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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敏洁:“受国家保护的家庭”释析

更新时间:2021-08-04 22:30:31
作者: 胡敏洁  

  

   家庭权权利维护抑或制度性保障关系到家庭保护的方向,即我们究竟应当保护什么?即保护的层次和内容。然而,在此之前首先需考量:国家是否以及何时可以介入家庭事务。实践中,这一规范表现出了两个层面上的异化,一个是不当的介入;另一个则是家庭、户的并存以及家庭成员身份与个体权利模糊不清,这些情形悄然地改变了受国家保护的实质,从而可能转向某种不当的介入或干预。

  

   (一)不当的家庭事务介入

  

   我国学者在研究宪法对于家庭法的意义时,注意到需避免宪法对家庭法的过度介入现象。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强调家庭成员间的亲情、责任、奉献等有益的文化价值。在法治背景下,宪法中的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等法治理念也应涵盖家庭领域,在家庭法中寻求良性文化价值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平衡。[12]因此,首要需确定国家是否以及何时介入家庭事务。

  

   贵州、山西、浙江、江苏等地陆续推出了《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但如何发挥其促进作用仍需探究。如规定,父母应当加强自身修养,注重言传身教,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适当的方法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父母应当引导、陪伴未成年人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保障未成年人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类似的条款还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8 条,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等。实际上,这些规范在实践中却很难得到落实。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本质上是因为家庭中的事务存在诸多亲情、伦理、道德等内容,本身并不适宜由法律来调整。

  

   (二)家庭、户的并存所导致的保护对象模糊化

  

   在一些法律规范中,家庭是规范对象和主体。例如,在社会保障领域,家庭作为实际上承担社会保障提供职能的重要组织,历来都是养老职能的主要承担主体。一些特殊的家庭,如残疾人、低收入或社会救助家庭等也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格外予以关照的对象。再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直都强调,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反家庭暴力法》第 1 条也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制定本法。”

  

   伴随着户口登记制度的产生,传统的家庭权威被大大削弱,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新的范畴,户、家庭户都成为法律规范中的用语并且成为实际上的保护对象。当然,这种保护对象可能也是一种行政机关管理的对象或单元。如《户口登记条例》第 1 条规定:“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制定本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户口登记。”基于该条规定,户口制度本身带有维护社会秩序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在这种语境之下,家庭成为隐藏于户口“幕后”的统计要素。此外,第5条规定:“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处的立为一户,以主管人为户主。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内部和公共宿舍的户口共立一户或者分别立户。户主负责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报户口登记。”[13]依该条规定,单身居住的可以独立成户,但并非家庭;即使在一个“户”下,也未必是同一家庭的组成成员,典型的如集体户。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家庭户”开始出现在很多福利法规中。如,“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的纯老年人家庭户,优先享受保障性住房待遇……”[14]

  

   由此可见,家庭为对象的社会管理日渐走向了国家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尽管家庭仍然是基本的社会单元,但是逐渐退化并隐匿,不再是户口制度下的关注核心,取而代之的情形是家庭、户、家庭户之间出现了交叉和重叠,这也会使得我们所保护的家庭对象开始模糊化。

  

   (三)因“家庭成员”身份而影响个体权益

  

   家庭是基于家庭成员彼此间的关系以及身份所形成的共同体。同一个体既具有家庭成员的角色,也具有个体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角色。但是,由于这两点的并存很容易导致家庭成员身份和个体权益之间界限模糊。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之五,[15]“郑晓琴诉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批准案”中,《温岭市工业城二期用地范围房屋迁建补偿安置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不计入安置人口:(一)……已经出嫁的妇女及其子女(含粮户应迁未迁)只能在男方计算家庭人口”。温岭市政府认为郑晓琴虽系郑福兴之女,其户口登记在郑福兴名下,但业已出嫁,属于应迁未迁人口,遂于2014年7月确认郑福兴户有效人口为2人,并审批同意郑福兴的个人建房用地申请。郑晓琴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温岭市政府的审批行为,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附带审查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并确认不合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家庭成员身份很容易遮掩掉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换言之,可能会因为某种家庭内部关系而影响个人最终的权益实现。

  

   此外,还有可能会岀现,原本是个人的责任却波及家庭其他成员。典型的如联合信用惩戒,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 1 条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这两条规定引发诸多争议,尤其是被执行人的行为是否可以波及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是过当还是必要的惩戒?在中国的传统中,个人置于国家、集体和社会之下,家庭也是其中一个环节,是一个类似于单位的社会单元。正如前文所述,自古以来,家庭就是一个被管理的单位甚或一种管理的手段,换言之,我们素来关照和强调家庭纽带和家族中的等级和从属关系。“家庭中心主义认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家庭比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重要,个人不能独立于家庭,家庭内部关系是根据上下序列关系而形成,而这种人际关系的原理扩大到外部的社会组织之中。”[16]由此,基本上不会去特别区分个人与家庭成员身份,进而可能会导致一些举措会以家庭之名影响个人权益之实现。

  

   四、“受国家保护的家庭”之考量因素

  

   模糊不清的保护对象所导致的结果是藉由家庭户、户等名义,家庭实际上悄然从受保护的对象转向了被管理的对象,这种“保护”可能会构成一种对于家庭事务的不当干预和介入,甚至可能会涉及对家庭隐私的侵扰。例如应急状态下,控制传染病扩散中公开家庭地址、门户等信息便是其中一例。再比如,当我们将信用制度从家庭某一个成员扩散到其子女、甚至其他相关人员时,也有不当介入的嫌疑。同时,“受国家保护的家庭”具有制度性保障和权利保障两个层面上的旨趣,也要求我们依此构建多层次的保护结构,进而实现家庭主体地位的发挥。

  

   (一)保护而非干涉:伦理、亲情、道德、爱等法律不能调整之内容

  

   家庭领域的很多事务并不一定会受到国家介入和调整。换言之,宪法第49条所强调的受国家保护涵义中,自然包括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免受国家权力过度侵扰的意味,这也是家庭秩序的本来特征。家庭中包含着道德、伦理、亲情、爱等无法受法律调整的事项,国家保护首先应尊重家庭的原有秩序,在立法过程中首先考量家庭成员以及家庭利益的维护,其次才是家庭可能产生的对外影响。

  

   如上文所提及的《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很多规范是否应当入法以及如何规定都需要考量其中涉及的伦理、亲情、道德等与法律的关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8 条的适用存在诸多困境。如上诉人柴某1与被上诉人柴某2、柴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17]中,尽管上诉人未尽探望义务,但法院也只能认为,“不论之前各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是否多付出了心力进行赡养,至少在刘某生命最后阶段的时间,陪伴她的是孤独和寂寞,根本谈不上柴某1所称的尽到了更多的陪伴和照顾义务。柴某3以家中事多为由,不去探望,更是违反《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8 条、第 24 条的规定,应当予以谴责。”即使法律规定“常回家看看”,但是相应的法律责任却难以具体化。

  

   这种规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司法状况,究其本质便在于法律对于这类家庭事务无力调整。进而,在国家履行家庭保护义务时,首要的边界在于确定家庭内部事项,尊重家庭隐私以及不能调整的疆域边界。

  

   (二)多层次的家庭保护内容

  

   基于国家对家庭事务的介入界限,家庭保护的内容也包括如下层次:

  

   1.对家庭既有秩序的尊重和维护

  

   制度性保障的学说在后期的发展中,逐渐受到了质疑。有学者认为,制度性保障学说强调对既有以及传统家庭制度的尊重,尽管具有安定并稳定社会生活的作用,但如果仅仅以此为据,尤其是当个人对其自我生活形态有所主张时,较难单独作为充分的正当化依据。[18]这也是后期为何制度性保障开始强调基本权利保障的目标之原因。在这种意义上,制度性保障适宜作为一种补充性、辅助性的宪法论据。由此,我们应当从基本权利的视角来理解家庭保障的目标,即家庭保障的最终目的并非仅在于对制度本身的保护,而在于促进基本权的实现。

  

   2.对家庭成员的保护

  

   家庭中存在诸多相对弱势的群体,一般为妇女、儿童,他们属于家庭中格外需要关照和保护的对象。进而,特殊群体在无法获得家庭的卫护之后,应当转由国家来提供足够庇护。“我们不仅要考虑国家对教育和培训的资助,而且还要考虑社会保险和其他对老人的资助、补助新生的孩子、制定限制离婚和出卖儿童的法律、制定孩子早婚和其他选择要经过父母允许的法律。显而易见,国家对家庭决策的很多干预有助于提高家庭组织的效率。”[19]最终,对家庭成员的有效保护将有助于家庭的整体功能发挥。此外,在考量外嫁女的权益保障、针对个人征信所产生的惩戒等问题时则应将个人的独立权益与家庭成员身份区别开来,避免某种不当的关联。

  

   3.对特殊家庭的整体保护

  

除了特殊群体之外,实际上还存在一些作为独立主体的特殊家庭,对它们的保护往往是建立在家庭成员缺失或者家庭成员抚育、照顾义务履行缺失的情形之下的。实际上,这种困境家庭也更倚赖国家的保护,各项制度设计也往往会以此类家庭为重点保护对象。典型的如失独家庭、因病致困家庭等。如2007年,我国便发布了《关于印发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20],强调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形成的特殊群体,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群体。当然,由于扶助金的数额过低,是否可以帮助失独家庭走出各种困境,也值得进一步探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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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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