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世英:“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更新时间:2021-08-03 11:33:31
作者: 张世英 (进入专栏)  

  

   一、“后现代主义”孕育于“现代性”之中

   “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时间划分,说法不一:一说19世纪70年代以前为“现代”,一说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为“现代”,还有一说以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划分“现代”与“后现代”的分界线,如此等等。“后现代”与“现代”之间本来在时间上很难有确定的界限,过分追求历史划界的精确性也不见得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现在一般关心的重点,实际上主要在于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自笛卡尔所开创的近代哲学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与文化,这种思想与文化的特性,被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称之为“现代性”(modernity),与之相对待的思想与文化的特性,就是“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或“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我们平常一般把这里所说的“现代性”归属于西方传统文化之列,所以这一章的标题“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实际上也就是讲的“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超越。

   我在《天之人际》和《哲学导论》等论著中已多处讲到西方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近代哲学的特征。我把这些特征大体上概括为三点:(1)按照“主体—客体”关系的思维模式,强调人的独立自主性,或简称曰“主体性”,这是文艺复兴以后人权从中世纪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必然产物。(2)理性至上主义。文艺复兴以后,对一切外在权威包括对神的信仰被代之以对理性的崇尚,任何事物都要受到理性的质疑,都要由理性来加以衡量,人这个主体是理性的主体。(3)与理性至上主义相联系的是对知识和科学的崇尚,包括对认识论、对普遍性和同一性的崇尚。人生的主要活动和意义在于,这个作为理性主体的人认识客观世界的普遍性规律,从而征服客体,使客体为人所用。知识、科学,乃人之所以能实现自己的独立自主性的最大需要。这三个特点不是平等并列的,而是内在地相互联结在一起的,三者实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一种理性批判的精神、自由创造的精神。笛卡尔、培根、洛克以及后来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都强调要发扬这种精神,它是“现代性”的核心。

   可是这种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的结果,却使现代文化走向了这种精神的反面:理性追求完整的整体性和自满自足的理论体系,然而,这种体系和整体性的完成却意味着精神的僵化,意味着批判和自由创造的结束;理性要求社会行为的法制化,法制是使社会理性化的表现,然而这种法制化的高度发展却愈来愈造成了“法制化”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对立[1],愈来愈限制了人的自由创造的空间;“主体性”本来是讲的自由和独立自主性,然而“主体—客体”关系的发展,使“主体性”走向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自然、使自然为人所用的“主体性”反而被抹杀而为自然所奴役;理性至上主义抹杀了人的情感、意欲、本能等等人性的重要方面,从而限制了人的批判活动和自由创造活动的范围;“现代性”对知识、科学的崇尚导致现当代知识的信息化、网络化、媒体化、而信息化、网络化、媒体化的结果是真理、知识与外在的权力相结合,真理、知识丧失了客观性标准,知识变成了非知识,真理变成了非真理。凡此种种,都说明理性批判、自由创造的“现代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现代性”为要彻底实现自身,就必须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而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任务。“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可以说就是一种彻底批判的精神,或者说是一种把批判贯彻到底的精神。所以“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早已孕育在“现代性”之中,它是从“现代性”的母胎中产生出来的。“后现代性”是隐含在“现代性”中的理性批判精神、自由创造精神的彻底实现和发扬。由此观之,“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不是简单的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性的外在的批判,不是对“现代性”的简单摒弃,而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发展和超越。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J.-F.Lyotard,1924-1998)说:“一部作品只有当其首先成为后现代的,它才能成为现代的。按照这种理解,则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的消亡,而是现代主义的萌生,而且是不断持续发展的现代主义。”[2]278“后现代隐含于现代中,……现代性原本持续不断地孕育着其后现代性。”[3]25所以,“后现代主义”之“后”,远不是一般所谓“落在某事物之后”的“后”,而实际上是“超前”之“前”,“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比现代主义更超前、更先进。“后现代主义”在时间上后于现代,从思想发展的水平来看却走到了现代之前、之先。一部作品,只有当其具有批判的彻底性,那才算得上是具有“现代性”的最原初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利奥塔说,一部作品,只有当其是后现代的,它才能成为现代的。

   “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比起“现代性”的批判精神来,其彻底性究在何处?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或“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所要求回答的问题。

   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或“后现代性”,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和超越。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批判传统的“主体性”;(2)批判理性至上意义;(3)批判崇尚超感性的、超验的东西的传统形而上学;(4)批判以普遍性、同一性压制个体性、差异性的传统思想模式; (5)最终把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归结为人的审美生活——自由生活的彻底实现,因此,美学问题和文艺评论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话题。

   由古希腊奠定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到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是一种提倡个人自由解放的人文主义,其哲学基础就是“主体性哲学”,“主体性”指“主体—客体”关系中主体方面的独立自主性:人是世界的中心。“主体性哲学”的“主体性”概念和“主体—客体”关系的思维模式,早在尼采那里就遭到了“摒弃”,他认为建立在“主体性哲学”基础上的人文主义,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疏离、对立,抹杀了人的情感、意欲等人生的重要方面,使人变成了知识、科学的附属品,生活变得毫无审美意义。海德格尔关于人生“在世”(Sein-in-der-Welt)的哲学,是对“主体—客体”模式的直接冲击,为后现代主义批判人文主义及其“主体性哲学”奠定了哲学理论上的基础。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继承和发展了尼采对新人文主义的“主体性”的批判精神,把摆脱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束缚作为自己著述的主要任务。他明确提出“人之死”,意思是,作为只具有理性的、独立于客体之外而宰制客体的人是不存在的,人主要地是非理性的;人并没有什么先天的、固定的本质,人的本质是由后天的社会因素构成的。他明确宣称,他“不相信”“独立自主的”、“具有普遍形式的”“主体”[4]19。福柯强调差异性,反对一切超感性的,超验的永恒性、普遍性,认为永恒性、普遍性是理性至上主义的产物。福柯断言,理性、知识与权力结合在一起而独断专行,理性破坏了理性自己原想实现的自由的愿望,站到了自由的对立面。非理性、幻想才是当今艺术作品的关键因素,只有摆脱了理性的独断和统治,幻想和非理性才能跳出自己的动人的舞姿,使人生绚丽多彩。[5]379、581

   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以彻底批判为特征的精神,其实际目标(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并不明确地设定一个什么新的目标,以代替传统思想文化的目标),仍然是实现个人的自由,这个目标原本是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性”所要实现的。当初,笛卡尔所倡导的“怀疑一切”的精神,也是一种批判的精神,其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主体性”,亦即人的自由自主。但是笛卡尔的怀疑——批判,只是以理性主义为原则,其结果正如后现代主义者所揭示的那样,反而导致了人的不自由,导致了生活的单调、人生意义的枯竭。“后现代主义”正是强调了人性的多面性,强调了人性除理性以外的非理性方面,而使笛卡尔的理性至上主义的“怀疑”走向批判的彻底性,使人的自由解放,达到“现代性”所未能达到的彻底实现的地步。[6]175显然,“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或“后现代性”实际上是“现代性”的一种继续延伸,是“现代性”所想实现的目标——人的自由的彻底实现。

   “现代性”的理性至上主义崇尚超感性的、超验的东西,使哲学脱离人的日常生活;同时,它片面强调个人在社会中遵守经济秩序和法律秩序,贬抑人的感性功能,使人的日常生活“刻板化”,失去了审美的意义和“诗意”。[7]337于是人的自由反而受到压抑。韦伯(M.Weber,1864-1920)生动地把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形容为“铁笼”。[8]143他认为艺术、审美具有一种把人从日常生活的刻板化和理性至上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救赎”功能。[9]342“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把艺术、审美同日常生活分离开来,而主张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融合。艺术、审美现已日益进入日常生活,应用艺术、应用美学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对日常生活的重视,特别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艺术化,已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对于这一特征,人们有不同议论:一说艺术堕落为商品,艺术的价值降低了,审美的神圣性丧失了,日常生活的廉价审美化造成了威尔什(Wolfgang Welsch)所说的“麻痹化”[10]25;一说日常生活的美化让平民大众也有审美的享受,从而实现了文化的民主。这里涉及艺术、审美的自律性与应用性之间的矛盾问题,也是一个被很多学者关注和讨论的复杂问题。我以为,就中国当前的思想状况而言,还是应该注重提高审美的价值标准,不要把娱人耳目之美当作唯一的美,让视觉和听觉的暴力压制我们,所以我更倾向于多给审美增添一点神圣性,我们不要从理性至上主义的一个极端走到感性至上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三、德里达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者对人文主义的“主体性”和理性至上主义的批判,大都从分析、揭示作为言说者的“人”和语言言说都已“不在场”情况下的“主体”概念的分解出发。福柯和德里达等人都是如此。这里且以德里达对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 (phonocentrism)的批判为例。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实以此为核心。

   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是主体性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认为说话人所说出的言语声音最直接、最稳定、最确实可靠地表达言说主体的思想,而书写的文字则没有这个优点,所以语音中心主义总是把说出的言语声音放在优先于书写文字的地位。德里达和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着重把语言同社会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语言同语言以外的社会因素如权力、道德、知识等不可丝毫分离,知识分子、文化人有知识分子、文化人的语言,统治者有统治者的语言,社会各阶层人有各阶层人的语言。在当今社会里,权力、金钱、人际关系往往对语言的运用起决定作用。因此,对语言的研究远不能仅限于对言说的主体个人言说时的原意及其准确性的探讨,而应该着重揭示语言在说出以后,或者说在说话的主体已“不在场”的情况下,其在社会上扩散和增殖的意义。这样,语言就具有了不依赖于言说主体的独立的生命力,语言在言说主体之外的复杂社会关系中、在他发言之后的历史发展中自由翱翔。

   德里达由此出发,更进而强调书写文字比口语更优越。自柏拉图以后,传统思想总是认为书写的文字是死的,它不可能为自己进行解释和辩解。德里达把这种传统观点与统治者的权力联系起来,认为那种贬低文字、强调言说主体作用的旧观点,无非是为了维护言说主体的原意,使其凝滞不变,从而把旧的传统固定下来。

早在德里达之前,胡塞尔已经看到书写文字比口语更有利于传达到后代,有利于使观念客观化,书写能“代替”口语,具有远离口语原意的特点。德里达指出了胡塞尔观点的优缺点:优点是看到了书字文字不囿于原意,缺点是胡塞尔仍固守“语言”指涉“意义”这一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的公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866.html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