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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人:再论精神交往:马克思主义传播观与传播学的重构

更新时间:2021-08-03 11:38:13
作者: 李欣人  

  

   摘要:在新媒体技术变革的引领下,当代传播学也面临着主题的转换和形态的转变。传播学传统理论视野的缺陷,要求我们从科学主义的对立面对传播做出全新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是建立在其独特的精神交往理论基础上的。交往视野下的现代传播观,蕴涵着交互平等观念的价值预设,强调传播对人的发展价值。这种传播观理应体现在传播学基础理论的建构中,而且势必会在传统理论中掀起一场思想的革命,使传播活动的价值意义得以充分地凸显。交往理论在对传播的内涵、要素、结构、动因、机制等问题的探究上,都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对于我们深化传播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从本体论高度和价值层面对传播学的所有领域提供普遍指导。

   关键词:精神交往; 传播学; 马克思主义

  

   在新媒体技术的引领下,当代传播学也面临着研究母题的转换和理论形态的改变。经验学派的传统研究为传播学的研究搭起了基本框架,但这种框架也成为一种思维、视野和方法的束缚,使我们对新媒体的研究转向缺乏足够理论储备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传统传播学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在新媒体环境下普遍出现了不适应的状况。其主要研究方法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传播研究领域划分的有效性受到冲击,传播学的效果研究、受众研究和传播者研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研究的假说和理论开始失效或因为部分失效而受到质疑与修正。传播学在数字时代的困境,呼唤一种适应新媒体发展需要的理论视角和方法的介入,以摆脱传统经验研究方法的局限。

   陈力丹先生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系统展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开放的思想体系,对我们认识传播活动有极高的理论价值。但交往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对传播学学科建设的作用与意义,学术界探讨的还很不充分。应该看到,对于交互性极强的新媒体,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已难以合理地解释其传播现象。因此,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必须从方法到理论都做出重大调整,才能适应新的传播形势的发展需要。而借助交往理论这个尘封已久的理论宝库,我们可以很好地弥补传播学现有科学主义范式视野与结构的局限。

  

   一、内涵反思与主体确立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是建立在其独特的精神交往理论基础上的。交往(Verkehr)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早在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他们共同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面考察了人的交往问题,奠定了研究的方向和基础,在此后所发表的许多著作中,也对交往范畴作过广义或狭义的说明。在精神交往的视野下,传播有着迥异于传统理论的内涵界定。

   传播内涵的界定,主要取决于传播学学科体系的整体框架和方法论倾向。信息传播是传播学经验学派对传播内涵的经典解释,这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传播观。事实上,从20世纪40年代信息科学诞生以后,许多传播学家在界定传播概念的时候都突出强调传播的信息属性。例如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写道:当我们从事传播的时候,也就是在试图与其他人共享信息———某个观点或某个态度……传播至少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另一位传播学者阿耶尔则更明确地指出:传播在广义上指的是信息的传递,它不仅包括接触新闻,而且包括表达感情、期待、命令、愿望或其他任何什么。信息论就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视角,而学术界在此影响下对传播内涵的界定则往往有种技术主义的倾向。按照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的理解,信息是对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实际上,在人类的内在生命中,除了确定性的一面外,还有某些真实的、极为复杂的生命感受。信息论的单一视野,容易使人类传播活动中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不能够得以充分的展现。在传播学学科体系当中,信息传递与受众反馈的科学解释使得传播的人文意蕴丧失殆尽,充分体现了工具理性精神。实际上,把传播界定为信息传递的观点曾遭到很多现代学者的反对。正是由于科学主义视野的这种局限,凯瑞(Carey)提醒我们用“仪式”(Ritual Model)的观点来进行传播研究。凯瑞批评美国的主流传播研究,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影响,而将传播视为信息“传递”(Transmission)的过程。这种以“传递”为中心的传播形态,是将传播视为为达到特定目的的工具,为完成功利性目标而忽略了其原有平等建立共同性的概念。

   信息科学视野的缺陷要求我们从科学主义的对立面———人文主义层面对传播内涵做出全新的解释。交往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自觉的实践活动,有其独特的要素和结构。这种要素和结构,不同于经验主义的科学模式,呈现出鲜明的人文特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交往是建构历史唯物论的基础性、总体性的范畴。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但这种互动关系不是并列的。物质交往起基础和决定性作用,物质交往是精神交往的根源;精神交往是物质交往的直接产物。可以看出,在这样一个思想体系中,“交往”这个概念,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比“传播”大。从交往理论的角度来看,人类的交往传播不仅是一种信息的传递,而且是一种情感的激荡、价值的碰撞和思想的对话交锋过程,是一种知、情、意的精神融通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理论,为我们考察传播现象、揭示传播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对于我们从哲学层面深化传播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新媒体环境中,传播的权力泛化,传者和受者的角色定位的模糊,传播者的权威性被削弱;而受众这一概念也遭到消解,主体地位不断增强。数字时代呼唤一种新型范式来取代原有的建立在大众传播基础上的理论范式,这种范式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完全回归。而交往理论的介入,可以很好地弥补传播学模式建构的先天不足,使传播活动的价值意义得以充分的凸显。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观,充分肯定了人在传播活动中的主体能动地位。交往理论能够很好地弥补传统理论在传播关系方面认识的局限,从而在新型传播范式的建构上实现对传统理论的超越。在传统理论当中,由于媒介组织与传播者角色的特殊联系,我们经常把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简化为媒体与受众的关系,无形中将媒体的作用和权力放大,而掩盖了媒体的中介属性。马克思曾对媒介作了高度哲学化的概况,明确了媒介的中介地位,对我们理解当代媒体的属性有着很大帮助。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来看,语言符号、实物资料、交往工具及其操作的方式方法都是人类交往的媒介,它们是连接主体之间交往的中介客体。实际上,人与媒介的关系是主体与工具的关系,传播的主体是人,媒介被看作是完成人类交往活动的工具和手段。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传播媒介显然是处于人类精神交往中的一个桥梁和中介。媒体的作用不是为了影响受众,不是为了说服与劝服,不是为了灌输自己的精神意志,而是为了给公众间的精神联系提供一个纽带。这显然为媒体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更高的理想要求和价值尺度。要建立这样一种纽带关系,未来媒体的发展应该逐步淡化自己的权力意识,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应该摒弃“权力的媒体”的观念,而树立一种联结人类精神世界纽带的“中介式媒体观”。

  

   二、传播价值的回归

  

   从最基本、最简单的意义上说,传播的结构存在于传播活动的主体间,是基于某种价值关系、通过媒体中介和传播情境建立和发生的相互联系。经验学派大众传播理论建构的一个根本缺陷在于价值关系的缺失。虽然早期传播学将传播活动科学地分解为各个要素,并展示出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使人们对传播过程的认识得以深入。但由于科学主义视野的局限,对传播要素之间关系建构的深层原因难以发掘。

   实际上,价值关系是传播结构得以成立和维持的深层原因。传播主体间的互相联结和相互交流,内在地隐含着主体间需要和被需要、满足与被满足的价值关系。使用与满足理论是对早期以传播行为为中心的受众观的一种纠正,它对于满足受众需求,发挥受众在传播中的能动作用有着积极的意义。虽然传统理论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受众的这种精神需要,但无法对这种需要做出合理解释,无法对这种价值关系的产生和建立做出科学辩证的分析。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使用与满足研究把满足受众的需求放到了重要位置,指出了受众的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是非常有限的,仅仅限于对媒介提供的内容进行“有选择地接触”的范围内,因而不能反映出受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有着传播需求和传播权利的主体所具有的真正的主体性。可见只有从精神交往理论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需要与满足在传播活动中的真正地位,凸显出传播关系中主体间精神联系的内在动力。

   因此,以价值关系为轴心,把各种静态的传播要素联结起来并形成一个有机结构,对于解释人类传播这一生命结构,无疑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为事实上,在各种各样的传播类型中,无一不渗透着价值关系,它是交往双方相互联结、相互交流的本质原因和隐性要素。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分工是交往主体间价值关系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劳动实践则是构成这种价值关系的重要基础。同时,马克思又强调,要从主体需要的角度来认识价值。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认为,所谓价值是对象对于人使用功用和需要的满足。离开了人的需要的满足,就谈不上对象的价值了。传播主体间之所以建立联系,就是存在着价值取向和内在需求,并因此建立价值关系。

   现代传播不断深化的研究结果表明,传播活动是遵循着双向互动的规律进行的。然而这种互动,绝非传播学科学的反馈机制能解释清楚的,因为这样无疑将人降低到“物”的水平上。传播活动发生的更深层原因,应该在于主体交往的内在需要和参与意识。显然,从口语的发展到文字的产生,乃至媒介机构的独立和发展,媒介的变革演进显然都是源于人类精神交往的需要。以媒体为中介的传播关系,是建立在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活动就是源于精神交往的信息需求,受众的需求催生了早期新闻传播事业的诞生。从这个角度来看,新闻传播学中的很多核心命题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单波曾从客观报道与精神交往需要的关系角度,对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建立进行了重新审视。“新闻客观性的重建不仅是对人的新闻传播活动进行重新审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人的精神交往需要进行重新审视的过程。”这种解释,显然能从更深层面揭示客观性原则建立的基础。

   数字时代的传播,仍将沿着不断满足精神交往需求的方向前进。随着媒介环境的变换,受众群体开始分化,多元化趋势日趋明显。受众的兴趣和需求的日益分化,这给媒体提出更高的新的要求。实际上,对媒介的个性化需求植根于人类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种深层需要。因此媒介必须调整传统观念,从过去的单纯追求受众数量和规模,转型为针对特定传播对象、核心受众的个性化需求,以满足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要,促使媒介由传统的大众传播工具向满足个体精神交往需要的中介化工具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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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传播》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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