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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辨析

更新时间:2021-08-03 00:35:19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现代中国的危机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前后达到顶点。1935年,著名报人张季鸾(1888—1942)沉痛地说道:“九一八”之后的中国,“一切事业,都算无基础;一切生命财产,都是不可靠。北方有句俗话:不能混。国家现状就是这样,中国人不能混了,以四万万人的大国,落到这样不能混的地步,……细想起来,焉能不羞愧欲死!”[1]国运维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国要走出这亡国灭种的惨祸,哪怕只是“混”下去,也须采取非常措施,直至放弃个人权利和自由。哲学家张东荪(1886—1973)后来回顾这一时期的思想动向时指出:“当此十年中,思想界已视民主为落伍,自由平等皆认为古董,谓宜束之高阁。所有者以三民主义为可兰经,另一手持剑护之。同时俯拾马克思主义中攻击民主的部分,益以纳粹主义(德)与法西斯主义(意)群向民主思想进攻。至谓民主主义已属过时货,无复留恋余地矣。”[2]无论是政治强人还是学界精英,大多对德国怀有好感。

   作为民族救亡的一种方案,中国也有过一场模仿“法西斯主义”的运动。而一些没有直接打出“法西斯主义”旗号的运动、主张和实践,实际上也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某些性质。无疑的,权威主义、国家至上、领袖崇拜、暴力手段等等并不一定就是法西斯主义,但在现代世界,显然又以法西斯主义最公开地提倡这些政治主张并最善于使用这些控制方式。重要不是把现代中国的某些集权理论与行动套上一个“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帽子,而是在承认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时,考察中国的响应者是在何种情境中以什么方式使用法西斯主义,又如何地使之中国化。由此所得,不只是抽象地总结出一些教训,而是深化对现代中国的历史理解和认识。

  

   1、法西斯的魔力

  

   1930年代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民主与自由的政治选择一再被拒绝、一人统治或一党独裁甚受欢迎的时代,当代史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黑谷”。[3]根据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分析,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第一波民主化在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推动了30多个国家建立了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全国性民主制度,随后出现的是民主化的第一次回潮。“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主要发展是偏离民主,要么回到传统的威权统治形式,要么引进新的以群众为基础的、更加残酷的和更加普遍的新型极权主义政体。这种逆转大部分发生在那些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或之后采纳民主政体的国家。”[4]回潮始于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分子向罗马进军和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轻易废除意大利脆弱且腐败的民主,而以德国纳粹1933年掌权为高潮。在此前后,作为一种能够解决民族国家危机、迅速走向富强的有效途径,法西斯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示范性意义。

   法西斯的崛起和衰落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但在有关“法西斯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大量的研究却没有达成某种共识。

   首先,有没有统一的法西斯主义?1920年代后,西方主要国家几乎都有法西斯主义运动,时,法西斯主义因此具有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特色。比如以反魏玛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左翼社会民主党、凡尔赛条约、失业和经济崩溃为主张的德国纳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就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法西斯主义存在着重大差异,能否把它们包含在同一概念之中是值得讨论的。法西斯的经典国家是德国和意大利,但纳粹不像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那样依赖中产阶级上层,而是依赖那些害怕沦为无产阶级下层的中产阶级;也不像后者那样以西方理性主义为前提而是自觉地坚持非理性立场;在获得广泛群众基础、实行恐怖和灭绝、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方面,前者也都远远超过后者。同为执政党,意大利对农民和生态问题只是敷衍了事,而纳粹却把农民农业作为其政策的中心问题,把土地和生态问题视为意识形态的主题之一。德国哲学家洛维特(Karl Lowith,1897—1973)明确指出:“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亲缘关系是有限度的,它们从来不曾在生活和思想方式的根源层次上真正达到一致。……德国人把国家社会主义当成一种教条,从骨子里对它严肃看待;意大利则把他们的法西斯主义当成一种达到目的手段,但是他们本身,作为独立的个人,是不会让任何东西吓哧倒的。”[5]纳粹德国的权威研究者哈夫讷(Sebastian  Haffner,1907—1999)甚至认为:希特勒的“权力基础是群众,而不是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位获得绝对权力民众领袖。……没有把希特勒称为法西斯分子更错误了。法西斯主义是上层阶级的统治,以人为制造的大众的狂热为支撑。希特勒确实使大众狂热,但他的目的从来不是以此来支撑一个上层阶级。其与墨索里尼的经典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则更大:没有君主,因而独裁不能被罢免与替代,在纳粹党或国家里没有固定的等级,没有宪法(也没有一部法西斯式的宪法!)没有真正与传统上层阶级的联盟,更没有对它做出什么服务。”[6]德意之外,还有种种“亲法西斯主义国家”、“准法西斯主义国家”、“前法西斯主义国家”等等。

   其次,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相关论说也差异极大,较有代表性的,一是把法西斯主义看做是从人类文明以来就存在于所有社会组织形式中的一种本能的心理状态,二是认为法西斯主义尤其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来源于诸如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等欧洲文化运动之中,三是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看做是欧洲思想中对法国大革命的复杂的负面性所做的一个较为迟钝的反应,四是认为法西斯主义与一代人的特殊经历分不开,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和遗产、凡尔赛和约的影响、世界经济大萧条和魏玛共和国的崩溃。[7]相对而言,第三、四两说较为合理。尽管可以合理地认为,法西斯主义动员了人性潜藏着的破坏性,但它基本上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是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独特回应。“法西斯主义的出现首先是作为对启蒙运动的一个总的回应,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价值的回应——墨索里尼曾反复坚称,法西斯主义反对法国大革命所反对的一切。”[8]强调法西斯主义的现代性,可以解释法西斯主义的感染性和普遍性:它不但在1922—1945年间具有吸引力,而且也部分地、扭曲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一些核心特征。

   再次,关于何谓“法西斯主义”,界说也大不相同。它可以是一种制度和过程,也可以是一种理念和运动,前者存在于1922—1945年,后者则可追溯到19世纪以来思想与政治文化环境;它既可以如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说的是“大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也可以被一些自由主义者扩展到几乎所有非民主的运动和政权。如此等等,任何一种对法西斯主义的普遍概括都很难成为共识。当代学者文森德(Andrew Vincent)综合大量研究后认为:“我们很难找到共同的基础来对法西斯主义进行讨论。共同出发点只能是法西斯主义这种消极意识形态‘反要反对的事物’。……大多数法西斯主义者是反自由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反议会的、反个人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9]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学家们“倾向于对单个法西斯主义政党或运动进行详细的研究,而不再作任何一般化的研究”。[10]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法西斯主义作进一步概括完全是不可能的。作为现代极权主义的一种类型,法西斯主义在其抽象的、广泛的意义上,是通过对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现代技术专家的治理,实现国家对人类个人和公共行为的完全控制的政治体系,其特征是:“单一的政党,通常由一个人来领导;一支无所不在的和权力庞大的秘密警察;一套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以提供一个理想的社会,而这也是极权主义运动所致力于实现的;政府对大众传播媒介和所有或多数社会经济组织的渗透和控制。”[11]就德国纳粹而言,还应加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合流。

   在世界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纳粹运动的特点之一就是希特勒个人意志的主导,其来龙去脉相对清晰。1936年希特勒就声称:“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执政,不仅是由一个新政府接年管政权,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观取得胜利。”[12]建立一种“世界观”是纳粹政治文化的基本目的。虽然不能因为这句话就以为纳粹真的有一套完整自洽的“世界观”,但从希特勒反复使用“世界观”这个概念来并结合纳粹德国“一体化”的政治实践来看,这个概念又确有所指。中国学者朱庭光认为,纳粹“世界观”由“民众共同体”和“领袖原则”两个概念支撑。“民众共同体是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概念。纳粹党人要尽一切努力使所有德意志血统的人(共产党人和反对纳粹主义都被排除在所谓‘民众’之外)都向往并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的大德意志日耳曼民族共同体,并将它的种族革命‘推向国外’,‘彻底改造世界’。”这一概念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自由主义。“领袖是民众共同体的人格代表和中心。领袖和民众之间存在种族血统上的一致性,存在人格上结合的基础。他是民众利益及意志的代表者,是保持民族团结的维系者,因而有权对民众实行绝对统治。”领袖原则在实际行动上有三层意义:一是党/国的领袖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和无限的全权,二是领袖的意志和意图必须贯彻到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三是党/国从上到下的全部组织机构均按此方式进行组织和运行。[13]以此“世界观”为基础,纳粹又有不同于一般极权主义的特征,这就是强烈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欧洲长期以来的反犹主义传统和犹太人所处的地位使他们成为最理想的扮演种族理论指派给他们的角色:他们是少数民族,对他们的偏见愈积愈深;他们强大得令人生畏,却又虚弱得遭受攻击无还手之力。种族理论使纳粹得已把各种各样的仇恨、恐惧、怨愤以及阶级对抗转化为对一个单一的活生生的敌人的恐惧,把社会所有的敌对情绪引向一个可以轻易消灭的敌人。如害怕共产主义变为恐惧犹太人的马克思主义、怨恨雇主变为仇视犹太人的资本家、担心国家不安全变为担心犹太人统治世界的阴谋、经济上的不稳定变为憎恶犹太人控制的大企业等等,反犹主义因此成为统一德国社会的心理手段。从扩大“生存空间”的国际竞争需要看,种族理论也为希特企图实现特殊形式的帝国主义政策,即以牺牲斯拉夫各民族为代价向东方和南方扩张,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据,因为这一地区是犹太人最集中的聚居地。[14]比较其他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纳粹确有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组织原则和一系列具体的行动方案。

在此前提下,进一步的讨论必须充分考虑到两个因素,第一,正如许多社会政治运动一样,法西斯主义的实质不只表现在它的言论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它的行动上,其意识形态声称有时不如其实际政策重要,因此来势汹汹、后果深创的法西斯主义又具有面目模糊、个性不彰的一面。卡勒尔(Erich Kahler,1885—1970)为:“纳粹主义毫不犹豫地盗用任何可以为其目的服务的东西,而一旦那些观点和思想不再有用,就抛弃它们。但民族社会主义没有自己的观点或意识形态甚至不能声称有最起码的理性基础。……纳粹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基础,换言之,其意识形态基础就是纯粹的欺骗。纳粹国家不是按原则而是依靠策略行事,因此之故,这可以把德国社会中存在的全部东西拿来使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专家治国、普鲁士军国主义以及官僚政治。纳粹的整套把戏中仅有的持久的‘原则’就是种族主义、反基督教和反人道主义,所有这些东西作为摧毁人们的道德上的判断力的手段,具有永久的价值。”[15]屈恩尔(Reinhard Kühnl)甚至认为:“它的意识形态可以作为动力之一,但也可以作为掩盖其本质的工具。对此必须进行具体考察。但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便将其思想体系和自我表白当作其本质,那么,可以说是再次轻信了它的宣传。”[16]此说过于极端,因为重视意识形态、实施“世界观”的统一至少是纳粹政治实践的特点之一,但区分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与行动方案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分析方法。一方面,这一区分表明,不同的法西斯主义运动都有大致相同的政治目标。1937年墨索里尼在柏林对希特勒说:“尽管我们两国的革命过程可能多少有些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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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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