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国恩: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增长与健康中国

更新时间:2021-08-04 22:24:22
作者: 刘国恩  

   题记:2021年7月3日,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54期举办,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教授的演讲整理。

  

   全球新冠疫情目前出现缓解迹象,尤其是重症率和死亡率的大幅下降,自去年底以来,新冠疫苗的问世对疫情防控发挥了关键作用。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截至6月29日,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约为1.82亿例,占全球总人口的2.3%;累计死亡病例约为400万例;累计新冠肺炎病死率为2.2%,即在过去的一年半中,平均100名确诊病例中有两人因病过世,其中多数为多发基础性疾病患者和高龄老人。

  

   为了更好理解2.2%死亡率的高低,我们可以将其与大家熟悉的三大全球流病的死亡率做个对比:SARS的病死率为9.6%,埃博拉病毒高达39.5%,季节性流感约为0.1%。需要补充一点,新冠肺炎2.2%的病死率是基于目前累计确诊的1.82亿人计算,而这一确诊人数很可能被严重低估。首先,新冠肺炎有大量无症状的隐形感染病例,这些病例无法统计到确诊病例中;其次,在很多贫穷国家,检测手段落后且申报系统不完善等客观原因也导致漏报的感染病例非常多。

  

   因此,考虑到新冠确诊患者在全球的低估问题,真实世界的新冠病死率应该比2.2%低不少,很多专家学者判断的病死率应该在1%之内。

  

   疫情防控效果的两大决定性因素

  

   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一年半多,期间我们看到世界各国对疫情的控制效果大不相同。总体而言,除了自然因素的力量而外,人类可调控的决定性因素无非两大方面:一是各国政府的领导力和行动力,二是民众基于文化背景对防控措施的配合程度。

  

   在东亚国家,政府的严防措施与民众的抗疫理念具有更高的契合度。尤其在我们中国,通过各级政府紧密的上下从属关系,政府应对重大危机的统一行动力具有巨大的独特优势,其支撑的关键条件是广大民众响应政府防控措施的高度配合度。中国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此文化背景,反映了人们对生命至高无上的共同价值取向。表现在应对威胁生命的公共危机面前,人们能够更多让渡个人空间的文化,为政府有效实施快速、严格的防疫措施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在大多西方国家,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相对更为松散,更重要的是,民众生活的自我主导意识更强。西方文化里有这样一句话:“不自由,毋宁死”,反映了民众在自我决定与公共约束的权衡中明显取向前者的价值观。在此文化背景下,政府推行快速、统一的严防措施不仅难以在政府内部达成共识,即使通过干预方案,也未免能够完全克服来自公众的巨大阻力。

  

   疫情防控中的最优选择:要钱还是要命?

  

   有经济学家认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种文化背景下,任何防控措施都有机会成本。这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选择一样,比如今天大家到这里来听EMBA的课,你或许取消了今晚和朋友的约会,放弃和朋友约会的价值就是来这里听课的机会成本,即所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各国抗疫也一样,政府采取的任何干预措施都对应着付出一定的机会成本。因此,在生命损失和收入损失之间存在一种取舍关系,即如果要减少生命损失,防控措施就要果断、严格,自然就得付出因为停产停工的经济损失。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Acemoglu教授指出,生命损失和收入损失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即生命损失越小则收入损失越大,反之亦然。简言之,在抗疫措施的选择中,存在“要钱还是要命”(Your money or your life)的取舍关系。在此基础上,他强调如果采取“一刀切”的措施,即不论对象的性别、种族、年龄、健康状况等个体差异,都执行“统一”干预,虽然简单易行,但生命损失和收入损失之间的反向关系就更强,对应的机会成本更高。

  

   反之,如果通过科学手段识别具有不同风险的人群,从而采取因人而异的精准“靶向”防控措施,那么生命损失和收入损失的反向关系就会减弱,抗疫措施的机会成本就会降低。

  

   不难理解,因人而异的措施肯定比“一刀切”的机会成本更低。不过,识别风险和推行“靶向”抗疫本身也会产生额外成本。总之,这一观点的核心思想是,在防控措施的选择上存在机会成本的约束,因此有必要思考且存在抗疫的优化方案,尤其是长期抗疫,更应综合考虑优化问题。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新冠抗疫措施的选择上,上述传统经济学的取舍关系可能不易成立。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Deaton教授在今年1月的文章中明确表示,在新冠防控方案中,不是“要钱还是要命”的二选一的问题,而是能否“要钱也要命”(your money and your life)的决策。他认为,通过严格、快速的疫情管控,短期中不但保住了更多的生命,长期中也能收获更多的财富。反之,如果前期放松疫情管控,也许经济活动暂时影响较小,但会增加疫情风险,不仅影响短期生命和健康损失,还会影响长期经济的复苏。因此,生命损失和经济损失之间更是同向关系,而非反向关系。

  

   持上述两种观点的学者都是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基于他们各自的视角,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难说绝对意义上的谁对谁错。由此可见,这场世纪之疫的难度及其防控措施的复杂程度恐怕前所未有,警示人类应该增加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并更加科学、理性、系统地探讨长期抗疫的防控优化问题。

  

   富国穷国疫情比对:结果和直觉不太一样

  

   在人均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新冠病毒感染呈现了令人好奇的特别分布。全球地区层面上的感染数据显示,非洲地区感染率最低,其次是亚洲地区,中国属最低之位,发达国家感染最高。这意味着,越富裕的国家感染程度越高,而越贫穷的国家则越低,这个结果和传统直觉不太一样。

  

   基于通常认知,发达国家在自然环境设施、公共卫生条件、医疗服务体系、民众健康素养、国家治理能力以及经济实力等众多人为条件都优越于贫穷国家,这些条件理应有利于疫情防控,从而应该面临更低的感染结果。

  

   因此,除了政府作为、文化背景、社会经济等人为因素之外,自然力量的影响也许能为解释上述分布提供更多信息。

  

   首先,新冠病毒变异的毒株在世界各地不一样,比如在印度等地发现了很多种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其中的德尔塔毒株目前就在欧美相当盛行。其次,不同种族的人群基因及其免疫系统差异对同种入侵病毒的反应也有可能不同。再次是地理条件的影响差异,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奖得主Bengt Holmström发现,新冠病毒在紫外线下特别脆弱,而南北半球的纬度差异和季节变化都影响了不同地域的紫外线分布。不难看出,上述自然条件的差异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国家间感染程度差异的重要变量。

  

   近期,我们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其中一项分析考察了各国防控措施的严格程度对最终感染人数的影响。根据牛津大学发布的各国新冠防控严格指数(取值从最低为0到最高100),如果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各国构成的散点图趋势关系显示:防疫严格指数越高的国家,其每百万人的感染率就越低。同样基于牛津大学及其相关数据,我们还构建了防疫反应速度由慢到快的时间指数,简单的二元图示也发现,如果不计其他因素,政府采取防控措施的速度越快,最后感染的密度就越低。因此,从趋势关系看,疫情防控措施的严格程度和反应速度都直接影响到疫情防控最终的效果。

  

   与此同时,两个不同视角的散点图分布也清楚表明,各国散点图坐标并非完全拟合在一条直线。也就是说,在采取同样抗疫严格程度和反应时间的国家中,各国感染率仍然具有高度的异质性,这意味着非人为干预的自然因素确实影响了各国的实际感染程度。因此,敬畏自然,应是人类必须的科学态度。

  

   新冠疫情的长期挑战:全局有效的资源配置

  

   新冠疫情带给人类的启示,两大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人类史无前例的在不到一年内研发出了新冠疫苗,说明人类的创新研发潜力不可低估。同时,除了疫苗接种外,不少非药物的防疫措施也发挥了重要重要,并应该继续保持,如常戴口罩、社交距离、洗手消毒等好的卫生习惯。其实,良好的卫生习惯不仅有利于长期的新冠防疫,也有助于降低其他公共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包括季节性流感等。

  

   第二,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新冠病毒跟人类长期共存是大概率事件。因此,从长计议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非常必要。道理很简单,长期而言,人类除了应对新冠、流感等大型传染性疾病以外,还要继续面对非传染性的若干重大慢性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慢阻肺(COPD)等。事实上,非传染性慢病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威胁更为频繁,代价更大。截至6月29日,全球新冠病毒累计死亡病例为400万。从2020年初以来,大约平均每天死亡人数高达7299人。与此同时,全球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心血管疾病每天致死4.8万人以上,肿瘤为2.6万人,慢阻肺为1.07万人。

  

   新冠疫情危机与传统经济危机的异同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与传统经济危机有诸多不同,理解其传导机制至关重要。

  

   新冠疫情对全球GDP的影响。疫情发生后,各个国家2020年GDP的同比增长速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幅下滑,其中英国甚至超过了10%,其余发达国家最少也下跌了5%左右。中国经济表现一枝独秀,实现了2.3%的增长,是全球2020年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大经济体。2021年,基本上所有经济体都会实现不同程度的正增长,在去年大幅下行的基础上,各国经济反弹是大概率事情,这是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的特点之一。

  

   经济危机的致因和复苏周期。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还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都是因为经济体的市场供需结构出了严重的内生性失衡问题。大多经济危机都几乎始于总需求不足,表现在始于某些行业的市场疲软,并逐渐蔓延到其他行业,最终危及到全行业。相应的,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也有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其低谷往往跨度数年,呈现出所谓的“U”型复苏周期。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则不同,因为其病毒的袭击是外生性冲击,突如其来,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不仅快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894.html
文章来源:北大国发院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