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学术界对主流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非物质性迷思"的反思,以及"新物质主义"理念的兴起,共同推动了"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2010年以来,媒介物质性研究开始被引介到国内,两届媒介物质性研究论坛进一步推动了国内媒介物质性研究的发展。除了深度的理论阐释外,论坛还涵盖技术与技术物、传播政治经济、空间与流动性、身体与情感以及媒介生态等多元的研究议题。国内媒介物质性研究发展同时也存在不足,仍需关注其他被遮蔽的议题,寻找合适的研究方法,反思研究的局限与风险。

　　 关键词：媒介研究; 物质性; 新物质主义; 研究范式

　　 媒介有物质性吗?乍一听，这似乎是个多余的问题。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媒介运作的哪个环节不在与形形色色的物质打交道?大到电视塔、卫星、基站，小到纸张、屏幕、按键，哪一样不是以各自的物理属性、地理分布、资源结构和技术可供性影响着人们的媒介经验、物质地塑造着现代世界?既然如此，物质性研究似乎从一开始就应该成为媒介研究的应有之义。然而，主流传播学和媒介研究却长期笼罩着一种“非物质性迷思”,对信息、内容、文本、意义、话语的过度执着，“云计算”“虚拟现实”“线上交友”等一系列围绕着新技术的非物质性隐喻，让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媒介划归到虚拟的世界，对其无处不在的、沉重而复杂的物质性视而不见。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学术界开始从各个不同的方向挑战并纠正这一偏向，汇聚成所谓的“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2010年以来，这一转向逐渐对国内传播学和媒介研究产生影响，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媒介研究者参与其中。2019年3月和2021年4月召开的两次“媒介物质性研究论坛”让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备受关注。本文以这两次研究论坛为线索，对媒介物质性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做一梳理，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以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新物质主义”视野下的物质性转向

　　 从物质的角度理解世界和人类交往，这丝毫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朴素唯物主义，到16～18世纪英法等国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机械的唯物主义，再到19世纪德国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物质被一系列思想家认为是第一性的，是所有精神活动和交往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更是将这一传统推向至高点[1]。然而传统的唯物主义一直是将物质与精神、物与人视作完全不同的范畴。它们共享一个理念：物质不能被赋予灵魂、生机或其他方式的活力，它只能用大小、形状和运动等固有属性来理解，它在本质上是客观的、被动的、不受人的意志所左右的。绝大多数的物质文化研究受此理念影响，虽然其出发点在于强调“物”的中心性或者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性，但在实际研究中只是将 “物”视作一种文化产物，“物”的本体论状况变为一种“文化”的物质性，甚至部分研究还会有一种不假思索的机械还原主义的唯物观，将物的存在看作是三维物理世界的冰冷的物的存在，物在本体意义上的丰富性、有机性和能动性被忽视或者低估了[2]。

　　 我们这里所说的媒介研究物质性转向并不是要回到这种“旧的物质主义”,而是建立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新物质主义”基础之上的。1996年，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在他对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哲学的解释中首次提出“新物质主义”(neo-materialism)的概念。他提出的方式是：“……一种哲学立场，不仅在人类历史上，而且在自然历史上，都反对进步的观点。根据这一立场，生物绝不比岩石‘更好’。事实上，在一个非线性的世界里，矿物、有机物和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基本自组织过程，也许岩石掌握着理解沉积的人类(sedimentary humanity)、火成的人类(igneous humanity)及其所有混合物的一些关键[3]。”2000年，同样基于吉尔·德勒兹的思想，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也从身体的物质性角度提出了“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概念：“思考穿透身体，而非逃离身体，从而挑战既有的边界和限制。”[4]新物质主义并不是一套明确的命题，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诸多混杂的理论视野在德兰达和布雷多蒂的阐释之后被纳入这个仍处于变动之中的场域[5]。它至少包含三种不同的研究轨迹：消极新物质主义(negative new materialism)、生机新物质主义(vital new materialism)、操演新物质主义(performative new materialism )。消极新物质主义否认思想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它的两个主要传统是“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和“物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尽管这两个传统在本质上不一致，但它们都强调思想的非关系性(non-relationality)。生机新物质主义强调物质内在的生命力，并将物质性从被动、机械或神圣的物质中分离出来。它起源于吉尔·德勒兹在20世纪60年代对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和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的自然企求力(conatus)的解读，即自然界的一切主要是由一种内在的生命力来定义的。消极新物质主义和生机新物质主义都以不同的方式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操演新物质主义则认为本体论和认识论本质上是相互关联和相互构成的，且这种相互关联和相互构成既不要求也不限于人类。它源自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的“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假设物质与我们的解释框架一样活跃，我们不只是赋予物质以意义，而是物质和意义彼此共同形成[6]。虽然新物质主义有不同的研究轨迹，但它们都共同置疑人本主义意义上的物和物质性，不再将自然仅仅视作人类文化活动的背景，物不再是“哑的”和被动的，直到它被人类的兴趣和解释所唤醒；相反，物成为社会实践的另一种行动者，人与物的界限被彻底颠覆[7]。在这个意义上，新物质主义者认为的物质性超越了传统的物质文化研究，因为它通常包括一些不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存在，包括非人类的动物、植物、地质，等等，“物”同时指代自然物、人造物、肉身(人)[8]。

　　 至于“媒介物质性”,学者们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定义。格雷厄姆·默多克认为“媒介物质性”指代媒介系统中所使用的原材料和资源、支持日常交流活动的设备，以及构建和维护这些基础设施和机器所需的劳动链[9]。其中，原材料与资源对应自然物，设备对应人造物，劳动链对应肉身(人)。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提出，当我们讨论媒介物质性时，也要包括那些没有固定实体的东西，如电、磁、光、能量，甚至那些传统意义上不被我们认为是物的东西[10]。章戈浩和张磊的定义则覆盖了更大的范围，泛指一切涉及“物”与“物质”的媒介构成、媒介要素、媒介过程和媒介实践[11]。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并非要从“人与物”这个翘翘板的一头滑向另一头，弃“人”从“物”或是以“实”克“虚”,它的目的是要超越人与物、虚与实的二元对立，实现认识论的另一次跃升。这绝非范式的回归，而是范式的创新。

　　 二、 从两次论坛看物质性转向在中国的影响

　　 从2012年开始，国内传播学界已经陆续有学者对媒介研究中过度文本化、只见内容不见物的偏向产生质疑，尝试从城市[12]、移动[13]、身体[14]、姿态[15]、基础设施[16]、版面[17]等物质性面向重新理解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也开始有学者对以物质性见长的科学技术研究理论和德国媒介哲学思想进行零星的推介[18][19][20][21][22][23][24][25][26]。这些涓涓细流终于在2019年3月汇聚成一股清泉，由中国传媒大学承办的首届媒介物质性研究论坛第一次在国内打出了“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的旗号。两位召集人在征稿启示中这样陈述会议的主题：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句马克思一百七十年前的断言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真实，从APP到云计算，从虚拟现实到人工智能，比特取代原子的数字化生存仿佛日渐实现，周遭的一切加速化为虚无。然而无论是有形的基础设施，还是无形的通讯协议；无论是可见的接口界面，还是隐形的平台算法，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处其间的社会与文化一如继往为林林总总的有形物质所形构，却不同过往地为种种并无实体却一样具备物质性质的事物所重构。物质性成为我们思考当下数字生活、考察媒体世界、剖析文化场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却长期成为了传播研究的盲点。我们邀请您一道来迎接这一传播、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

　　 此次论坛讨论了形形色色的媒介物质性问题，从智能手机、地图、竖式排版、移动中的身体，到信息基础设施、文化技艺、闲暇机器等，不一而足[11]。章戈浩和张磊的总结性文章《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在学术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截至2021年五月中旬，该文章在知网上的下载量达1400多频次，被引量为26频次。不少与会学者的研究成果相继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27][28][29][30][31][32][33][34][35]。

　　 物质性转向的大门一经打开，就不可避免地将学术的目光指向了更为广阔的时空和世间万物，在众多的学术概念中，也许只有源自地质学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才足以代表这种思维尺度的跨越。尽管这是一个仍然充满争议的概念，但它有力地提醒我们，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地球的地质和生态形成中起着核心作用。在一个以人类自身命名的世代，人本主义传统中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的边界土崩瓦解，这与新物质主义所要表达的物质性意涵不谋而合。而这正是2021年4月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人类世的时、空、物——第二届媒介物质性论坛”所要打开的尺度。相比第一届论坛，这次会议的视野显得更加雄心勃勃：

　　 许多年以后，当人类/后人类/赛博格回首这个被地质学家称为“人类世”(Anthropocene) 的时代，是否会面临这样的困惑：何为自然?何为人?何为非人?在他/她/它们的眼里，也许文化与自然、人与物的二元对立只不过是人类这个特种在某一时段用来守护自己认知秩序和知识边界的幻影。

　　 我们正被所处的世界与万物深刻改变，也有意无意地改变着所处的世界及周遭万物，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无论是无机物、有机物、微生物、植物、动物，还是人造物、技术物、媒介物、数码物，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将他/她/它们与我们分开。这样的我们，该何去何从?是该终结种植世(Plantationocene),走出资本世(Capitalocene),重建一个逆熵世(Neganthropocene),还是与克鲁苏世(Chthulucene)的诸多麻烦共存?

思维尺度的变化往往会颠覆关于中心/边缘、常规/例外的秩序，激荡出新的研究灵感。这届论坛从不同的角度挑战了主流传播学研究的边界，将基础设施、能源、生态、跨物种传播等话题带入媒介研究的范围，诸如“后生命”“木维网”等颠覆性概念也闯入了人们的视野。至于此次论坛能够产生多少真实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但是它所带来的思想碰撞却已经让所有与会者大开脑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