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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宇:以数字中国为方法:新全球化语境下整体传播命题及学理路径重塑

更新时间:2021-08-05 11:09:17
作者: 洪宇  

   在以数字中国为方法的学术语境中,新型传播技术体系的本体论如何融入整体传播视野?社会技术系统研究折射的范式转移与主客体同构的整体传播思维存在耦合关系,因此需正视技术、传播、社会各自的活性以及彼此间的交互与合成。

   首先,社会技术系统扩展公共传播与全球传播的物质性研究对象。以全球5G网络、基础设施化的第三方平台、大众智能传播系统以及穿戴设备为纽带,后互联网技术已充分勾连虚拟与物质,成为侵入并重构社会关系的物质性环节,因此是重要社会性变量需得到正视。技术哲学家Langdon Winner曾指出,核电站与特定社会关系相匹配,甚至以后者为前提,但另一些技术体系则可以通过安排与设计更灵活地表达权力与权威。45那么,鉴于技术的嵌入性、异质性和流动性,数字中国现象囊括技术旅行的社会过程,即智能传播技术在政府与治理、生产与流通、教育与医疗、新闻与交往、家庭乃至生命过程中多语境、多站点、多用途应用所带来的实践博弈、话语争议以及多样化结果。如果说媒介研究关心的是主导传播技术与社会主要特征之间关系的话,以传播技术为客体的内省性问题就成为:何种行动主体在何种条件下、依据何种价值、经历何种过程形成技术体系内外部的社会关系?

   其次,社会技术系统为挖掘数字中国的传播维度打开空间,引申出新物质文明的传播意涵。雷蒙·威廉斯指出,传播体系(communications)是社会关系的组织表现与制度形态,而传播活动(communication)则是社会生产过程,是社会主体体验、表达、探索、再造社会秩序的实践活动。46传播体系与传播活动构成辩证关系,前者限定传播秩序与传播可能,后者在政治文化语境中实现关系、产生交换、生成意义,并激活、维护、改变包括前者在内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传播活动包含社会互动论意义上的符码交换、讯息传递、物质流动、能量转移的横向意蕴,也包含政治经济意义中传播资源与传播关系等级分配的纵向意蕴,亦是传播物质主义认识中社会主体对社会系统进行体验、表征、规划、组织的社会行动。在此意义上,新型社会技术体系可被抽象地视作由传播行动构成的过程与形态。基于此,本文提出理论假设,即新传播技术为历史变迁创造重要条件,随之技术在政治经济结构、利益及观念竞争,以及社会主体能动性所构成的多层次影响下,通过连结与反连结、分布与控制、表征与说服等传播活动形成传播—技术聚合体,进而以媒介行动者为形态限定传播可能、发展机遇以及价值公约。在克服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开创去中心全球化格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物质文明传播语境中,该理论假设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传播问题,即新型传播技术体系租用何种物质资源、社会流动、文化价值来实现广泛连接参与?数字中国传播何种利益、价值及规范的公约数才能培育新物质文明?

   最后,社会技术系统概念之于技术社会性的重新审视也为传播学超越媒介本体论提供研究进路,鼓励学科视野投向媒介与社会语境的互构关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戈尔丁与默多克就指出,主流大众传播研究拘于媒介中心主义与媒介功能主义,而文化研究虽将媒介内容视为之于社会结构的诠释和折射,但该批判传统以媒介文本为中心而忽略语境与过程,从而导致媒介分析与社会整体的割裂。47如前文所论,已有理论进展以及数字中国的复杂性、发展性与前沿性都对传播学提出超越媒介本体论的要求,呼唤整体性的传播研究视野。诚然,在中观层面,各类传播—技术聚合体即形成中的社会技术系统,其通过资源聚拢与话语权再分配、参与性与排除性重构,以及特定社会行动与文化价值的物质化机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权力范式”48。然而,不同于西方学界充满悲观宿命论的“监控资本主义”的总体性论断49,社会场景、社会过程,尤其是“中国信息、传播与文化体系市场化转型与全球化竞合的基体,即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沉淀与技术积累所赋予中国在地发展的相对自主性的基础”12,扮演不可或缺的建构作用,孕育不尽相同的技术政治与传播可能。一方面,在历史前设性基础上,新型传播—技术聚合体在与既有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文化实践的互动中受到牵制与塑造50;另一方面,围绕传播—技术聚合体的社会过程也生产性地改写权力、权利、参与、流动、时空,由此构成发挥“改造世界”主体性、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建构人类共同体未来的斗争与创造场域12。

  

   五、变局尺度:权力、过程、行动者

  

   至此,在整体传播视阈下,作为方法的数字中国引申出三点进阶式认识: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博弈式全球融合的双重逻辑下,数字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基础以及意识形态上呈现多元异质基体;第二,传播体系与技术路线并非自在自为,而是嵌入于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与文化实践环境中,并辩证地构成生产性社会过程,是包括国家、资本、区域、机构、社群在内的各类社会主体围绕技术资源、技术可能以及技术观念,通过连结与反连结、分布与控制、交流与说服等传播实践,达到开创与再造关系的过程,其既受限于又作用于历史性社会地理不均衡;第三,随着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传播—技术聚合体成为支撑新的资本积累模式、政府治理手段以及社会组织形态的基础设施,其在聚拢空间、自然、金融、知识、信息的同时也诱发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参与权、话语权的重新配置,因此构成关乎权力、权利、权益的显著政治过程,亦在整体传播意义上构成新物质文明传播。

   放在不同尺度下,由算法、数据和智能构成的技术黑箱,由平台组织构成的制度矩阵,以及由媒体融合改革促成的传播环境变迁,都是数字中国的具象研究对象。鉴于此,需借助哲学意义上的整体意识来克服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实际上,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交叉影响下,传播学研究“始终围绕传播系统进行”,传播系统亦是捕捉研究对象复杂性的概念工具。51中国传播学原发的媒介生态研究已为系统思考勾勒出研究路径,其跳出北美媒介环境研究的媒介一元论思维,从生态学所归纳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出发,以立体视角把握包括要素、关系、构成、结构、形态、趋势、规律在内的传播格局,形成一个针对媒介生态系统内在机制及其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领域,并以关联描述、效果研判,以及规划建议为研究内容。52

   然而,嵌入在全球失序与系统性危机中,数字中国是围绕传播技术应对乃至引领大变局的主体性表达与过程性实践。如何避免系统论陷入“结构功能主义媒介观”的静态整体意识?53借助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等经验现象,如何发现数字中国应对变局的设想、过程与效果?这需要克服传统结构主义之于系统逻辑的绝对化、超历史、静态性的理论设想,发现行动者超越既有结构的能动性。就此目的,后系统理论进一步摆脱结构主义类别,从行动者视角跟踪过程与形态:系统的维护与变迁均不能脱离行动主体间的互动与连接,其以行动者的传播实践为中介过程,实现特定物质、观念、人群以特定关系拼合,形成或稳定或善变的系统结构。处于社会关系与矛盾语境中的行动者,具备反思与抗争的能动性,从而赋予系统变化的社会动力。

   尤其在系统面对危机的矛盾性语境中,围绕新技术发起重构关系的新过程亦或表达新政治文化观念,因此具有潜在变革性。从行动者角度发现拼合行动、去拼合行动,以及所产生的新系统形态,是揭示变化趋势与政治意涵的研究进路。54诚然,既有系统有把关、选择、认证、排除、连结、反连结的权力,因而具有韧性。但即便如此,既有系统仍具有可变性。其由多重过程汇聚而成,过程虽受系统限定,但系统内外部问题激发的过程重构能生成新关系从而改变系统。比如,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试图通过创新内容与技术,勾连县域空间内外的人群、事物、资源,以此构建情感、利益以及政治关系,达到塑造新的社会空间、改写权力空间中梯度位次的目的。55又比如,为了防止华为凌驾于硅谷企业主导全球互联网的架构,美国特朗普政府通过禁运谷歌移动服务施展其“脱钩”权力,但是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在此情景中具有“反脱钩”潜力,其将搭载分布式设备,还将以开源模式吸引应用开发者,从而搭建新生态。56

   在应对全球变局过程中,“一张蓝图绘到底”是数字中国理念先行、发挥主体性的概括表述。在后系统论强调结构通过行动者实现延续与变化的视野下,价值成为体现行动者能动性的重要维度,但价值与价值行动亦是复杂的。比如说,新时代的重要发展理念是数字中国建设的价值坐标,但是其与历史基础以及现实结构形成勾连与张力。以现实范畴中的命运共同体为例,其是人类社会面对系统性危机相互依存的客观必然性,但也指向制度局限性以及观念选择性。57因此,理想范畴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说是“自在的世界性实体”,不如说是以共同价值建构为基石构建与之相匹配的物质能力、制度架构、组织原则、社会关系的价值行动过程。5由此想见,价值行动贯穿于数字中国的建设场景中。抽象价值与新型传播—技术聚合互为条件,但也在协商与融合中重新演化为价值行动。可以说,价值行动折射着不同场域中的历史结构性环境、新历史条件的客观要求,以及主体间利益与观念互动,乃是行动者的“惯习”“愿景”以及对当前情势所作“判断”的有机组合。58

  

   六、结语

  

   通过阐述新时代的传播研究需求、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性转向,以及后系统论围绕权力、过程、行动者得以丈量变与不变的尺度,本文勾勒出整体传播视阈下的数字中国命题:即在全球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危机之时,充分理解传播与技术的广泛社会活性,并以中国与世界的博弈式融合为语境,以人类共同体的世界未来为对象,开展整体传播研究。其承接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网络社会学的批判传统,对既有不均衡传播秩序中的结构、观念、作法作出批判性分析;还以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立足于社会主义全球南方与西方中心主义及资本主义永续性的矛盾关系,强调传播活动与传播体系是发挥“改造世界”社会主体性的斗争过程与创造场域。

   作为方法的数字中国突出技术体系、传播可能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三元互构。这承接传播学科中新型数字传播方向的研究思路,但超越既有“技术—传播—社会”模型所暗示的以技术特性为基点、以传播形态为尺度的思维惯式59,而把视野扩展至新型媒介行动者所蕴含的过程、形态以及政治。通过征用拼合思想、科学社会学、传播物质主义认识,本文视传播为讯息性、物质性、组织性的社会行动,视形成中的新物质文明为传播现象,强调传播活动在建构技术路线中的构成性角色,并侧重数字中国为应对变局采取的种种技术创新所折射与构成的过程、关系、空间与价值,以此正视传播技术乃是激化地缘政治之“精神火线”、超越“文明冲突”之媒介行动者、支撑“发展共同体”之组织载体的全球传播新命题。在讨论何为社会、何为政治、何为传播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理论假设,即带有历史语境烙印的传播实践在激活、确立、转变技术形态中起到建构作用,而随之形成的新型传播—技术聚合体嵌入、表征、放大、转变特定社会关系,是权力关系得以物质化与体制化的社会过程,或将改变传播可能、技术意识以及系统风险。处于全球地缘政治、国家—资本—社会,以及公共生产生活诸多梯度的交汇点,传播—技术聚合过程及其物质性形态乃是捕捉数字中国与世界的“常与变”、数字中国内部的“异与同”,以及以传感、传输、存储、数据与算法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过程“因与果”的重要切入点。(67)

   在此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基础上,数字中国作为整体传播时代的历史—地理概念勾连起宏观层面的不均衡社会网络结构、中观层面的机构化和物质性的社会本体及其关系网络、以及微观层面行动者的实践与反思。在此立体拓扑结构中的各横剖面则是以普遍交往与等级凌驾、认同多极与权力单一、命运共同性与利益隔阂排斥为矛盾的传播地貌环境。因此,为了回应历史唯物主义的建设性转向,作为方法的数字中国指向结合元实践的元理论,应秉持以下问题意识:第一,数字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属性即是传播实践,因此数字中国研究需批判地分析历史逻辑与话语逻辑、定向进化与风险挑战、实践做法与价值路标之间的错位张力,以求辩证统一;第二,挖掘数字中国建设在国内外传播中的新主体、新结盟、新场景、新主张,在全球性物质互动与精神交往中培育时代进步的路标与空间,打破变为桎梏的价值、物质、制度结构;第三,在数字中国追求生产力发展、系统自主性以及规范结构有效整合社会的过程中,培育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为目标、互动互鉴、充分反思、自我突破的可持续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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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传播》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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