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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基督教与审美

更新时间:2021-08-03 10:13:03
作者: 张世英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提到基督教与审美的关系,一般总认为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艺术不过是神学的婢女,就像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一样,既无像样的哲学可言,也无像样的审美意识可言,即使有对美的赞赏,那也只是指自然美,至于人为的美、创造性的美、艺术的美,在中世纪是被歧视、被敌视的对象,谈不上有像样的美学理论。这种看法显然有一定的片面性。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艺术在中世纪遭到歧视、敌视是一回事,中世纪实际的审美意识及其成就包括理论上的成就,则是另一回事。实际上,中世纪审美意识异常强烈,而且极富创造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比起古希腊文化来,中世纪赋予了审美以更高的地位:如果说古希腊的审美意识还深受满足意欲的实际兴趣的束缚,那么,中世纪的审美意识则更强调其与满足意欲的实际兴趣的区分(尽管柏拉图的哲学中已包含了这种区分的思想),更强调美的崇高性。美和人生的崇高价值或者说绝对价值结合在一起,离开了人生的崇高价值、绝对价值,就没有真正的美,这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审美意识的基本特征。这一点显然比古希腊的模仿性艺术和模仿说的美学理论前进了一步。

  

   提到基督教与审美的关系,一般总认为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艺术不过是神学的婢女,就像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一样,既无像样的哲学可言,也无像样的审美意识可言,即使有对美的赞赏,那也只是指自然美,至于人为的美、创造性的美、艺术的美,在中世纪是被歧视、被敌视的对象,谈不上有像样的美学理论。这种看法显然有一定的片面性。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艺术在中世纪遭到歧视、敌视是一回事,中世纪实际的审美意识及其成就包括理论上的成就,则是另一回事。实际上,中世纪审美意识异常强烈,而且极富创造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比起古希腊文化来,中世纪赋予了审美以更高的地位:如果说古希腊的审美意识还深受满足意欲的实际兴趣的束缚,那么,中世纪的审美意识则更强调其与满足意欲的实际兴趣的区分(尽管柏拉图的哲学中已包含了这种区分的思想),更强调美的崇高性。美和人生的崇高价值或者说绝对价值结合在一起,离开了人生的崇高价值、绝对价值,就没有真正的美,这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审美意识的基本特征。这一点显然比古希腊的模仿性艺术和模仿说的美学理论前进了一步。

   一

   公元3世纪的普罗提诺(Plotinus, 204~270)是古希腊最后一个伟大思想家,新柏拉图主义的领袖,也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始祖,基督教的美学思想与普罗提诺有着深切的关系。普罗提诺虽然继承了柏拉图关于现实的东西总不及理念完满的观点,但他却挑战柏拉图所谓艺术“和真理隔三层”的观点,认为艺术不是对现实的东西的简单模仿,而是深入到自然的源头λóroυζ,即从神那里流出的“理性”,因此,艺术创造了比有形的现实事物更多的东西。可以说,在柏拉图那里,是现实高于艺术,而在普罗提诺这里,则是艺术高于现实(当然,在自然美和艺术美都不及理念之美这一点上,普罗提诺仍然保持了和柏拉图一致的观点)。说得更具体一点,在普罗提诺看来,艺术已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象征性的,艺术作品象征着神,具有神性。普罗提诺就认为菲迪阿斯(Phidias)的宙斯雕像象征着一位具有精神性的神。普罗提诺初步实现了由古希腊的模仿说到象征主义的转化。美不再从根本上受现实事物的束缚,而是更多地超越了现实而与人所向往的最高价值标准——神相联系。艺术品之美在于它体现了神性,而不只是现实的东西的抄袭。

   与此相联系的是,普罗提诺特别强调美具有显示心灵、光辉与活力的特点。他反对当时流行的所谓美不过是比例对称的形式主义的美学观点,他认为美主要不在于比例对称本身,而在于要在这对称性上闪耀着光辉与活力。他举例说:人死后的脸面的对称性和活着时的脸面的对称性没有多大的区别,然而活人的脸面却闪耀着“美的光”,而死人的脸面只剩下一点美的痕迹。他强调肖像画家在画人的肖像时要特别注意画好人的眼神,因为人的眼神比身体的体态更能显示人的心灵,而人的心灵具有神性。①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普罗提诺认为美有价值高低之分:感性事物之美是最低级的,较高的是“风度”、“品德”之类的美,最高的是“理念”之美,“理念”之美不能靠感性直观,而要靠纯粹的理性去领悟,这种美相当于柏拉图所谓“第一等人”即“爱智慧者、爱美者”所爱的“理念”之美,而非人所创造的艺术品之美。普罗提诺对美的价值高低的这种划分,尽管在具体细节上,我们可以有异议,但他的划分却启发了我们:不能把美只限制在感性事物之美的范围内。我个人认为,最高的美应该是一种高远的境界,具体地说,是“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普罗提诺既代表古希腊世界的终结,又是基督教世界的开端。普罗提诺死后,欧洲中世纪由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开始时对自然美采取称赞的态度,认为人同自然的奇妙相比,显得渺小,人的艺术创作在大自然之美的笼罩下显得卑微。在这种对自然美的赞赏中,显然已潜存着对人的艺术创作美的轻视。这种审美意识以后就发展到敌视艺术美的程度,以致发生了破坏图像的运动:4世纪的一次西班牙宗教会议上就曾决定,不许在教堂里挂画像来表示对圣灵的崇拜;6世纪马赛的主教又曾下令他所属教区销毁一切神像;8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一次大型宗教会议还宣布:基督太崇高了,超越于感性直观之上,以致不能通过艺术按照一般的人体,以世俗的材料给基督画像。会议决定对画像者开除教籍。不过这种过激之举,在当时已引起了争议:6世纪的格雷高里(Gregory of Nyssa)大帝就主张,崇拜图像本身固然不妥,但通过图像来崇拜神灵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不识字的人尤其需要通过图像来领悟教义,因此不应销毁神像。格雷高里的观点包含了以象征主义为艺术品作辩护的思想成分。

   中世纪关于神像这种艺术创作的两种意见,首先在奥古斯丁(354~430)的美学观点中有所反映。奥古斯丁既质疑艺术创作,不赞成崇拜基督的图像,而主张通过文字来了解基督教的教义,又不完全否定艺术创作,他还分析了美之为美的特点,强调无论自然美还是艺术美都要讲究比例、和谐和色彩,例如“人的眉毛与整个身体相比实际上算不了什么,但是剃掉它,那对于人的美而言该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因为美并不依赖于单纯的大小,而是依赖于构成部分的对称和比例”②。但他在注重美的形式的同时,又继承了普罗提诺的思想,认为只讲比例和谐和色彩还不足以表达美的内蕴,比例和谐和色彩乃是由于它们为上帝的光耀所照射,是上帝在人世间的印迹,是出自“伟大的造物主的智慧”③,才显得美,才使人有愉悦之感。美不限于感官形象,而是超越了感官形象,是上帝的光辉。这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美学观点的核心。批判其人格神的意义之后,这一点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我以为我们的美学应当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的基础之上:美,除了应讲究感性形象和形式之外,还必须具备更深层的内蕴,这内蕴的根本在于显示人生的最高意义和价值。

   9世纪的爱尔兰神学家、哲学家爱里根那(John Scotus Erigena,约810~877)把中世纪的神学思想和艺术之美具有神性的思想观点表述得更有理论性,他既对自然和艺术加以贬斥,又明确主张,美之为美在于美的事物显现了上帝的光辉。在他看来,“人是宇宙中的一个小宇宙,因为人有感官能感知世界,有理性能考察可理解的自然和事物的原因,有智力(intellect)能沉思(contemplate)上帝。”④ 据此,爱里根那认为,宇宙间“一切可见的和有形体的对象莫不多多少少是无形体的东西和(纯)智慧的东西的符号”,“可见的宇宙各部分的局部而暂时的再现现象”都有“某种神秘意味”。⑤ 从模仿说到象征主义的转化在爱里根那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实现。美更超越了人的意欲和利害的观念。中世纪的世界毕竟认识到艺术美是具有神性的,而不必一味敌视艺术创作。

   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1226~1274)继承了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的思想,也认为美必须讲究适当的比例或和谐(due proportion or harmony)和光泽或鲜明(brightness or clarity),不过他在这两者之外又加上了完整(integrity or perfection)的要素。⑥ 无论如何,托马斯和他的前辈一样,认为美(无论是自然美还是艺术美)的形式都源于上帝:“精神性的真理通过物质事物的貌似(under the likeness of material things)而被启示、教导,乃是恰当的,就像Dionysius说的那样:‘除非借助于隐藏在许多神圣面纱覆盖之下的神圣的光耀,我们是不能受到启迪的。……精神性的真理是靠来自有形体的东西的图像而得到说明的。’”⑦ 显然,在托马斯看来,美的形式是上帝的象征。

   托马斯还继承了柏拉图关于区分审美感官与非审美感官的观点,认为只有视觉和听觉是审美的感官,其它如味觉、嗅觉所得到的快感则是达到感性欲念的满足。托马斯比较注重美与善的区分:善关系到感性欲念的实际利益,味觉、嗅觉所得到的就是这种实际利益,而听觉、视觉所听到的、看到的美,乃是事物的形式,不涉及满足感性欲念的实际利益。⑧ 托马斯开启了后世康德美学重视形式的观点,把美提升到了超越现实的高度,这在美学发展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把美限制在为实际利益服务的束缚之下,不可能把握美的本质和深层意蕴。

   可以看到,从普罗提诺起到中世纪的神学家、哲学家奥古斯丁、爱里根那和托马斯,他们都表达了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美学观点:美是神性在感性形象中的显现,自然美和艺术美是神性的象征,美需要在超越现实世界和实际利益的领域中才能领悟到。我们平常说中世纪的审美意识是禁欲主义的,但如果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这种禁欲主义,则它也有积极的一面,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这种美学观点把审美提升到了超越现实和实际利益的高度。在西方美学发展史上,没有这一步,对审美的认识就不可能进入到近代以康德为代表的美学水平。

   下面谈谈中世纪的美学观点在文学方面(按本文的题目,本应讲建筑、雕刻、绘画等方面,由于我对这方面没有研究,只好从略)的体现。当然,我这里完全无意说,中世纪的文学作品是上述几个神学家、哲学家的美学观点的直接体现和运用。

   二

上面谈到奥古斯丁的神学—美学观点,其实,他也是文学家,他的《忏悔录》既是神学—哲学著作,也是文学巨著。《忏悔录》是一本散文诗体的自传,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自传,全书和其中许多卷都以祈祷开始和结束,多系作者和上帝的对话,文字简练,诗情洋溢。它深刻地描述了一个原来沉溺于情欲的异教徒终于信奉基督教、皈依上帝的艰难曲折的人生之旅。奥古斯丁无比坦诚地承认他“先前热衷名利”和“尘情俗趣”,即使在认识了真理以后,也仍然抵挡不住世俗的诱惑,没有勇气付诸实践,“对女人还是辗转反侧,不能忘情”⑨。内心的矛盾进一步折磨着奥古斯丁:过去“一直借口,找不到明确的真理”,“没有找到确切的南针,来指示我的方向”,“所以才不肯抛弃虚妄的包袱”,“不肯轻视世俗的前途”,而现在真理已经找到了,“真理在催迫你”。⑩“真理已经征服了我,我却没有话回答,只有吞吞吐吐、懒洋洋地说:‘立刻来了!’‘真的,立刻来了!’‘让我等一会儿。’但是‘立刻’并没有时刻;‘一会儿’却长长地拖延下去。”(11) 经过他的“灵魂深处”的“巨大风暴”和“在束缚我的锁链中翻腾打滚”之后,奥古斯丁才终于在“花园奇迹”中找到了自己灵魂的最后归宿,“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12)。从奥古斯丁浓墨重彩的描述中,可以活生生地看到,一个人要超越现实利益,超越感情欲念,与上帝在一起,赞美上帝的真、善、美,需要经过多么大的痛苦!需要有多么炽烈的激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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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0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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