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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德国的历史教训与文化警示

更新时间:2021-08-03 22:21:42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15]在歌德看来,背离“理性与科学”就是与魔鬼为伍,而文化的责任,就是弘扬理性与科学,克服偏见和狭隘:“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诗人会爱他的祖国;但他在其中发挥诗的才能和效用的祖国,却是不限于某个特殊地区或国度的那种善、高尚和美。无论在哪里遇到这种品质,他都要把它们先掌握住,然后描绘出来。他像一只凌空巡视全境的老鹰,见野兔就抓,不管奔跑的地方是普鲁士还是萨克森。……什么叫做爱国,什么才是爱国行动呢?一个诗人只要能毕生和有害的偏见进行斗争,排斥狭隘观点,启发人民的心智,使他们有纯洁的鉴赏力和高尚的思想感情,此外他还能做出什么更好的事吗?还有比这更好的爱国行动吗?”[16]所以,歌德才像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把热情献给了横扫欧洲大陆的拿破仑,因为《拿破仑法典》代表了现代启蒙、代表了宪政民主和平等自由,拿破仑的铁蹄破坏了德意志的封建主义、带来了先进的政治文化。从世界历史的意义上说,拿破仑这个侵略者不但比普鲁士统治者、也比普鲁士的爱国者更为先进,因此借反拿破仑之机而反对西方民主政治理念与实践的,都可能是政治上的倒行逆施,都是假民族/国家之名而为反动统治辩护。最重要的是

  

   世界始终是同一个世界[17]

  

   “同一个世界”意味着,“我们”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有共同的和平渴望和行为准则。“同一个世界”也意味着,这个世界上的不只是“我们”,还有“他们”,因此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针对德意志日益狭隘的民族主义,歌德强调文化普遍主义;针对于19世纪以后日益强劲的统一浪潮,歌德又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在他生活的时代,德意志小邦林立,虽阻碍了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却也培养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柏林而外,德累斯顿、莱比锡、汉堡、科隆、布雷斯劳、慕尼黑等都自己的传统和习俗,在文化艺术的许多方面比柏林强。歌德希望德国统一,但他也担心统一会伤害文化。1828年10月30日,他集中谈论了这个问题。以法国作借鉴,歌德设问:如果法国不只是巴黎一个中心,而是有十来个中心,它的文化当然会更加繁荣。“德国假如不是通过一种光辉的民族文化平均地流灌到全国各地,它如何能伟大呢?但是这种民族文化不是从各邦政府所在地出发而且由各邦政府支持和培育的吗?试设想自从几百年以来,我们在德国只有维也纳和柏林两个都城,甚或只有一个,我倒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文化会像什么样,以及与文化携手并进的普及全国的繁荣又会像什么!”在这个意义上,歌德肯定了小邦林立在文化上的积极作用:二十多所大学与不可胜数的其他学校、一百多个图书馆、无数的艺术品和动植物标本、七十多个剧院分散在全德各地;像德累斯顿、慕尼黑、斯图加特、卡泽尔、不伦瑞克、汉诺威等城市,都在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关键在于:“它们假如不是许久以来就是各邦君主坐镇的处所,能有这种情况吗?”所以,“法兰克福、不来梅、汉堡和卢卑克都是伟大光辉的城市,它们对德国繁荣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计的。但是它们要是丧失了各自的主权,作为直辖区城市而并入一个大德国,它们还能像过去一样吗?我有理由对这一点表示怀疑。”[18]歌德不幸而言中。1871年,俾斯麦以“铁血政策”完成了德意志统一,专制王权、军国主义和容克传统构成帝国政权的三条支柱,它们联手借助统一的国家权力强化对新帝国的忠诚:一方面打压与专制主义、军国主义不同的政治文化,如1866年排挤和压抑自由主义;1871年发起针对天主教中央党的“文化斗争”;1878年颁布“反对社会民主党危害公共治安法”;另一方面也束缚、限制了原本多样的地方文化,比如伸张民主、反对普鲁士封建主义军国主义的慕尼黑,就被改造成一座反文化的城市。以至于19世纪末,其他地区的德国人普遍抱怨北部不发达的普鲁士对西南德意志的压迫和剥削。德意志的“普鲁士化”,在成就了国家文化的同时严重破坏了德意志丰富的地域文化,因此出现国家势力与文化艺术的鲜明反比。

   尊重普遍性——不能以个性、党派、民族/国家来否定普遍价值;维护特殊性——不能以国家强权来压制、取消多样性的区域文化。这就是歌德的智慧。

   普遍与特殊是相对而言,承认了一方面也就承认了另一方。在文明社会中生活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有一种基本的共同文化,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他自我的承认。但在歌德以后的政治文化中,普遍与特殊实际上经常处于严重对立的态势。一种是以普遍压迫特殊。在全球范围内,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加剧了20世纪以来的文明冲突。如亨廷顿所说:“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文明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19]在非西方国家内部,也有一些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不承认文化与价值上的个体性和差异性,在推行国家意志的同时制造着文化压迫。另一种是以特殊对抗普遍,关起门来另搞一套。如李泽厚所说:“……与康德、歌德拥抱普遍性不同,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到施米特,都是因为既必须接受现代化又不甘屈从以英美法为代表的普世原则而另找出路,甩开经济、大讲文化,追求保存德国传统,来超越平庸世俗的现代性,却最终找出了一位被选上台、获大众拥戴的种族社会主义的希特勒。直到‘二战’后,德国如日本一样,在全面接受美国管制下才真正‘融入’现代,才赢得不再战争、人民生活富裕的半个世纪,而德国的人文学术创造却似乎衰退。”[20]在文化思想领域,抽象地谈论普遍性是无根的游谈,抽象地谈论特殊性则可能是野蛮的堕落;无条件地接受普遍化是浅薄的,顽强地固守多样性是愚昧的。我们只能回到歌德,坚持普遍,尊重特殊,在文化问题上同时考虑到统一和差异。

   为什么要坚持普遍、提倡共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各种文化与价值不但是相对独立的,也是相互依存的。在人类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几乎不存在与其他文化没有任何交流的孤立的文化,跨文化的共同元素始终在支撑着共享的价值观和相互主体性。人类主体既有对所属文化的认同,也有对共同人性的认同。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所说的人类的本性只是从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名言至今似乎也未过时,但人类追求和平共处的愿望和努力也日益强劲,克服分离与冲突的治理方式与约束机制也日趋成熟。至少在今天,文化交流已不再像远古那样主要通过战争、暴力以及各种各样的压迫的方式来进行。“寻求那种最低限度和谐规则为人类同共体的生存所必需,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构成了道德。”[21]那种以为不同文化之间不可通约、不可理解的理念以及以多样性否定普遍性的实践,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也正是在无数的悲剧中的,和谐、公正、平等的理想成为现代文化的主旋律。正如车仁锡指出的:“被列为冲突的核心的,往往是这样或那样的天然或人为的差异。尽管人类之间还存在着这样的差异,并且因为差异而发生着冲突,但是各种各样的民族还是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他们有时在提心吊胆中共存,有时在血腥的冲突中共存,有时在紧张的和平中共存。但事实上他们共存着。在人类的历史上,甚至在今天,一个群体企图消灭另一个群体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个群体成功地消灭另一个群体的情况是有案可稽的。但是,至少在近代史上,这些企图被大部分其余世界视为对人性的偏离,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无耻和十恶不赦。”[22]问题不在于是坚持普遍性,而在于如何理解普遍性?它不是任何一种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也不是各种不同文化的简单综合,而是不同文化在相对对话和交流中实现的对蕴涵于不同传统中的共性的认知和实践。

   为什么要尊重特殊、提倡多样?首要的理由是一个事实,人不是上帝,没有一个民族、国家、社群或个人有权利声称他掌握了全部真理,可以完美地回答人类和社会的一切疑难,可以给全人类指出一条和幸福之路、康庄大道。人类总是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社会环境之中,文化总是植根于具体而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中,其价值观总是与国家、民族、种族、社群、阶级等“特殊性”有关。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全人类的努力,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为人类文明的总体作出了贡献,都有其值得尊重的视野、经验、价值和智慧。其次,人的自由蕴涵着多样性。至少在现代文化中,多样性和差异性已被认定为世界与人生的真实面貌,而且各种价值可能相互冲突,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价值是真实的、某些价值是虚假的。在什么是可欲的、人应当如何生活等基本问题上,没有普遍有效的标准,各种选择并无客观原则可为绝对依据。文化的特殊性体现着人类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选择方案,体现着人的价值或本性的深刻冲突和多样性。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尖锐地指出:人的深奥诡秘在于:“即使事情会给我们带来明显的危害,而且有悖于我们的理性在利益问题上所作出的最明智的结论,它仍可能不失其为最重最有利的利益,因为它为我们保留了最主要和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23]再次,20世纪政治实践一再表明,普遍主义和一元论固然有其合理性与感召力,却也可能成为暴君或邪恶政治正当化其重大罪恶的理由。这是英国哲学家伯林一再分析论证的。

   因此,从经验与理论上说,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并不复杂。普遍与特殊是相对而言,承认了一方面也就承认了另一方。在文明社会中生活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有一种基本的共同文化,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他自我的承认。20世纪末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一种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价值和全球伦理开始具有现实存在的品格,文化普遍主义成为全球化的论说基调。然而,由于现阶段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不是也不可能是全球各种文化的抽象和平均,而是经济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通过一些支配程序而展开的全球作业。因此也就在全球各地激活了反全球化、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抗议活动,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的问题被严肃地提出。实际上,全球化使不同文化之间拥有更多的体认、交流、沟通的机会,尤其是各文化共同体成员在本传统内学习、模仿之外更多地学习、模仿其他文化的机会,将使诸文化趋于接近,然而也正是交流与学习,凸显了各种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特殊价值,而全球文化的趋同也理所当然地激活了对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关注,由此出现本土化、区域化与全球化、产业化齐头并进的势头。现代性既可以带来同质化(homogeneity),也可能强化各种地方文化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亨廷顿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态度转变:“原先,西方化和现代化化关联,非西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缓慢的进展。然而,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因此,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当传统的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24]当代全球化的特征是,一方面西方文化席卷全球、成为一种普通性的力量;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所蕴含的人性自由和价值多元的认识也逐渐蔓延开来。作为对理性化的现代价值观与社会体制的反抗,以差异、特殊对抗普遍和先验,“反西方”、“反现代”首先是西方文化的一支,紧接也为其他文化区域用以成为“反西方”的理据。

文化史表明,文化冲突激烈的时代,也是一种文化共同体将自己的文化理想化的时代,这是合理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显示出一种文化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面对威胁时对自我权利的张扬。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文化史同样证明,如果我们更多地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共性而不只是关注差异甚至人为地加大这种差异,那么人与人之间更好地找到对话的基础。只有文化间的相互宽容和承认,不同文化之间才能把自我相对化并容忍“他者”、学习异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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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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