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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鸿潮:应急行政行为的司法认定难题及其化解

更新时间:2021-08-04 22:32:01
作者: 林鸿潮  
42 UCLA Law Review, 1159(1995).

   [5]参见郭殊:《司法审查中的行政紧急权力——以美国“钢铁公司占领案”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2期。

   [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7566号行政裁定书。

   [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819号行政裁定书。

   [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1838号行政裁定书。

   [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行监字第617号行政裁定书。

   [10]参见陈福今、唐铁汉主编:《公共危机管理》,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2页。

   [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1355号行政裁定书。

   [12]参见林鸿潮:《论应急预案的性质和效力》,载《法学家》2009年第2期。

   [13]参见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56页。

   [1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4534、4536、4805、4807号行政裁定书。

   [1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818、820号行政裁定书。

   [1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5072、5073、5074、5076、5077、5078、5079、5080、5081、5082、5084、5085、5086、5087号行政裁定书。

   [17]参见戚建刚:《法治国家架构下的行政紧急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

   [1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2301、4692号行政裁定书。

   [1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11834号行政裁定书。

   [20]参见于安:《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理论框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21]丁晓东:《法律能规制紧急状态吗?——美国行政权扩张与自由主义法学的病理》,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22]参见莫于川:《行政应急法治理念分析与制度创新——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行政应急行为争议为例》,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3]参见戚建刚:《中国行政应急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121页。

   [24]参见前注[17],戚建刚书,第177-188页。

   [25]后来,我国《紧急状态法》的立法思路几经调整,遂演变成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出台。参见编写组:《中国应急管理的全面开创与发展(2003-2007)(下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332-336页。

   [26]参见前注[20],于安文。

   [27]参见高轩:《行政应急权对当事人行政诉权的威胁及其司法规制》,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2期。

   [28]See Jeffrey Jowell, Judicial Deference and Human Right: A Question of Competence, in Law and Administration in Europe: Essays in Honour of Carol Hawlow, edited by Paul Craig and Richard Rawl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81.

   [29]参见林鸿潮、栗燕杰:《论非常规条件下的应急决策及其制度保障》,载《中国应急管理》2010年第5期。

   [30]在该案中,鼓楼区政府在被诉行为中载明停止北区热力公司经营的理由是其存在内部管理混乱、股东纠纷严重、严重资不抵债等诸多问题,确无能力保障区域供热,将极大影响辖区企业事业单位和广大居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给公共利益带来较大危害。然而,被告提供的该行为所依据的徐州市政府会议纪要却载明停止这些企业经营是为了以大的热电公司替代原中小热电公司,以实现环境保护及保障市民供热等目标。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819号行政裁定书。

   [3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513号行政裁定书。

   [32]参见王柳:《应急管理标准化与灵活性兼容体制的探索》,载《学术论坛》2012年第5期。

   [33]参见何海波:《内部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下)》,载《交大法学》2012年第2期。

   [34]参见邓峰:《领导责任的法律分析——基于董事注意义务的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35]参见林鸿潮:《中国公共应急体制改革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36]参见王锡锌:《平衡: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精神》,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66页。

   [37]钟开斌:《应急管理“机制”辨析》,载《中国减灾》2008年第4期。

   [38]高小平:《综合化:政府应急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载《行政论坛》2007年第2期。

   [3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818、820号行政裁定书。

   [4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819号行政裁定书。

   [4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8872号行政裁定书。

   [42]参见薛澜、钟开斌:《突发公共事件分类、分级与分期:应急体制的管理基础》,载《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2期。

   [43]参见陈安、上官艳秋、倪慧荟:《现代应急管理体制设计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8期。

   [44]参见马怀德:《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几点意见》,载《理论视野》2009年第4期。

   [45]参见杨伟东:《权力结构中的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46]汪永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47]国家对突发事件受害者的救助义务来源于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对于社会保障权的来源,有学者认为可直接以第23条宪法修正案——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依据,因为社会保障制度内在地规定着社会保障权。参见钟会兵:《作为宪法权利的社会保障权——基于文本与判例分析》,载《学术论坛》2005年第10期。也有人认为需要根据第23条修正案对宪法第45条规定的获得物质帮助权做出扩充性解释。参见郭曰君、吴新平:《以宪法为依据,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障权——从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三条谈起》,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48]对于突发事件应对中的行政补偿,虽然法律上只明确规定了征用补偿这一种情况,但实际上,由于应急行政措施造成财产权损失的,也属于合法公权力造成的私人利益特别牺牲,同样属于补偿范围。参见沈开举主编:《行政补偿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

   [49]参见马奔、程海漫:《危机学习的困境:基于特别重大事故调查报告的分析》,载《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2期。

   [50]参见前注[13],薛澜、张强、钟开斌书,第166页。

   [51]参见郭雪松、朱正威:《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中的组织协调问题研究——基于组织间网络视角》,载《公共管理学报》2011年第4期。

   [52]参见戚建刚:《“融贯论”下的行政紧急权力制约理论之新发展》,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10期。

   作者简介:林鸿潮,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讲座教授、应急管理法律与政策研究基地主任。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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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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