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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成康:18世纪清朝国家政体变革再思考

更新时间:2021-08-07 10:28:43
作者: 郭成康  
亲笔朱谕向两广总督孔毓珣求教:“朕实不达海洋情形,所以总无主见”,并委托其“博访广询,谨慎斟酌其至当奏闻。”乾隆帝初政,如临如履,惟恐失误,一日之中朱笔细书,折成方寸,或咨询张廷玉、鄂尔泰,或咨询孙嘉淦、朱轼,“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可见雍正,继之以乾隆,纠正康熙晚年独断禁南洋的失误,也绝非一时孤立的事件,同样是皇权不受制衡的极端专制,可以因皇帝的开明而呈现政治和煦气象。

   顺带说一下,雍正帝晚年在决策军政大计前对众议的重视和自觉坚持。18世纪30年代,继续出兵准噶尔蒙古,抑或遣使议和,是关系重大的头等军务,雍正帝反复斟酌,自言“二者均难遽定”,故特召西北两路统兵将军来京与军机大臣等悉心计议,结果意见仍然分歧。雍正帝以兹事体大,“理应博采众议,详慎筹划”,遂命满汉文武大臣共同会议,“各陈己见,据实具奏”。此时距他执政最后一年以57岁辞世,大约一年光景。

   与雍正帝有所不同,乾隆帝初政的开明逐渐向专断转化了。18世纪中限制西方国家来华贸易的广州单口通商的决策,就是在未经廷议,也没有很好协调广东与江浙等沿海省份利益关系的情况下,由皇帝采取非常规决策程序“圣衷宸断”的。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马戛尔尼首次来华谈判中英贸易,其时中国还具有足以同这个西方最强大的国家相抗衡的实力,如何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到中国最大的利益,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一方,但乾隆帝压根儿就不打算跟这帮不懂“礼仪”的野蛮人打交道,更谈不到考虑应采取何种策略以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他在做出如此重大决策时不仅没有交大学士、九卿、科道及各省督抚议奏,也没有交军机大臣等统治集团最核心层会议,而是以天朝大皇帝“敕谕英王”的口吻将英方提出的要求,不合理的与合理的,一股脑儿地全部回绝,随即有礼貌地将英国使臣推出国门拉倒。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中英贸易谈判,就这样以简单草率的方式关上了大门。如同康熙帝一样,乾隆帝这时也“临御天下已五十年”,他的“英明果断”的专制威权更远远超乎其祖父。乾隆五十五年(1790)内阁学士尹壮图在往返京师与云南原籍后向皇帝讲了点真话,奏称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库帑亏空,“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乾隆帝大为光火,厉声呵斥其“将所奏直隶等省亏空者何处,商民兴叹究系何人,逐一指实覆奏”!吓得失魂落魄的尹壮图无法也不敢指实,乾隆帝仍令其随同钦差大臣前往直隶、山西、山东、江苏等省实地盘库,自然是钦差未到,各省早已挪掩完毕,尹壮图往返数千里,最后承认“各省库项丰盈,仓储充足,并无丝毫短缺;商贾士民,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实无地方官滋扰之事”。法司以尹壮图妄生异议论斩,乾隆帝虽饶他一命,但在处理这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大案中,皇帝钳制人口、愚弄天下的淫威,以及暮年君主恃气虚骄的心态已暴露无遗。乾隆帝晚年喜谀恶谏、喜柔恶刚、喜从恶违的由人性弱点决定的专制偏好,营造了朝野“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则四海讴歌”的政治迷信,反过来又助长了乾隆帝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自我膨胀。他讥讽唐太宗的纳谏为沽名钓誉,把襄赞政务的大学士视为赘疣。在这样极端专制的政治环境下,出现对西方贸易决策的两次重大失误绝对不是偶然的;在这样极端专制的政治环境中,即使遵循常规议事程序,信息的全面、真实也要大打折扣,臣下信奉“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议政又怎么能充分深入?

   18世纪的中国,对皇权的制度性约束已荡然无存,政治开明与否,只能寄托在君王的道德自省,即孙嘉淦所期望的“皇上之圣心自懔之”。诚然,乾隆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了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也确实“常存不敢自是之心”,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专制体制内在的逻辑力量,最终还是把他推上极端专制的顶峰。

   平心而论,即使在史家称颂“君明臣直”的贞观年间,在位不过23年的唐太宗也迈不过这个坎儿,永葆开明作风。贞观十七年(643),以面折廷争、犯颜苦谏而为帝所敬畏的魏徵病卒,皇上亲制碑文,命陪葬昭陵,可谓备极身后哀荣。然尸骨未寒,太宗就以魏徵“阿党”、“沽名”这样莫须有罪名,扑毁所撰墓碑,一代谏臣瞬间从天上坠入地下。司马光以独到的史识、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太宗“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到贞观中,“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演变的心迹。其间太宗曾以“魏徵每廷辱我”,扬言早晚杀了这个“田舍翁”!可见他的“踣所撰碑”,乃对魏徵多年积怨总爆发,也是封杀悠悠众口的示威。据《资治通鉴》记载,魏徵去世两年,太宗亲征高丽,无功而返,深悔之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遂“复立所制碑”。这不过是司马光为唐太宗纳谏故事平添的一个光明尾巴,但他以史为镜警戒为帝为王者的良苦用心,揆诸古代政治史,即使皇权受到某种制度性制衡的君相制时代,效果也实在有限。

   总而言之,唐太宗没有解开古代政治这一死结,乾隆皇帝也未能摆脱纠缠古代中国政治的历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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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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