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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内生于日常生活的秩序与治理

更新时间:2021-08-07 11:12:27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本文是徐勇教授2021年7月16日在四川大学举办的“‘高质量’导向下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性研究”重大课题报告会暨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研讨会”上的发言,经作者修订补充。

  

   这次来四川大学参加开题报告会和论证会,很高兴!

   我算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从事基层治理的学者之一,长期跟踪实践并进行理论研究。在全国,广东、浙江和四川在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方面一直是排头兵。特别是四川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重视基层治理创新。成都专门设立了社会建设委员会,创造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模式,非常难得。四川大学得天独厚,适应国家需求,以四川省和成都市的城乡治理创新实践为基础,在城乡治理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成为全国的研究重镇。学科带头人姜晓萍教授中标重大招标项目,非常合适,表示热烈祝贺!

   本课题得以中标,在于抓住了时代的主题和国家需求,很有特点,这就是“高质量”。

   记得1998年全国开始推行城市社区建设,在全国设立了26个实验区。当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大量下岗工人由社区承接的问题。社区当时还是一个新名词。20多年过去了,社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和不可或缺的要素。

   如今,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城乡社区治理由“低水平”到“高质量”转型。“什么是高质量,怎样才能实现高质量?”还是要紧扣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是出发点,这是中国人历史传统的积淀和未来发展的导向。

   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大量的文明体主要是依靠超越世俗生活的宗教来安排人间秩序,属于宗教秩序。所以,我们出国时会看到大量的宗教场所。中国是一个超大国家,没有一个超越世俗的统一的神,但人们的生活却井井有条。黑格尔说过:“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中国为何得以持久?依靠什么来维系生活秩序和历史延续?费正清是美国的中国学大家和开拓者。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遥远的东方中国十分陌生的情况下,到中国求学和生活,后成为美国的中国学开创者,有大量论著。其中,《美国与中国》是一部具有比较意义的经典论著。在这部书里,他对中国与美国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对一个享有较高物质生活水平的美国人来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中国农民在这样困苦的生活条件下,竟能维持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问题的答案在于他们的社会习俗,这些习俗使每个家庭的人员,按照根深蒂固的行为准则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变迁。这些习俗和行为准则,一向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牢固不变的社会现象。”之后,有愈来愈多的学者持与费正清相类似的观点,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文化中国”,主要依靠文化而不是暴力进行治理。

   作为“文化中国”,中国人的秩序内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形成生活规则。在国尽忠,在家尽孝,是人们基本的生活信条。在中国,“孝”与“敬”是连为一体的。子女的顺从不是基于外部强制的服从,而是基于内心的顺从。“敬”是一种天然的尊重。这种尊重不是同一时间内基于父母子女平等关系而产生的,而是基于时间的变化带来的角色的变化。即前人与后人、前辈与后辈、上人与下人,老子与儿子,婆婆与媳妇都不是固定不变,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有的下位角色会转换为上位角色。“每一组父子关系都是无尽的父子关系链中的一环。因为每个父亲同时也是儿子,而每个儿子按常规来说,都会成为父亲。所有人都置身于这个连续不断的关系网络中……个人在这个亲族关系网中没有自由,因为他四面被亲族包围着。但是他也几乎不存在被扫地出门的担忧,因为他可以从四面得到帮助。他给人的帮助同他期望得到的帮助完全相等。”如果本人不敬重父母,那么也意味着子女也可能不敬重自己。这种时间角色转换的预期,使得人们的孝敬更主要的是基于内心。它与其他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不同。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下,君主世代为君主,民永远只是民,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只是压服,只能是基于暴力和利益的服从。

   正因为“孝”产生的是家庭成员基于内心对家庭权威的顺从,是家庭存续的精神基础,“孝”得以成为家庭精神的核心价值,所谓“百善孝为先”。孝构成人们的行为法则,即“孝道”。正是因为有了“孝道”,人们的行为有了预期,有了动力。否则,人们为什么要含辛茹苦养育子女、勤扒苦做创造财富呢?用民间的话讲,养育子女就是为了有个“指望”。这种“指望”如神灵一般支撑着人们。如果违背了“孝道”,就是违背了“公理”,就会受到普遍的谴责。中国文明能够绵延不绝,中国人的生活得以井井有条,依靠的就是这种内生于日常生活之中,具有时间性的自然秩序。用四川人的话讲,就是过得很“安逸”。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定义于“美好生活需求”非常恰当,这是对历史的超越。过去物质贫困,只是“活着”,活得并不安逸,其生活秩序经常会因为贫穷和战乱而中断。我生活于四川和湖北交界的地方,改革前,四川人生活太穷。进入新时代,全面实现小康,人民对生活的需求多样化,要求高了。不仅是“活着”,而且要活得更美好,活得更安逸。这就需要有效治理。但无论如何治理,都需要从人们的生活出发,遵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内在规则,在新的层面建构新的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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