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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业:普通话:我人生的悲喜剧

更新时间:2021-08-06 22:24:35
作者: 戴建业 (进入专栏)  

  

   在拙著九卷本“戴建业作品集”序言中曾说过,我的一生有点像坐过山车。

   比如我说话的神情和腔调,原本来于自己的天性,可从小因说话“没个正经”,我没少挨父母的打骂。

   在如何教育我的问题上,我父母的意见从来就不曾统一,但在男孩应该庄重这点上,父母的认识却又高度一致。“正颜厉色”是父亲在我和弟弟面前的“示范表情”,我本来就属猴,人也长得像猴,小时候走路蹦蹦跳跳,说话也总嘻嘻哈哈,我一开口父亲便骂我“轻佻”。

   父亲对我的期望与我的天性不啻天壤,我在他面前十分憋屈,他对我定然极度失望。

   何曾料到,等自己成人以后,才发现我说话的样子人们并不反感,尤其走上大学讲台以后,我讲课的方式同学们十分喜欢。

   父母是用他们理想的男孩模子,来教育和铸造他们的孩子,宁可让孩子削足以适履,也不愿孩子适性而成才。

   再说,“一本正经”未必就“一身正气”,“一本正经”反倒可能遮掩了“四平八稳”。

   我们父母的人格理想,不一定是被社会认可的理想人格。我早年要是被父母成功改造,小时或许能讨父母欢心,今天就必然使读者观众反感。

   当然,要说起人生的“过山车”,非我那口独一无二的普通话莫属,它才真正让我尝够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眼下,我讲的“麻普”大受欢迎,这两年不断出现“戴建业口音”模仿秀,有的模仿到可以乱真的程度,连我本人也误以为是出自我的“金口”。

   海外许多华人收看我讲古典诗词的视频,我还不时收到他们对我的感激和赞美。

   B站的同学们还留言说,但愿我的“麻普”能做到“不忘初心”。

   我老家麻城去年还请我回乡演讲,老乡们感谢我“把麻城话推向了全国”。

   朋友们喜欢我的讲课内容和讲课方式,也爱屋及乌地喜欢我的方音。

   如今,“麻普”成了我的标识之一,与“麻普”相关的“你听懂了没有”,也成了我最有名的口头禅,“你听懂了没有”还成了我一本散文集的书名,它这一年多来一直畅销,从网上到书店再到机场,随时随地都能见到它。

   在上海用餐时,一位粉丝朋友就对我喊“你听懂了没有”!

   这真让我大感意外,更让我喜出望外。

   水还是那条水,山还是那座山,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方言还是那个方言。何曾料到,当年麻城方音曾是我甩不掉的包袱,今天麻城方音成了我别树一帜的“优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料得到呢?

   这广为人们模仿的“麻普”,当年可是让我吃尽了苦头。

   说来都是泪。

  

   除了从广播和收音机中听到普通话,从强迫我父亲“交代问题”或找父亲“调查问题”的干部那儿偶尔能听到外地口音,上大学前没有听到过有人当面和我讲普通话,更没有人教我说普通话,甚至从小到大都没学过拼音。

   念中小学时,老师们讲课全是用麻城方言,高中教数学的恩师阮超珍是唯一的例外,她是用广东普通话给我们上课。

   上大学后,才知道竟然还有人听不懂我的“普通话”,还有人嘲笑我的方音!

   我们七七级是春季入学,永远也忘不了上学不久的一次春游,我走在前面发现了一处美景,马上招后面的同学说:“快来,这里最美丽!”

   班长俞志丹笑着问我:“你在说什么?”

   怕他们没听清楚,我立即又重复一遍:“这里最美丽!”

   班长更加疑惑地说:“你在说什么呀?”

   以为他是在戏弄我,我窘迫得满脸通红,他也困惑得一脸无奈,同行的几个同学都哄然大笑。

   学了拼音后才明白班长的确没听懂,因为“这里最美丽”五字,麻城方音是这样念的:“lè lì jì mì lì”。

   大学四年,麻城方音不知给我造成多少尴尬,我的室友李建国差不多天天拿我开涮。建国兄语言模仿能力很强,用我的方音念诗是他的绝活,特别是学我朗诵刘禹锡的《乌衣巷》,从语音、神情到姿态都惟妙惟肖。“观看”他高超的模仿秀,我心情好时是一大乐事,心情坏时是一大难堪。顺便说一下,我们家乡“野草花”的“花”念“fā”,“夕阳斜”的“斜”念“xiá”,“百姓家”的“家”念“gā”。

   方音招来模仿还只是大学生活的调料,问题是它严重影响我的学习成绩,而且还可能影响工作分配。

  

   我们学校过去十分强调师范特性,中文系要求学生“一手漂亮字,一口标准话”,因而对学习普通话十分重视。

   大学二年级,教我语音课的朱道明老师,课中常点同学们起来念一段话。一次点到了我,我让旁边的同学小声念,我跟着他模仿如何发音。朱老师以为我身旁的同学在聊天,告诫他“不要讲话”,同学一停止讲话,我马上就不能“说话”——我不能也不敢用乡音朗读。

   最大的麻烦是教学实习。

   我实习的学校是武汉第十四中,一想到要给武汉孩子上课我就发怵。我与班里的美男子邓衍明分在初中班,班主任王迎跃是一位教数学的美女,邓衍明、我和班主任三人同岁。邓老兄是一位撩妹高手,嘴巴说的比脸蛋长的更要迷人,不到两周就把自己的指导老师,成功地变成了自己的女朋友。

   这小子可把我害惨了,王老师很快完成了角色转换——对他非常“亲密”,对我只是“客气”。

   更要命的是班里的孩子不懂假装“客气”。

   我第一课是讲《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一开口就把课文标题中“永垂”的“永”念成了“rěn”,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在同学们眼中可能已经不是老师,而是一个土得掉渣的滑稽小丑。

   过去在老家时我擅长表达,在武汉当老师简直不敢张口,我一张口同学们就挤眉弄眼地笑。

   本来我备课非常认真,但由于独特的普通话无法上课。第三天就有一位学生家长投诉,她向我的语文指导老师声明:“如果还是这个小戴老师上课,我家小孩明天就不来上学,我女儿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实习结束,其他同学都得的是“优秀”“良好”,只有我一个人只得了个“合格”。

  

   这次实习得分高低并不重要,对我真正的打击是留下了阴影,使我对自己的“普通话”失去自信,研究生毕业后走上讲台仍然紧张。

   果不其然,原先在什么地方摔倒,还会在什么地方跌跤。

   回母校一登教学讲台就放了哑炮,第一次课后学生就要求换人,理由仍和大学实习一样——听不懂。

   这才发觉问题十分严重,我可能一辈子与讲台无缘,我不能吃教书这碗饭了。

   普通话讲得不好,我曾被领导传去谈话。领导考虑把我调离教学岗位,决定让我去“搞行政”。

   当时把我给逼着急了,我跟领导当面顶了起来:“我的普通话不好,你怎么能听懂了我的话呢?”

   生存的严酷性逼迫我学习普通话,那时候录音机还不普及,我买了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时常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对其中“阅读和欣赏”节目特别重视,每次提前将原文标上拼音,先自己反复诵读,再跟着电台来正音,一两年下来练就了这口非驴非马的“麻普”。

   从此就很少听到同学们抱怨“听不懂”了,我的课堂上还常能收获掌声和笑声,再过几年我的课堂便“一座难求”。

   2018年初,我十多年前录制的“走近大诗人”课程,超星截取其中一些短视频传到“抖音”上,有的短视频当日点击量迅速突破2000万次,点赞150多万人次。

   我的教学和“麻普”出乎意料地受人欢迎。

   随着我越来越多的讲课视频传到网上,我被南北网友接受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可见,我的“麻普”就像中国许多戏文,它是我教学生涯中的一出悲喜剧:开头是劫难的连环套,结尾则是典型的“大团圆”。

   ——本文节选自《我的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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