区已成为前线的认识和心理准备”[21]。同月,日美“2+2”会谈联合声明强调,在包括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和提振民主等在内的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和挑战中,美国和日本再次承诺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另外,欧洲国家对印太战略倾斜为日本在印太深化多边多层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机。日本认为欧洲国家“具有塑造国际舆论和在主要国际框架中形成规范的能力……能够在国际安全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22],因此,日本积极促进欧洲国家参与印太事务。

   日本与美国皆将中国崛起视为威胁,渲染中国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的主导地位将使自由国际主义秩序难以维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供应链造成的冲击,日本反倒从安全上审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必须把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降至最低的观点在日本开始盛行。[23]为了在经济和关键技术上限制中国,日本以经济安全为借口,构建新“朋友圈”,在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上排斥中国。日本还担心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的计划会促进中国主导后疫情时代的印太秩序。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北冈伸一提出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将扩大影响力,建议各国应通过国际合作阻止中国。[24]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导性联盟在经济上处于低迷,而在安全、技术和国际规则制定上占有优势,日本的战略路径就是从优势领域入手,立足价值观再塑安全联盟来塑造出日本所需要的国际环境。基于日本战后长期在印太地区开展对外援助并有较强的影响力,菅政府把本地区多国作为安全合作的重点实施“软制衡”,借助更广泛和更紧密的多边力量对中国实施多边牵制。日本意图利用自身在国际经济合作上的“高标准”等战略特长,在集体性框架下通过经济制度和经济规则“规范”中国影响力的提升,进而扩大日本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二)美国因素是菅政府对华安全政策发生转变的主要外部动因

   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并与盟友不断产生摩擦,曾对日本“不专业”地威胁要撤回驻日美军及收回核保护伞,促使菅政府在日美同盟之外寻求新的主导性安保合作框架。特朗普时期美国的“不可靠”和中美竞争激化,也使日本不愿对中国展示明显的对抗姿态,以免导致自身成为中国反击美国的前沿,而是以共有价值观为纽带联合“志同道合”的伙伴特别是澳印英法等国,隐藏在“小多边”这样的集体性联盟背后与中国进行软抗衡,从而“软追求”日本的国际安全利益。但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明确并坚定对华开展战略竞争,重拾战略资产盟友体系,国务卿布林肯等人一再强调同盟“力量倍增器”等概念。拜登政府开展“竞争战略”的关键盟友是日本,美国主导升级“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和任命知日派坎贝尔为“印太高级协调员”等,这些都鼓舞了日本对抗中国的信心。

   拜登政府主动向日本允诺安全保护,甚至是“赋权”,鼓励日本增强国防实力,拉拢日本对美实施深度战略追随,推动其在围堵中国上做得更多、走得更远。2020年11月,“当选总统”拜登与菅义伟电话举行会谈,表示钓鱼岛是《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2021年1月22日、24日、27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国防部长奥斯汀、国务卿布林肯等高官在与日方的历次电话会谈中均明确承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1月28日,美日首脑首次电话会谈再次确认《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钓鱼岛,日本还获得美国提供包括核战力在内的“延伸威慑”承诺。3月,日美“2+2”会谈联合声明及4月菅义伟访美期间发布的日美首脑联合声明宣称“反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或损害日本对钓鱼岛施政的单方面行为”,在钓鱼岛问题上放弃不指名地“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原则,明显偏袒日本。同时,拜登政府也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在一些议题上配合美国。2021年2月拜登签署了修改半导体、高容量电池、医药品以及重要矿物等4个品种供应链的总统令,并提出100天内与盟国合作制定对策。为了配合美国,日本也出台半导体产业战略。日本与美国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有利于其在经济安全上限制中国。[25]也是在美国的主导下,日韩重启安全合作。2021年4月,日美韩高级武官在美国夏威夷州举行三方会谈,6月三国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举行“红旗·阿拉斯加”空中训练。

   另一方面,对拜登政府的“不确定性”担心也促使菅政府寻求补充性安全联盟,深化国际安全合作。尽管拜登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为“头号竞争对手”,但长期处于中美战略博弈场并富有平衡经验的日本也观察到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不如特朗普那般简单粗暴,且中美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存在合作空间,担心美国对华战略还存在“模糊性”。如中美再次发生“越顶外交”,将极大地影响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地位和战略利益。因此,菅政府也试图利用拜登政府对盟友的战略重视,通过向中国发难和对抗迎合并绑缚美国,反推美国“战略明确”地且全面而坚定地支持日本。

   (三)国际安全战略转变有其国内政治逻辑

   日本国内外交安保智库和保守政治团体支持菅政府主导印太地区安全秩序。日本防卫研究所《东亚安全战略概观2020》报告认为,与“冷战型”的美苏两极及“后冷战型”的美国单极不同,当前世界多元化秩序正在产生,基于美国相对衰弱的持续,日本有必要与其他“民主”国家一起“代替”美国承担部分角色,而“印太战略”既是维持既有秩序的手段,也是面向多极化时代构建新秩序的努力。[26]菅政府促进“四边安全对话”升级,借助“四边”力量制定疫苗分发计划、管理和运作印太地区关键和新兴技术、协调技术标准制定、展开关键技术供应链对话等,目的就是在疫情持续背景下主导印太安保体制,通过联盟框架发挥日本对安全秩序的主导。2021年3月四国峰会联合声明提出加强网络安全、信息科技、新材料等关键科技合作以及大规模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等,这些日本都无法独立完成,高级别的“四边框架”是日本较好的战略选择。立足“法治”和“规则”,菅政府积极塑造“印太理念”。菅义伟表示要推动“立足于全球法治的印太”,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绝不允许出现挑战法治的现象”[27],并强调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28],吸引更多国家加入日本主导的印太安全框架。2020年12月,自民党“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建议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政策,要求日本立足“后新冠时代”和共有价值观国家合作主导国际秩序的形成。[29]

   转移国内不满,拉升支持率,谋求政治资本应对国内选举,是菅政府调整国际安全战略的国内政治逻辑。日本国内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经济持续不见好转,东京奥运会一再受阻,使得菅内阁支持率频频趋于警戒线,从上台时的62%一度降至35%。[30]家族丑闻曝光加剧了菅义伟政治上面临的挑战。同时,日本国内要求政府强硬应对“中国威胁”的呼声增强。2021年4月,在日美首脑会谈举行前,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长小野寺五典代表保守派议员向菅义伟递交旨在加强钓鱼岛防卫机制的建议,并要求向拜登介绍钓鱼岛问题。前首相安倍推动菅义伟联美对华,保守派阁僚也不断造势、施压。日本国内保守团体的“经济安保论”也有所抬头。5月,自民党成立了讨论日本半导体产业战略的议员联盟,任命税制调查会长甘利明为会长、前首相安倍和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为最高顾问,推动日本配合美国建立半导体供应链,避免对中国产生依赖。着眼于即将进行的自民党总裁和众议院选举,相对弱势的菅政府在外交安保议题上希望有所“成绩”,通过强化对华牵制相关举措转移国内视线,并在对华政策上迎合国内保守派的呼声。

三、前景与影响

   菅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是在自由主义的话语表述下追求现实主义的目标,实际是借助部分国家对华防范之心并利用美国对华开展战略竞争之机向中国施压,削弱中国影响力的提升,谋求日本对印太安全秩序的主导。但囿于自身实力和地区发展潮流,菅政府国际安全战略的实施受到一定制约。

   一是日本开展国际安全合作能力不足,难以实现宏大的安全秩序构建目标。尽管菅政府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础,也是印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但日本对日美同盟的依附导致其自身的国际安全战略更多是美国国际安全战略的延伸,一旦与美国的战略不合就难以实现其自身战略目的。日本的其他安全盟友实际上也是以美国而非日本马首是瞻。同时,日本国家安全体制上的缺陷以及文化上与英语圈的区别,也制约其进一步开展国际安全战略合作。主张日本加入“五眼联盟”的阿米蒂奇便指出,只要日本尚无健全的情报保密机制,就无法实现与西方国家的情报共享。

   二是日本与安全盟友之间也存在分歧。欧洲国家与东亚国家没有现实利益冲突,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并未像日本那样把中国当做最大的安全敌人。欧洲国家在安全上视俄罗斯为最大的威胁,这与日本近年来对俄政策取向存在较大差异。尽管日德“2+2”会谈提及日方对中国《海警法》和中国举动的担忧,但会后发表的文件却没有出现“德方对此表示赞同”的表述。印度信奉“不结盟主义”,也不愿意受人裹挟刺激中国。

   三是安全战略上“小圈子”理念以及针对周边国家的对抗性导致日本国际安全战略在地区缺乏坚实的支持基础。菅政府明显倒向美国以及现实中以近邻国家为安全防范对象,进一步加剧与俄罗斯等邻国存在的现实矛盾。即使备受日本重视的东盟国家也对日本国际安全战略的对抗性抱有警惕。2021年5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指出,联盟和伙伴关系必须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更广泛的集体利益,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因为亚太地区承受不起邻国之间的冲突。[31]

四是日本出于对抗中国的目的而加速“脱钩”,不利于双方和地区的发展。在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开放的自由贸易体制对中日两国均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搞‘排华小团体’,违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wangp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959.html
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