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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中国与德国:康有为的观感

更新时间:2021-08-03 00:29:25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康有为(1858—1927)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境界高远的改革家,也是第一个比较充分地使用德意志政治文化经验的思想家。19、20世纪之交,康出亡16年,遍游四大洲,经31国,行60万里,出入德境凡11次,“九至柏林,四极其联邦,频贯穿其数十都邑,接其都人士,游其工厂、官府,本其史谱,搜其图像,考其风俗。”[1]其《德国游记》、《补德国游记》、《日耳曼沿革考》及若干诗作都亲切而具体地叙述了德意志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状貌,并向德国奉献了最美好的赞辞:“吾游遍万国矣。英国虽为欧土先驱,而以今论之,则一切以德为冠。德政治第一,武备第一,文学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宫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另外还有医术第一,电学第一,工艺第一,商务第一,宫室第一,道路第一,乃至音乐第一等等。[2]康对德国的好感历久不衰,1921年还亲笔题词将其《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新学伪经考》两书的新刊本送给德国国家图书馆。理解、消化德意志现代经验并以之为中国现代化的借镜,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重要工作之一。

   现代德国后来居上,迅速拥有称霸西方世界的国家能力,这一点,已为康有为以前的一些政治人与知识人所公认。康以“救中国”为出发点,多角度地考察、分析普鲁士—德国崛起的依据,对 “现代”、“西方”做了进一步的分辨,提炼出一套不同时代主流的思想观念和救国方案,其所思所论一直回荡在现代中国。

  

   1、以“地形”论“政魂”:两种“新世界”

  

   西方诸国或为日耳曼一部、或为日耳曼所化,西方就是日耳曼。当康有为以“日耳曼沿革考”为名撰写西方小史时,表明他欲探究西方诸国的由来。这是一个长期落后于中国的民族:两汉文明的盛大流衍,欧美至今未及;中国汉晋之时,日耳曼尚为深山野人;中国六朝时,日耳曼仅成部落之国;中国进入唐宋高峰时,西方正陷于中世纪千年战争之中。三百年前,普鲁士王妃犹跣足;二百年前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I,1558—1603年在位)时,英君还以手嘬食。然而,近代以来,日耳曼却迅速崛起,风靡世界、主全球政化,而中国在这个强悍的对手面前几无招架之功:“……日耳曼遂以风化吞靡全地,而五千年文明莫大之中国,乃若俯首帖耳以受化焉,其可耻亦甚矣哉!然则进退升降之故,其为得失之林亦大矣。原古证今,推因求果,以为吾国鉴观变化之计,其可略耶?”[3]对于这样一个令中国人感到惭愧却难以回避的问题,康慧眼独具,断定“新世”、“新法”、“新理”等欧洲现代性皆造因日耳曼的封建制,并由此展开对西方何以“现代”的分析。

   这是一部国王与诸侯反复较量、此起彼伏的拉锯故事,也是日耳曼人因封建而战争而流血的苦难故事,同时也是因封建而竞争而孕育新世、新法、新理的创新故事。康概括为以下五点:

   民权兴起——诸侯势大,不能听一君之专制。封建制下王权粉碎,有利于民权伸张。“故英国之立大宪章,开议院,皆贵族之力,而非平民所能为。其后国王、藩侯、贵族之夺王权,而相逼太甚,乃假手平民以削藩权。平民既抗击藩侯、贵族而得权,乃推以及于国王。故民权之兴,君权之削,造因成果,皆封建为之;若无封建,则帝权日尊,民权不生。匹夫之力,无能与帝王力争之理,有若中国然。”[4]当然,限制欧洲王权的,不只是诸侯,还有教皇。11世纪教皇权力增长,自亨利四世(Heinrich IV,1054—1106年在位)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1073—1085在位)发生“授职之争”后,教皇与诸侯联合,使王权尽失。所以“欧洲若无教皇,诸侯或能被削;今上下有此牵掣,自此国王选于教皇之手,国王常为所制。”[5]

   竞争变法——列国并峙,因竞争而思变而求进,于是政法日加改良,互竞互师,日变日长。

   开放求新——各国牵制,不易攻灭。势穷则变,只有求地于海外。新地日辟,新物日多,新识日增,新器日出。不但欧洲面貌一新,而且欧力欧化,靡吞大地。“若无封建,则欧洲一统,控治之难,已有鞭长莫及之患;于是闭关、捐珠崖、弃维州、立海禁之事出,必无日辟日新、日寻海外之思,而新识不开,新器、新理、新学亦无自产。”[6]此处“闭关、捐珠崖、弃维州、立海禁”等均指中国明清时代“闭关锁国”的海洋政策和对外政策。

   文物灿烂——诸侯大夫骄奢淫佚,争求宫室、什器之精。留传至今的文物、遗迹多为王侯骄奢淫逸的产物。康对此并不持简单的赞赏或批判的态度。如其咏萨克逊的诗句:“萨逊雕墙最妙精,旧宫新院夹河城。王宫杂宝值八兆,小国穷奢亦可惊。”诗下自注云:“萨逊土木之精,名于欧洲。旧宫今作博物院,尤伟丽,几冠欧土。王宫藏宝值八兆,玉珠钻牙漆宝石铜铁各异宝,光怪瑰异,吾一一摩裟之。小国穷奢如此,昔者欧民之苦甚矣,然今民乃富,可见立国有方,又不在区区奢俭之间也。”[7]

   城市独立——国王与诸侯相争而自立,城市因联卫而产生,出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德国汉堡等独立城市及相应的市民社会,平等、民主、共和之制乃酿生。

   一言以蔽之,封建制产出“新世界”:“方今新世之绝出于旧,乃欧人之凌吞大地,而欧美化之震靡万国者,岂非平等、共和之公,立宪、民权之变,汽电、新器之奇,美、澳太平洋之辟,政法之密,与其宫室、什器之精哉,而其根源,则封建为之。”[8]然而,康并未在封建制与新世界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他一再说明“封建为之”只是一个非预期的后果而不是有意识的设计,其中没有必然性。比如在日耳曼第五朝,国王欲削弱诸侯之权,一分再分,以至极多极碎,由此生出4果。一是“七选侯之政体”,即国王由诸侯4人与大僧3人选出。“四侯位极尊重,国王畏之,事皆决焉。此即贵族议院之根源矣。”二是城市自立。国王欲散侯封,凡诸侯削败者,令其城邑直隶于王。这些城市后多抗官,联盟相助,一切由市民公议。“今宪法政民主之根本,实导源于是矣。”三是奴隶自由。战乱期间奴隶乘间远逃,渐得自由,是以发展出“人民平等之理”。四是骑士尚武而敬妇女,遂成怜弱之美俗。康有为认为“彼以分裂至极,而突产自立之城市,公议之选侯,乃爆生于意外,……非事理所算得也。”[9]再如“三十年战争”之后,“因小侯无数,强弱互吞,于是创立公法以为均势;苟非至强之国,不敢不循公法,遂以推行于今大地万国。”[10]由封建制而“新世界”,有一定偶然性。

   因此,对现代性的充分认识必须对西方历史文化作历史的具体的考察。进一步的问题是,由封建制产出“新世界”的过程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这就需要从历史时间的考察转为对不同历史空间的分析。康概括指出“封建制”在中国的命运:“尝考封建世爵之义,中国盛行于三代时,计日耳曼之世爵法兰克,当西三、四纪时创之。其时一以封功臣,一以因旧酋长。至今垂千六百年,乃始削去封建而存虚爵,犹汉时之关内侯也。吾国封建亦累二千年。孔子恶之,讥世聊,贬诸侯,而归于定,一于一。秦皇汉武遂能实行之,于是二千年之封建亦尽为虚爵,号称王侯,皆无治地以君其民矣。”“至秦、汉一统后,封建世爵皆削尽,虽位宰执爵王侯,实皆匹夫,其不能起与君抗,乃事势之无可如何也。”[11]对此,康的解释一是君权过隆,二是文明早熟。“吾三代封建,地大竞争矣,而不能产今新世界者,则以上无教皇之崇尊,下无士大夫之立国,君无掣肘,故一统可成。外多荒地未辟,故不暇寻诸海外,而新识不能出。缘是数者,故新世之业中国未能产者。盖中国列侯之时尚太古,未至中国辟地已尽之世;欧洲列国极后,已至欧洲尽辟之候。又假令春秋战国之间,大夫各自为国,则诸侯掣肘,不得尽其力以兼并,而列国相峙,又可亘于千年。至于是时,则内地尽辟,必将经营于海外,当我六朝之世,必能遍通西欧。”[12]因此由封建制必须有足够的内部竞争和对外开放等条件,否则封建制只能走向大一统,就像古中国一样。联系到西方“新世界”的产生多有“爆生于意外”的特点,更可见由封建制而“新世界”,并非必然。其实,东周的封建制,已经出现王权下移、诸侯分封卿士大夫的事实,由此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其情形已与西方中世纪的诸侯分立、列国纷争差不多,只不过中国出了个秦始皇,兼六国而建一统,遂由封建而郡县。此后,西汉和西晋都曾因前朝(秦、曹魏)无封建屏障、孤立速亡的前车之鉴而广封王侯,其后果分别是汉景帝时的“七国叛乱”和晋惠帝时的“八王之乱”。有此教训,秦汉以下两千多年中持续不断定的分封均为“虚封”,所谓“列爵而不临民,分土而不任事”,王侯“实皆匹夫”。中西封建制各有特点,所谓封建制产出“新世界”,只就是西方日耳曼民族而言。

   确认“新世界”出于“封建制”,并不意味着康在价值上认同封建制。总体而言,康认为封建制与“大一统”各有利弊。“盖建侯世爵必皆虐使其民,日事戎兵,以争邻国,此其最大害。上观春秋,下观欧土中世,其事效可睹矣。然近者欧洲一切之兴,皆赖封建世爵以产之,我以秦始混一之故不能诞生,则我得中有失,而彼失中有得,是以凡事之是非深远者,不易言焉。”[13]“物无两大,有其利者必有其害。中国万里数千年,已享一统之乐利。欧洲列国纷立,经黑暗中世,千年战争,惨祸酷矣;乃得产此议院以先强,则有其害者就有其利。”[14]西方当年之悲惨与今日之锋芒都因其有竞争,中国过去的辉煌与今日之的困境都在于一统,所以对西方,不能以今是古;对中国,不能以今非古。正所谓“遥想千年封建乱,竞争进化是耶非?”[15]在进一步的比较论述中,康经常提出的判断是中国优于西方。其一,按照其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哲学,康认为:“凡封建之后必行郡县;郡县者,乃治法必至之势也。大约封建世及,行于草昧初开之时,据乱之制也;郡县派官,行于大国一统之时,升平之世也;郡县自治,皆由民举,太平之世也。”[16]郡县制在历史进化的程序上,要高于封建制。其二,就其一千余年中兵争不断、流血成河而言,就其国王屡欲统一而终无可奈何而言,“封建制”远不如中国的“大一统”高明。在克服国家分裂、维持承平岁月方面,中华智慧远超日耳曼:

  

   今欧洲之强乃出幸致,所变新法之安乐富强者,不过数十年;我中国收之,即可立致富有强安乐,为大地霸。然则欧洲百年间虽为大地富乐强霸之主,而千余年受战争惨酷之祸;我国数十年间虽遭凌弱,而前后万数千年得安乐强霸。以算学乘除之,孰为得失?岂可以彼一二日之盛而尽称之?

   遍考诸法,欧人皆极愚而留以教争者,远不如我国之善美无迹矣。学者切勿以欧人一日之强而信其法之皆良也。

   若此之事皆不可训,如欧人之俗,惟日事诲乱而已,无术甚矣,奚取焉?

   若夫政、俗、伦、教之间,与吾互有得失,而其百年前之事不如我者尤多,岂可以彼一日之强,而尽媚以为美善耶?[17]

  

以“极愚”、“无术”来打发西方政法显属简单,以“安乐”、“善美”概言中国政教也只言其正面。真实的情况是,不但中西政制的历史、因果均有其不得不已客观形势和内在逻辑,非人之智愚所使然,而且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中国,虽确某些王朝能造成短暂的“盛世气象”,也确有国泰民安的好时光,但“江山如此多骄,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从来都有人想“取而代之”当皇帝,而每次改朝换代或天下分裂,二十四史不乏屠城数十万、伏尸千百里的记录。一统帝国虽有“治安数百年”,也有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率土地而食人肉”的周期性惨酷。比较起罗马帝国完全消灭、西方再无法地重建帝国而言,古中国确有强大的“帝国再生”之能力,而这种能力固然中国政教之长,也与中国“未至中国辟地已尽之世”有关。史家雷海宗(1902—1962)后来指出: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秦汉帝国终结后,中国的发展就是南方的发展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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