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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辨析

更新时间:2021-08-03 00:35:19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但两者所追求和达到的目标则是相同的,即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伟大。”[17]另一方面,这也提示了法西斯主义传播的一个特点,即在不断扩散的过程中,它可以置换其意识形态而不改其行动方案。比如在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倡导者就可以完全不理会纳粹的种族主义而努力学习、吸收其具体的行动方案,并使之与“吾党宗旨三民主义”结合起来。

   与此相关的第二点是,尽管随着希特勒“千年帝国”的灰飞烟灭、其种种野蛮行径逐步公之于世,“法西斯主义”即成为一切暴行的代名词、成为政治文化中的咒骂语,但是,纳粹是凭借其解决魏玛共和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的许诺而赢得广大选民的同意而掌权的。在战争、革命和国家耻辱给德意志民族造成深重创伤的危机时刻,希特勒出色地利用了这些条件,为选民描绘了一个崭新而美好的社会,使自己成为德国新生的象征。纳粹德国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1954)大将认为:“至于德国为什么会接受希特勒的指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的政策失败。这个政策为纳粹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它使我们产生了失业现象,要负担着重大的赔款,割去相当多的领土,丧失了自由、平等和军事力量。当那些胜利国起草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他们没有遵守威尔逊的十四点理想,因此才使得德国人民对各强国都丧失了信心。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在国外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外交成就;在国内也不能解决德国人民的困难,所以希特勒登高一呼,马上就赢得了不少的拥护者。”[18]在其12年统治的前六年,纳粹政权取得了一系列让其敌人与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几乎没有人相信它能取得的成就。“正是这些成就在当时使希特勒的反对者(在1933年这仍是德国人的多数)感到疑惑,内心理屈词穷,让今天(1978年)的一些老年人仍然暗暗怀念。”比如3年内就解决了六百万人的失业问题。哈夫讷客观地指出:“我们无法想像当时的德国人,特别是1933年以后大批大批地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转向希特勒的德国工人阶级,是以多大的充满感谢的惊奇来看待这一奇迹的。1936年至1938年之间,它完全主宰了大众的情绪,它让任何一个反对希特勒的显现为一个牢骚不断的挑剔者。‘这个人可能有他的错误,但他给了我们工作和面包。’——这是那些年里几百万原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选民的心声,他们在1933年还构成了反对希特勒的广大群体。”[19]当然,这一成就的真实性是可以质疑的,而且它付出了希特勒个人独裁的不可替代性和有意识地摧毁国家功能的代价,付出了公民权利的丧失、公民成了政治废人的代价,而且这一成就后来又在战争中葬送了。不过,在希特勒的无数暴行还没有公开于世的1938年之前,纳粹在重建德国方面的巨大成就确是显赫的,不但多数德国人是满意的、陶醉的,国际舆论也是同情的、羡慕的。因此应当以发动第二世界大战为界,区分纳粹的两个不同阶段,并对前一个阶段有一定的同情性理解。

   深刻的社会基础表明法西斯主义在当时具有示范性;而其意识形态与行动方案的可分离性又使得法西斯主义可以在德、意之外的国家地区蔓延。对于积弱不振的中国来说,纳粹德国当然是新兴强国的代表并值得中国学习和模仿。一些论者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德国的地位,自大战以来,殖民地的丧失,交通及军事的限制,巨额陪款的负担,和中国目下的受帝国主义者所宰割,如出一辙。因此更使我们不得不对于最近法西斯在德国突飞猛进,加以深切的注意。”[20]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这种观点并不是不可理解的。这既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富强、向往“整齐严肃”的最新表达,也是国难深重时节所作出的一种理性的选择。纳粹当政之初,国际社会基本上没有认识到它隐秘的罪恶和潜在的危险,举世瞩目的,只是纳粹的作为所导致的德国的重新崛起。这大体也是中国人的观感。

   “法西斯主义”的正宗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进军罗马”不久,法西斯主义即传入中国。1920年代后期,不但意大利法西斯党人和德国纳粹分子在上海等地从事宣传活动,中国也有人组织了“醒狮社”、“国魂社”、“大江社”、“大神州会”、“少年自强会”、“独立青年党”、“国家主义青年团”等具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团体。在由曾琦(1892—1951)发起、成立于1923年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中,也有人主张墨索里尼式的一党专制。1924年陈独秀就针对这一现象指出:“意大利法西斯党穷凶不法,世界上那一国不知道!”[21]但法西斯主义成一种社会思潮,则是在“九一八”之后。如陈穆如所说:“‘法西斯主义救中国’,自上海及东北中日战后,我们就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自然法西主义经过无数的报纸与杂志介绍之后,已成为大家所注目的东西了。”[22]从1929年到1938年,中国大量出版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论著,共有二百多种刊物对法西斯主义作了广泛的介绍,相关文章每年有数百篇。既有对热烈赞扬,又能严词痛斥,较多的是同情性理解。如任豁盦指出的:“其实法西斯主义之本体,虽违反民主,而为集权政治,为领袖专政;但其精神,则在表现民族爱国。亦自有其特点。德意志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意大利所谓多数人工作少数人研究一个人决定,其形式恰似东方之宝塔。其塔尖固为所谓领袖所谓一个人,而其塔基仍为民族为多数人,其建筑之稳固,固自有其理也。领袖不能违反民族生存之要求,决定必须根据多数人之实际,其集权之精神,何尝不寄于民主。今之醉心于集权政治者,当求其根本之原理,须知意大利德意志等国法西斯政权之形式,绝非偶然。而莫索利尼与希特勒辈之抓住群众,更确能顾虑到民族存亡之要点,而代表其要求,虽时时行使其暴力,而暴力之动机,绝非纯为个人,自有其民族生存之共同目的,与夫中心信仰。若不察情实,而强为学步,甚至徒及皮毛,以图自利,日日以民族复兴相号召,对于民族生存之要点,则又忽而不顾,其结果终必自陷绝境,以救国家民族共蒙其祸,不又与莫索利尼与希特勒之罪人耶。”[23]

   在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中,周毓英主编的《社会主义月刊》是专门介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杂志。从1933年3月到1934年8月,该刊发表大量文章定宣讲法西斯主义是世界最新潮流。“资本主义的没落,民主政治的没落,共产主义的碰壁,法西斯蒂的抬头,已成了世界潮流,在这狂暴的潮流下面,各国都将先先后后趋向于法西斯蒂,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24]这是因为中国也有法西斯存在的内在原因和客观条件。法西斯的严密组织、行动主义、唯力主义,都恰好是医治中国重病的特效药。冠三的“国民党与法西斯蒂”一文认为,近代史上有4种民族奋斗的方式:苏俄的共产革命、土耳其的民族革命、法国民主革命和意大利法西斯革命,其中只有第4是行得通的。法西斯蒂是“最积极最勇敢最强烈的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它成功地挽救了意大利、德国的命运,说明它是一切濒于危亡的国家和民族起死回生的仙丹。所以中国“除了仿效意大利、德意志的法西斯蒂精神,以暴力奋斗外,决没有其他出路。”[25]作为刊物发起人的周毓英,更是鲜明地提出了法西斯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他认为中国需要像法西斯主义那样有毅力、有纪律、勇于行动的铁血组织来对付日本侵略,也重视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以为中国的出路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符合儒家大同精神的国家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认为三民主义已经包括了法西斯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理论,所以不需要引进法西斯主义理论。“中国的法西斯蒂除了组织上的有毅力有纪律外,无条件是该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内容。”“中国革命在根本的思想与主义上,孙中山先生的、所遗留的一切我们都应该无批评的一一接受下来,但在行动与组织上却必须灌输充分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更不能放弃党的组织,而是要以更敏捷更毅力的党组织来执行三民主义。故今后的中国革命便是要:三民主义+法西斯蒂。……即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的新血液才有生路。”[26]陈穆如将之具体化:“德谟克拉西早已没落下去了,其没落的唯一原因,是因它本身毫无能力。”“今后的中国革命无非是:‘三民主义(正确主义)+法西斯蒂(有力的组织)’。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要注射入法西斯蒂的新的血液,才有出路。换句话说,法西斯蒂是没有内容的。它是以社会的内容为内容/因此,法西斯蒂除了组织上有毅力、有纪律外,无疑的是,是该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内容了。”[27]这就是说,中国需要法西斯式的严密组织与铁血精神,但不需要法西斯的意识形;国民党的躯体要保存,但要灌之以法西斯主义的血液,即民族热情、铁血精神、强力组织等等。“以三民主义为体,以法西斯主义为用”。

   法西斯主义本无系统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中国也不需要作为意识形态的法西斯主义,所以法西斯主义为中国人所欣赏的主要是其严密的组织技术、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坚毅的战斗精神等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冯启宏指出:“周毓英的法西斯主义观——以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蒂为用,强调以三民主义的内容和国民党的领导,再加上法西斯蒂的技术,来完成中国革命、实现三民主义理想的看法,正是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特有论点。”[28]无疑的,1930年代的中国,依然有反法西斯主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知识界一直坚持批判立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论新专制主义”一文和1930年代初邹韬奋旅欧时有关对纳粹德国的批判性报道。[29]

  

   2、政治人的策略

  

   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在1930年代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思潮,重要原因是它所显示出来的一些“效能”被蒋介石等人认为有助于解决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

国民党的对外关系传统之一是与德国的合作。孙中山曾关注过德国崛起的经验,其“三民主义”部分地吸收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俾斯麦的社会政策。在演讲三民主义时,孙把德国的成就归功于俾斯麦:“德国自联邦成立了之后,到欧战以前,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执欧洲的牛耳;欧洲各项国的事,都惟德国马首是瞻。德国之所以能够达到那个地位,全由丕士麦(Otto Von Bismarck,通译俾斯麦)一手缔造而成。”此外,俾斯麦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也令孙佩服。当社会主义在欧洲兴起时,俾斯麦不是以权力来抵制它、压迫它,而是因应时势,主动地实施“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孙认为:“丕士麦用这种方法对待社会主义,是用先事防止的方法,不是用当冲打消的方法。用这种防止的方法,就是无形中消灭了人民要争的问题,到了人民无问题可争,社会自然不会发生革命。”[30]当孙一再声称他所说的“民生主义”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是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时,表明其“三民主义”确有德国政治文化的背景。理念上的部分认同之外,孙还认为德国是西方列强中对中国相对友好的一个。1917年,他在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时,具体地从人民、土地、主权三个方面说明德国没有或较少危害中国。以人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并未损害中国人。“以土地说,德国将来之野心,诚不可知,论其过去与现在,实可谓之侵犯中国最浅、野心最小者。以割地言,则中国已割黑龙江沿岸最富饶之地于俄,割缅甸、香港于英,……法占广州湾,俄占旅顺、大连,又转让之于日,论其前事,德之胶州,罪无以加于他国。今者胶州已归日占,再无德人危我领土之虞。”以主权说,德国确曾随英、法之后侵害中国,但与俄国驻兵占地以起大战,英国首设领事裁判权,首划势力范围而论,德国“当有所不如”,是西方列强中“侵我较少者”。[31]因此,孙中山对德国长期友善,对中国政府于对德宣战耿耿于怀。直到德国战败后,他还称赞德国:“……以国际地位言之,其与吾国利害相同,毫无侵略顾忌,而又能提携互助策略进两国利益者,则德国是也。惜乎国人……徒以德国大战失败,为不足齿列,而不知其因有之人才与学问,皆资足助吾国发展实业,建设国家之用也。”[32]基于这些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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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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