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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敏洁:“受国家保护的家庭”释析

更新时间:2021-08-04 22:30:31
作者: 胡敏洁  

   摘要:  我国宪法规范中明确规定家庭受国家保护,然而实践中家庭、户、家庭成员之间的边界却含混不明。同时,将对家庭的保护视为制度性保障还是权利保障,也素来存有争议。这些情形都很容易模糊化“家庭”以及“保护”的涵义,也会成为不当干预家庭事务的缘由。因此,分析宪法规范的原初意蕴进而确定国家调整家庭事务的时机、界限以及内容,将有助于实现对家庭真正的保护。

   关键词:  国家 保护 家庭 宪法规范

   一、引言

  

   家庭作为政治、经济、社会、道德哲学的交汇体,扮演着调整个人需求、人际关系、预防和抵御社会风险以及促进社会团结等多重角色。现代家庭承受着各方面的冲击、教育压力乃至某种道德与政治压力,例如信用体系下家庭成员彼此之间要承担“连带”责任等。[1]这些均表明,在社会、经济变迁之时,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值得被关注和探究,因为其背后总是隐藏着各种社会问题。

  

   一直以来,国内对家庭的法学探讨集中于民法学界,但即使在民法学界,家庭法的探讨也属边缘,存在着基础性研究匮乏、法政策和立法论泛滥等现象。[2]在公法学上,“家庭”甚少被关注,更多地被视为被管理的对象。而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将“常回家看看”纳入法律是否妥当,家庭的教育方式是否需要国家介入或者国家如何引导,均与家庭、国家之关系相关。同时,家庭亦可能是公法上的主体,如在低保户认定中家庭成员的确定、家庭总收入的计算等问题中,也都需要厘清家庭这一范畴。

  

   我国宪法第49条为我们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规范依据,即“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本文试图以此为基础,探讨我国宪法规范的原初意蕴,结合实践中所出现的规范异化现象,探究“受保护的家庭”规范应当考虑的相关因素。

  

   二、宪法规范的展开

  

   家庭作为私领域,在古代承担着秩序维护的功能。以家庭为基础的亲权是传统的家庭内部统治权,官府甚少过问,偶有滥用亲权问题则由族长解决。因此,会将家视为人伦秩序上的存在而不予以法制化。进而,法律规范并非一直介入家庭事务。

  

   (一)宪法规范的基础:家庭事务的公权力介入

  

   自古以来,家庭是中国的治理工具之一,换言之,家庭富有严密的内部结构,以亲情、伦理为依托,承担着维护秩序甚至稳定社会的功能。家族更是在中国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调整个体之间、小群体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本着“法不入家门”的原理,即使宪法也未必会去直接规定家庭相关内容。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1954年宪法第96条中便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从逻辑结构上看,该条首先强调妇女和男子的平等地位;在此基础上,再行规定家庭受国家的保护。可以说,1954年宪法所确定的家庭形象与个人紧密相连,家庭价值依附于个体价值诉求之上。在宪法规范的表达中,个人的自由、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仍然是家庭领域的基础性价值诉求。但不可否认,1954年宪法使“家庭”首次以独立姿态出现在新中国的宪法文本之中,预示着国家从调整“家庭”这一特殊社会关系出发,试图发挥“家庭”维护国家政权的政治功能和安定社会秩序的社会功能。[3]

  

   伴随着给付行政、福利国家的发展,国家开始介入大量社会事务,介入家庭领域。例如生育自由,原本只是个人的隐私内容,但却日渐受到来自国家的关照,包含生育权在内的很多问题都开始通过国家层面的各种规范加以调整。这种介入的正当性基础在于,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原有的家庭无法独立承担来自社会的各项风险,需要国家介入并承担保护责任。在我国,由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体制特征,国家与家庭、社会之间的界限从来都并非泾渭分明,国家对家庭的保护便自在其中。近几年,在我国婚姻家庭法的讨论中,开始强调国家权力的介入和干预,以形成某种带有“社会法”色彩的婚姻家庭规定。如有学者认为,“婚姻家庭编的他治有两种手段:国家权力干预的他治与社会权力介入的他治……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权力可通过影响力从预防家庭问题到解决家庭问题等环节介入家庭关系,且不至于过度限制民事主体在家庭领域内的意思自治;另一方面,社会权力可以多种柔性方式介入家庭关系,遵循个别的、具体的、正义的要求,采取灵活的个别化解决方案,以促使当事人自愿改变不利于家庭和谐的决定。”[4]这些都表明国家介入家庭领域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二)我国当下宪法规范的展开

  

   我国宪法第49条有家庭结构以及家庭成员的保护两部分涵义,包括义务性条款和禁止性条款两种类型。

  

   1.义务性条款

  

   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强调婚姻、家庭作为基本的制度与社会秩序,国家负有维护的义务。其中存在这样的逻辑结构:首先,婚姻是家庭保护的基础;进而,母亲、儿童作为特殊的保护对象被额外加以强调。婚姻制度根植于人格自由,具有维护人伦秩序、男女平等、养育子女等社会性功能,国家为确保婚姻制度之存续与圆满,可以制定相关规范,约束夫妻双方互负忠诚义务。[5]进一步,家庭系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团体,国家对家庭的保护包括防止国家的不法侵害、家庭秩序的维护等。“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则系与宪法第46条、第48条相互映照之规定。宪法第46条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因此,母亲、儿童并非和婚姻、家庭处在并列关系之中,而是作为两类特殊群体被格外加以强调。国家对婚姻、家庭的保护学理基础也不同于母亲、儿童,前者多强调制度性保障和客观秩序维护,后者多强调权利保护。特别是将儿童和母亲并列在一起,强调借助国家的力量,对于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给予关照。

  

   宪法第49条第2款、第3款分别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其基础正在于第1款之规定,基于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义务要求,家庭秩序内部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等也受到了相应的调整。

  

   2.禁止性条款

  

   宪法第49条第4款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从禁止角度对于婚姻自由加以了认可,婚姻自由包括结婚时间、结婚对象、结婚方式、离婚自由等内容。伴随着现代文明和社会的发展,破坏婚姻自由的情形较之虐待老人、妇女、儿童的情形更少出现。但也有些很隐蔽的违法之处,例如,通过章程规定,“凡未婚生育者,当年起停止本人股红分配,直至接受计生部门处理完毕办理好结婚登记手续后,次月才能恢复本人股红分配……”[6]这种情形也是一种对于婚姻自由的破坏。

  

   不少案例对于宪法第49条规定,尤其是第2、3、4款进行了援引。如张某诉蔡某遗赠纠纷案[7]中,张建元所立遗嘱中就该处遗产的继承设定了约束内容,即“如我妻蔡某今后嫁人,三间平房归我侄子张某所有”,该约定违反了宪法规范第49条第4款,法院认定为无效。再如,“孙林英、张伯秋、张赟芳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8]案也对宪法第49条第3款加以了援引。该案中,原被告系父女关系,原告为解决被告女儿的读书问题,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将其个人所有的位于绍兴市越城区的房产赠与被告,被告应在今后履行法定的赡养义务并让原告居住上述房产至百年,但此后,被告并未履行相应义务。由此,法院认定赡养义务属于合同中的附随义务,进而依据宪法第49条第3款等相关立法规定,驳回了原告孙林英的诉讼请求。当然,这些案例中,对于宪法的援引一般都叠加着其他具体法律、法规的适用,如《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对于家庭保护的规定是分层次的,首先是对家庭主体的保护;其次是家庭成员内部关系的义务规定;最后是禁止性条款。最终国家对家庭的保护形成了如下层次:

  

  

  

   图:“受国家保护的家庭”之宪法规范架构

  

   第4款中所强调的“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儿童”和前述3款中的相关规定是对应关系。例如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实则是第1款中婚姻受国家保护的自然结果,婚姻是家庭组成的前阶段,对于婚姻的相应保障也有助于强化家庭存在与发展。禁止虐待老人、儿童也是对于家庭内部成员赡养义务的要求。妇女则因属于婚姻自由面向中的相对弱势主体,出于对男女平等地位的落实以及对家庭的保护要求,需要在本条中予以进一步强调。

  

   由于宪法只提供基础性框架,实践中,这种保护与干预的界限便会模糊不清。尤其是这种保护属于一种制度性保障抑或权利维护?前者与制度性保障学说相关。德国学者认为,制度性保障是历史上形成的制度,最初“制度”是指那些具有制度特征的基本权所保障的社会生活事实之法规范总和,“制度性保障”是指保障这些制度中最具典型特点的传统核心内容免受立法者的侵犯。此种意义上,制度性保障所保障的只是一种“现状”,并未课予国家积极创设某种理想制度的义务。[9]在研究财产权、婚姻、家庭以及地方自治等问题时,国内不少学者采纳了这一概念,强调国家各部门、机关,尤其是立法机关应当建构完善的制度,以实现其制度性保障功能。由此,如果是制度性保障,国家的保护内容应当重点在于确保既存秩序的稳定性。

  

   但晚近以来,不少学者开始认可家庭权这一概念,认为对家庭权的保障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发展及日常生活,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及千家万户的生存质量。它首先意味着公民除可要求国家遵守不侵犯义务外,还可请求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税收优惠等措施履行对公民的给付义务。[10]同时,在组建家庭、维持家庭存续、维护家庭和谐和维持家庭成员亲属关系上的权利应受宪法保护。如果是一种权利,那么国家保护的内容则应当遵循权利保护的基本规则,即会落入自由权、社会权或者其他相关权利的保护要求之中,具有与制度性保障不同的保护重点。当然,在后期制度性保障学说的发展中,也开始强调制度性保障的目的应在于确保某些基本权利的存在与实现,尤其是婚姻制度以及家庭制度。[11]对此,后文将继续加以探讨。

  

   三、规范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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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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