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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社会减速与媒介时间性

更新时间:2021-08-04 22:12:21
作者: 张磊  

   摘要:减速作为加速社会的例外状态,提供了难得的反思机会。本文以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为起点,梳理了围绕速度及加速形成的思想谱系,指出了媒介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在海德格尔、基特勒等人的理论光照下,本文认为,数字媒介作用于时间,成为源始时间和时间经验之间的操控性中介。本文以"媒介时间性"这一概念来替代"媒介时间",将之作为生存境况,强调它意味着时间尺度从人与自然的关联中剥离,也由此指出,媒介在时间性上的替代性和创造性使用有助于形成社会的良性减速,从而带来驻足沉思的可能性。

   关键词:社会加速; 速度学; 社会减速; 媒介时间; 媒介时间性; 媒介物质性

  

  

2017年9月,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访问了武汉。他写道:“(黄鹤楼)伫立于缓慢流淌的长江边。水流、天空、塔、黄鹤:人们似乎可以从这引申出一个与加速现代性相对的想象图景。”(罗萨, 2018)然而这只是武汉的一个片段。作为全球最大的都市之一,当代武汉的人口流动性和行动事件密度都远远超越了“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样缓慢的历史印记。

   2020年2月,武汉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封城”,从罗萨所说的“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陷入了“减速”(slowdown)。随着疫情在世界各国相继暴发,减速也蔓延到了全球。减速,看上去似乎是社会加速的反面,但一个城市停止运转和无数人脱离日常时间,恰恰反衬出当代社会中时间的加速化。在隔离期间,有的人被打乱了短期与长期的时间安排,有的人陷入漫长的“无时之时”。例外状态成为时间常态的间隙,也给我们以契机去反思“正常”之中的不正常。

   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在这场“隔离”的时间结束之后,应当重新回到原本的社会速度吗?我们是否可以找到另外的时间经验、时间感受和时间节奏,借停下脚步之际重新思考方向?“社会减速”是否有可能产生?究竟该如何理解时间与速度,以及我们身处的时间境况?重要的是,互联网和形形色色的媒介在这一加速与减速的交互状态之间扮演了什么角色,它能否成为社会存在的可靠工具,并成为良性的社会减速的新基础设施?

   本文将首先回顾围绕“速度”与“加速”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理论谱系,通过罗萨(Rosa & Scheuerman, 2009; Rosa, 2013)的加速理论理解疫情期间的时间状况,进而回到海德格尔(Heidegger, 1996)的存在论和基特勒(Kittler, 1999; Kittler & Winthrop-Young, 2017)的媒介理论,介入“媒介时间”与“媒介时间性”的讨论,并由此反思社会减速的可能性。

  

   一、 社会加速理论的谱系与框架

  

   加速是现代性的突出现象。正如罗萨所说:“现代化的经验,就是加速的经验。”(Rosa, 2013)将“加速”及“速度”放在当代西方思想的系谱学上来进行观察,它可以溯源到马克思关于“以时间消灭空间”的论断(Wajcman, 2015),以及齐美尔的现代生活方式论述(Aho, 2007),而维希留(Virilio, 1991, 1997, 2000, 2006)在20世纪70—80年代关于速度学(dromology)的著述将“速度”上升到社会理论的高度。正是在承接维希留的思想基础上,速度理论、社会加速理论、加速主义等思潮成为一个显在的理论现象,并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理论光谱。在这个理论光谱中,一边连接着左翼的加速主义(Williams & Srnicek, 2014),另一边联系着右翼的自由民主主义(Scheuerman, 2004),而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位居中间偏左,并以较高的系统性成为讨论的中心。

   2005年,罗萨的著作《加速:现代时间结构的改变》在德国出版。2008年,其英文精简版以“社会加速:一个异步高速社会的伦理和政治后果”为题,收入了罗萨和威廉·施伊尔曼(Rosa & Scheuerman, 2009)合编的《高速社会:社会加速、权力与现代性》一书中。这本文集还收录了齐美尔、杜威、维希留等人关于速度的论述。2013年,这本书的英译本《社会加速:一个现代性的新理论》(Rosa, 2013)出版,2015年中译本《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罗萨, 2015)出版。2018年,由郑作彧翻译的另一本罗萨著作《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罗萨, 2018)中文版出版,这本书可以看作“加速”一书的续集。随后,罗萨以“共鸣”(resonance)理论开启了新的学术篇章,2016年以德文出版了《共鸣:世界关系社会学》,并于2019年出版了英译本(Rosa, 2019)。如果说“加速”是罗萨为晚期现代性捕捉的病症,“新异化”是这一病症的症候,那么“共鸣”就是他开出的治疗方案。

   罗萨的社会学理论在当代的迅速扩散,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加速的例证。(Vostal, 2016) 所谓加速,指的是“单位时间内数量的增长(逻辑上,等同于某一数量所耗用的时间的减少)”(Rosa, 2013)。社会加速并非单一的过程,而是包括三个维度:科技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生活节奏的加速。首先,科技加速最为明显,尤其体现在交通和通讯之上,人们在单位时间内能移动的距离大大增加,在单位时间内传递的讯息数量也以几何倍数增长。其次,社会本身的变迁也在加速。罗萨举了两个例子作为社会变迁加速的指标,一个是家庭,另一个是工作。传统家庭是以夫妇二人的一生为循环的,然而现在离婚和再婚日益普遍;传统社会中,人往往一辈子从事一个职业,并传给子女,现在也大相径庭。所以,“社会机制和实践的稳定性,可以成为测量社会变迁加速(或减速)的标尺”(Rosa, 2008)。最后,人的生活节奏也在加速。这大概与现代人的普遍生活体验是相合的。然而问题也出在这里:如果科技加速使得人们移动得更快,那么不是应该省下大量的时间吗?人们的生活节奏不应该更慢、更悠闲吗?罗萨引入了“增长”(growth)的概念加以解释,当社会增长超过科技加速的时候,社会个体的时间压力不减反增。可以做一个浅显的延伸:一个社会在单位时间内的数量增长,一方面来自科技的加速,另一方面来自人的实践的加速。因此,“只有当科技加速和时间稀缺性增加(生活节奏加速)两者同时发生时,一个社会才成为‘加速社会’,也就是说,其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加速的速度”(Rosa, 2008)。在2020新冠疫情之前,全球是处于不折不扣的加速进程之中的,人们担心的往往是加速度的放缓而已。

   社会加速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经济、文化、结构。罗萨用加速这一概念串联了众多社会因素,而对于本文来说,格外关注的因素是媒介。罗萨在多处论及媒介、通信、文化的加速意义,其中有两个观点颇具启发性:第一,通信及媒介的加速是社会加速的表现之一,在科技加速上体现为通信工具效用提升,在生活节奏加速上体现为传播行动在时间消耗上的紧凑、多线程、同时发生、重叠以及时间压力的增加;第二,传媒也是文化加速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协助形成了加速的意识形态,使得对变迁本身的追求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从更深的层面讲,媒介对于未来的多样化展开起到了具化作用。然而罗萨的探索到此为止。仅是如此,并不能揭示媒介与加速的根本关联,这种关联只能从时间上(确切地说是时间性上)加以阐明。加速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加速,“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步调,乃至于时间本身,都在加速”(Rosa, 2013)。然而时间无疑处于核心位置。是否有可能,媒介不仅介入了时间的使用及其经验,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时间本质,或者当代人在时间性中的存在?罗萨并没有真正触及这一问题,因此,社会加速理论在媒介分析上是粗疏的,这在根本上源于其时间分析的粗疏,我们稍后还会述及。

   在加速的同时,减速(或者说“停滞”)也在发生。罗萨指出了五类不同的停滞(inertia)(Rosa, 2013)。第一种是自然的或人类本身的速度限制,例如大多数自然资源再生产的时间,或者人类身心对信息的感知与处理过程。第二种是未加速的“孤岛”,或因地理位置,或因社会与文化隔离,总有一些角落尚未被现代化与加速化的浪潮席卷。第三种是作为加速和动态化之“未预后果”的放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大都市里的堵车,为了加速移动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交通,居然伴生着寸步难移的堵塞状态。同类的现象还有经济衰退。第四种与第三种相反,它是有意的减速形式。罗萨进一步分成两个情况。一是以减速为加速蓄力,二是激进的减速运动,体现为原教旨主义者和反现代主义者等的意识形态运动。第五种,也是一个根本性的减速,就是加速社会本身内含的“停滞”。现代社会产生了系统封闭,历史走向终结,或者用维希留的概念,出现了“极惰性”(polar inertia)(Virilio, 200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速社会自身就意味着结构性的停滞。

   总体来说,罗萨的这套加速理论整合了关于现代性的种种思潮,对于后资本主义时期的“24/7”和时间稀缺的社会状况(Crary, 2013)进行了阐释,也激发了在当代中国关于“996”等工作状况的反思,因此得到了广泛接纳。通常而言,社会整体加速与局部的减速形成刀刃的两面,减速现象与其说逆转了加速现象,不如说成为加速中的必然副作用或短暂蓄力。然而新冠疫情的社会表征却无法就此得到圆满阐释。

  

   二、 疫情与社会减速

  

   疫情,及作为应对措施的隔离,的确打乱了社会加速。虽然难以说是科技加速在放缓,但科技带来的流动性明显大打折扣。根据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的一项预测,2020年9月前,与“通常业务量”(也就是原来加速预期下的数量)相比,国际航空旅行者的总数可能减少12亿人次,国际运力可能下跌多达三分之二(ICAO, 202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讯尤其是互联网通讯的使用剧增。仅在中国,2020年初大部分网络应用的用户规模呈现较大幅度增长,包括在线教育、在线政务、网络支付、网络视频、网络购物、即时通信、网络音乐、搜索引擎等应用的用户规模较2018年底增幅均在10%以上(CNNIC, 2020)。社会个体在短期内的生活节奏也有明显变化。在知乎上,有一系列问题是“疫情对你有什么影响”或者“疫情期间的生活变化”,收到了五花八门的答案;在新浪微博、抖音、豆瓣和其他社交媒体上,也有无数人讲述了自己在疫情期间的生活状况。总体而言,隔离限制了人的移动和面对面交往,也使得生活步调趋于放缓。

隔离的时间感受极为复杂。从宏观上,富有规律乃至韵律的时间周期陷入困顿,在微观上个人生活的时间安排也面临调整,时间长河似乎有了暂停的可能,让加速奔波中的人得到喘息之机。医务人员和基层管理者无暇休息,普通人却因此有了更充足的睡眠。当东京奥运会面临是否延期的困境时,有人提出了异想天开的主意:取消2020年,在下一个年份重新开始计算。这不仅是象征性的“重新开启”,它更提醒我们时间测量与“真实”时间之间的差距。因此,时间在宏观与微观、社会与个体、主观与客观、真实与感受、尺度与行动上存在不同维度,加速似乎携裹一切,但停滞使我们重回丰富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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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hanzhi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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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全球传媒学刊》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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