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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走向市场经济的开拓者

更新时间:2021-08-02 16:26:57
作者: 吴敬琏 (进入专栏)  
太远了”,他在改革开始年代的关注中心也就没有停留在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方面,而是特别关心如何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使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有发展的空间。

   中国私营经济在“文革”结束后的恢复和发展是从个体经济起步的,这又是从暮桥同志建议把个体商贩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漏洞”改成“大门”,让民间能够独立创业开始的。“文革”结束后,大批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要求返回城市,城镇就业问题就变得非常严峻。暮桥同志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里专门写了一条,针对劳动力“社会所有”提出来 “劳动力个人所有”“劳动者仍然把劳动当作自己的谋生手段”。1979年7月,他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提出 “广开就业门路”的建议。他指出,就业问题尖锐化的根本原因,是“盲目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因此,他主张“改变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实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经济“三扇门”的就业方针,广开就业门路。他的这一篇报告得到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的支持,主要内容登载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收到很大的反响。以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出这一意见。1980年8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作出《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决定》,要求“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这不仅为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提出了新思路,也为所有制结构的改善打开了大门。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暮桥同志早在极“左”路线统治刚刚被推翻的1978年,就已经指出了作为乡镇企业前身的“社队企业的灿烂前途”,提出“现在还有许多同志对发展社队工业的意义估计不足”,认为 “为着使社队企业能在全国遍地开花,必须对过去中央各部所定政策进行认真的检查”,“把社队企业纳入国家计划也不能采取简单办法,必须允许它们自找门路,向主管部门登记,这样就算纳入计划。如果计划部门企图包办,许多社队企业就只能被迫停产”。暮桥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敏锐地提出这样的判断来,是与他率先放弃了斯大林式的国有制教条大有关系的。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云提出的“三为主,三为辅”设想的简式表达。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面对僵硬低效的苏式集中计划经济所造成的经济困难,作为中国经济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云提出了这个与毛泽东“一大二公”有很大差别的设想。暮桥同志在当时对这一设想是衷心赞成和全力支持的。改革开放开始以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成为政经圈中一个重要流派的核心主张,在改革启动阶段起到了积极作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以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更成为了主流的方针。但这时暮桥同志已经大大超越了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的认识。他认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虽然较之单一的计划经济是一个进步,但是较之商品(市场)经济制度,却有太大的局限性。所以,他明知自己的看法会引起老领导、老战友的不满和反对,仍然反复陈述自己关于改革目标应当是建立商品(市场)经济的主张,直到犯颜直谏,建议不再使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我亲身目睹暮桥同志如何处理这些事关理论的严谨性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深感他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思想自由 、精神独立”的铮铮风骨。这永远值得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学习和纪念。

   暮桥同志坚持宏观经济稳定和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免不了与一些着重经济高速增长或偏爱计划经济手段的领导和同行产生分歧。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共产党员,他常常受到没有根据的指摘,甚至被迫检讨;作为经济学家,他要坚持自己的专业立场。这二者经常出现冲突。他不能像对待孙冶方、骆耕漠等挚友那样,在学术上寸步不让,而在很多时候要服从党的纪律,甚至不得不作出检讨;他对强调增长、放慢改革的做法很有意见,但很少公开表示,而是着重于正面表达自己的意见,反复提出推进改革的积极建议。

   中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动第一次冲击以后不久就冷却下来,90年代初更陷于完全停顿。暮桥同志对这种情况十分忧心,担心改革的停滞将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因此,他1990年7月在中央领导召开的会议上慷慨陈词,接着上书中国的党政领导,批评改革停滞的倾向,建议党政领导把工作重点放在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结构问题和效率问题上。他指出东欧国家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做彻底的改革,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零敲碎打的改革做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他要求重整旗鼓,抓住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的总供求关系比较平衡的时机,痛下决心,推出综合改革,在加强财政、银行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用放开价格的办法来理顺价格,让企业公平竞争,以分税制取代财政包干制,中央控制货币发行权并管住货币,专业银行存贷利率要反映供求关系。与此同时,他在1990年底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公开发表,把他多年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进行了理论化的系统论述。1989年10月以后,他还着手写作长篇回忆录,病倒后坚持克服病痛,在病榻上完成了该书的定稿工作,对他经历的生活和时代做了系统回顾,对他的思考和研究进行了认真总结,成为一部讲述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百年发展的经典之作。

   暮桥同志的作品通常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言表达,不过概念的内涵外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往往有所不同,包含了许多独创成分;他的文风朴素通俗,能够用“广开就业门路”、 “打破铁饭碗”、“把‘资本主义漏洞’改成大门”这样生动的语言表达他的创见。目前中国经济学日益采取现代经济科学的通用语言,走上了规范化、国际化的道路,他的老式风格影响了国内外学界对他独创性的深入认识。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作品的恒久性来自内在品格而不是表达形式,他的许多独创概念又往往是可以与现代经济学相通对话的,那么,随着大家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了解的深入,他的作品的价值就不会因时间而褪色。通过阅读这套文集,后学者不仅能够对100年来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国家所经历的曲折和艰辛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能够从中获取丰富的知识和明达的智慧。

   来源:《薛暮桥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本文是作者为《薛暮桥文集》撰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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