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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关于形而上学的评论

更新时间:2021-08-07 11:25:20
作者: 赵汀阳 (进入专栏)  
这个假设最早来自巴门尼德关于思想与存在一致性的断言。但康德的“二律背反”证明了,理性的普遍性只限于应用于经验领域的普遍有效性,却不能有效地应用于经验之外。我愿意将理性的有效性称为理性的先验效率(the transcendental efficiency)。既然理性在经验之外无效率,就意味着,理性的先验效率有其限度,即使理性与超越性有着同构性,也不等于能够通达超越性。应该说,人类思维至今尚未充分理解思维自身,思想对自身并非知根知底,人类尚未成功地成为自己的“破壁人”。这也是人工智能为什么无法像人一样思维的原因——既然人尚未真正了解自己的思维,当然就无法把人的思维转换为人工智能。这意味着,人类不仅无法理解外在的超越性,甚至无法理解思维自身的内在超越性。康德在此做出了最为惊人的成就:人的内在超越性就在并且只能在道德自律性那里,我们就要讨论到这个问题。

   七、有限性中的无穷性是形而上问题的公式

   传统形而上学对其研究对象的预设是一厢情愿的,形而上学想要研究的事情其实超出了形而上学的能力。在此,我希望摆脱形而上学的习惯性预定,而采用功能主义的方式来反思形而上学能思考什么,即不是按照“想要想什么”来预定形而上学,而按照“能想什么”来定位形而上学,这个问题转换也可以说是从询问“形而上学说了什么事情”转换为“什么事情能够由形而上学来说”。就思想功能而言,传统形而上学没有能力去思考其自选论题,即没有能力去研究存在本身或万物一般原理。如果对一个问题有研究的冲动却无落实研究的办法,就说明那不是一个合适的问题。方法决定能力,只要不存在解决或解释一个问题的方法,这个问题就不可能被研究。形而上学没有能力追问比思维本身更深刻的问题,也没有能力追问比生活本身更基本的问题,因此,思想和生活的界限就是形而上学的界限。虽然维特根斯坦反对形而上学,但其界限论反而提示了形而上学的一种可能性:勘探和发现思想和生活的边界就是一种新型形而上学。

   维特根斯坦所发现的边界主要是“空间性”的,无论是逻辑空间还是生活形式所定义的生活空间。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去发现思维或生活的“时间性”边界,这是新形而上学的另一个入口。海德格尔发现,所有问题的意义前提是,人是时间性的并且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时限性,因此,死的问题使生活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尽管“向死而在”对于每个人都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只有成为一般性的存在状态才构成形而上学问题。海德格尔强调了存在的时限性就意味着形而上学问题就在经验领域里,但不能因此把形而上学问题落实为个人经验。个人经验只是私人故事,不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就是说,形而上学问题尽管存在于经验领域之中,不再超越经验,但却具有超越个人经验的超越性,所以,不存在以个人或自我为单位的形而上学问题。

   存在的意义同时涉及无穷性和时限性,似乎形成一个矛盾,这个矛盾的出路在于,既然无穷性必须在时限性中展开,那么,“有限性中的无穷性”就成为形而上学问题的一般格式。“有限性中的无穷性”的发现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实无穷”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的神话般演绎虽不可信,但他的问题却有大意义。有限性包含无穷性,似乎是个悖论,但也是形而上学的生机。无穷性存在于有限性之中的哲学想象在康托的集合论里成为真理,他以数学证明了这种奇迹。但这个鼓舞人心的数学成功尚不足以解释事关真实存在的哲学问题。要在实在界的有限性之中发现无穷性,根本困难在于缺乏哲学的方法,目前能够找到的解释方法都陷于可疑的自相关。维特根斯坦讲过一个寓言式的笑话,他说有个人想要证明自己的高度,于是把手放在头顶说:你看我有这么高。自相关不是错误,问题在于,自相关并没有证明什么,只是停在原地永远尚未出发。

   形而上学问题之所以是形而上的,就是因为触到了不可逾越的思想边界,也因此势必反弹,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似乎注定是自相关的。既然在思想界限之外的超越性不可企及,那么,形而上的超越性就只能在于思想界限内的无穷展开。这意味着在思想内部展开无穷性,并且生产价值和意义——价值和意义都是思想的内部问题,必须由思想自身去解释。思想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反思自身,所以形而上学必定是反思性的,而反思本身就是自相关。问题在于,反思不能以知识论的方式去证明我思就是我思的根据。“自己丈量自己”是唯心论强迫症,而且没有建构能力。所以,哲学反思不是一个知识论概念,而是一个关于“作”的创世论概念,反思就是去发现秩序的每一个历史性的创建点,也就是在历史性中去发现每一个本源。

   尽管康德没有提到“有限性中的无穷性”的问题,却无形中给出了一个独辟蹊径的解决,并且发现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本源。康德相信他已经证明了知识的先验基础,这对于知识主体性是足够了,但对于解释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却远远不够。知识主体性仍然不是自由、自主而自足的主体性,因此不是最终的主体性。按照启蒙哲学的思路,既然把人理解为真理和自由的负责人,就必须证明主体性同时是理性的和自由的,并且两者能够达成一致性。在此,康德把形而上问题落实为人的问题,这个宏大创意的困难是,自由意志和理性都是绝对的,却往往不一致,而主体性会因为此种不协调而崩塌,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康德发明了自由意志与理性完美结合的自律道德(autonomy),即道德的绝对律令正是自由的选择,于是道德意志成为了主体性的本源。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学,而非知识论,才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是康德首先发明了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尽管他没有这个说法,后来列维纳斯才说出伦理学是第一哲学)。通常把康德归入规范伦理学,这就小化了康德的宏图。康德伦理学的要义不在伦理,而在于形而上学:自由意志和理性的一致性证明了人的有限性之中蕴含无穷性,主体性也因此成为本源,而人就是形而上的存在。

   有个题外话。康德的道德创意虽然优美,却几乎无法实现,因为与真实世界不兼容。只要见利忘义的人性不变,“纯粹的人”就不可能实现。康德设想的形而上的人是一个虚构作品。用康德的词汇来说,自律道德虽然符合纯粹理性,却在经验中缺乏“普遍必然的先验性”。按我的词汇来说,道德绝对命令并不具有等价于知识先验范畴的“先验效率”。这是康德未能解决的问题,我很好奇康德是否考虑到这一点。

   八、我思故一切存在

   胡塞尔似乎不重视康德,他宁愿回到笛卡尔的创建点重新出发,试图在意向性的概念里解决全部形而上问题,从而把主体性哲学建成真正的第一哲学。意向性的惊人建构能力表现为在意识中把内在时间性展开为内在空间性,于是在意识内部“建构”了一个客观性内含于主观性的主观世界。康德式的自在之物T不再是烦恼,因为形而上问题都转入意识内部,内在于意识并为意识所定义的意向对象O就是具有恒定性、确定性和绝对性的形而上存在。意向性在意识内部创造了形而上的对象,相当于证明了“我欲仁斯仁至矣”。

   胡塞尔以意向性一举解决了主观性的三个难题:(1)笛卡尔问题。笛卡尔的先验论证只能证明我思(cogito)绝对无疑,却不能证明任何所思(cogitatum)的确定性和可信性。胡塞尔进一步证明了“我思其所思”(ego cogito cogitatum)的完整确定性和可信性。(2)贝克莱问题。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命题有个漏洞,即感知无法证明对象的确定性和必然性。胡塞尔证明了“被感知的存在”(the perceived as such)先验地包含了确定和必然的形而上对象,即形而上的存在就在意识内部。(3)康德问题。康德动用了先验范畴、先验想象力以及经验的先天形式等非常复杂的一套先验条件,也无法解释如何生成意识对象的必然过程。胡塞尔把时间性的意向行为一一对应地投射为空间性的意义结构而解释了意识对象的生成方式。胡塞尔的主体性哲学差一点就成功了,但正如我论证过的,意向性理论有一个漏洞是,意向性决定不了未来。尽管在意向性里可以想象各种未来,但每一种想象都只属于现在进行时,无法决定将来时的事情,真实的未来不会听从意向性,意向性对未来的设想几乎必然落空。这意味着,“我的想象是如此这般的”,这在意向性中可以被证明,但“世界将是如此这般的”却是意向性无法证明的。因此,意向性的先验效率仅限于一半时间性,即止于现在进行时,而属于将来时态的一切事情都逃逸在意向性之外。总之,外部性和未来性是意向性无法做主的问题,而意向性所创造的内在客观性无法替代外在客观性。

   因此不难理解海德格尔为什么要超越意向性的问题而重新回到外在世界去思考“在世界中”身不由己的此在,在那里,身体性的存在必须操心那令人烦恼的外部世界。意向性能够做主的主观世界只拥有一半的时间性,并不具有全时态,也就不能充分理解存在,不仅代替不了而且也解决不了亲身所在世界里的问题。向死而生的状态只是一个既定事实,并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人被抛在世界中去面对无法选择的外部性,包括生活的一切障碍、困难、灾难和痛苦,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杀人和被杀。不过海德格尔不讨论杀人的问题,也回避了政治问题。可是只有杀人才把生命的自然事实变成一个形而上问题,显然,杀人比自然死亡更深刻地表现了存在的时限性,因为那是意料之外的存在时限性——存在可以被剥夺,这是列维纳斯关心的问题。我相信列维纳斯是对的,如果不涉及政治和伦理问题,那么,此在所遭遇的问题都不重要,都不是形而上的问题。

   主体性哲学不是错误,但是解释力有限,无法解释和应对外部世界里发生的政治、经济、技术或伦理问题,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休谟、康德、马克思、尼采等提出的问题。生活问题的两个基本维度,苦难和幸福,既不是知识论的问题也不是艺术问题。其中苦难问题最具有形而上的分量,直接深入了存在的要害:存在如何能够继续存在,甚至极端化为“存在还是毁灭存在”(to be or not to be)。形而上的苦难问题直接就落实为战争、和平、合作、斗争、政治、经济、伦理和法律等形而下问题。这意味着,形而上问题需要形而下的解决,而形而下的事情必须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才成为哲学问题。

   九、没有形而上的存在,只有形而上的问题

   如前所言,存在本身只能引出重复自身的重言式,尚未构成可以研究的问题,因此可以推断,“存在”只是一个具有语法功能的概念,并无实质意义,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形而上的“存在”。只有当存在(being)落实为实在(existence),才产生形而上问题,而形而上的问题并没有形而上的解决方式,只能以形而下的方式去解决。只有当动态存在(to be)成为“变在”(to be becoming),存在才获得意义,就是说,在必须选择某种可能性的时间分叉时刻(the forking time)才形成存在论的问题,即存在进入“这样存在或那样存在”的抉择时刻,存在才出现了意义——意义即一种可能性与另一种可能性的比较关系。假如存在只不过是重复自身而毫无变化,就没有提出问题,也就没有意义。变化即选择,选择即意义,而意义即问题,所以,所有存在论的问题都是“变在”问题,其极端形式就是“存在或不让存在”(to be or not to be)。既然存在论问题始于存在的选择,而选择一种存在方式就具有初始的创建性,所以说,本源就是一种存在方式的创建点,而任何一种存在方式都具有不确定的未来性,永远前途未卜,因此,存在论的有效值域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

本源之所以成为本源就在于具有未来性,而未来性蕴含无穷性,这意味着,存在永未完成,永远不可能落实为一个完成式的完整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存在即未在,永远都在等待下一个时间分叉时刻,等待另一个存在的创建点,因此,存在就是创作的行动,所有的存在论问题都始于创作性的“我行”(facio),(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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