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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哲人虽去,教泽长存 ——深切缅怀衣凌恩师

更新时间:2021-08-02 15:38:20
作者: 李伯重 (进入专栏)  

  

   1985年夏,我博士研究生毕业,离开了求学七年的厦门大学,离开了韩国磐、傅衣凌两位恩师。自此之后,每每打算写回忆恩师的文字,但动笔之时,恩师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不禁心潮澎湃,难以自已,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总想把恩师当年对我的谆谆教诲和倾心栽培,完好地呈现给世人,但是越是这样想,就越觉得手中的笔似有千钧之重。因此之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未能写完回忆文字。到了今天,两位恩师已离开我们多年了,我也年过古稀,往事往往记一漏万。为了使记忆不至于随着时光日渐消减湮灭,我如今尽力把保存在内心深处的那些记忆梳理出来,写成文字。两位恩师对我恩重如山,我自然绝不能沿袭俗套来写回忆他们的文字。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就辜负了他们的教诲和期望,不配做他们的学生。因此必须秉承恩师的一贯信念,实事求是,不溢美,不夸大,把我所感受到的恩师的人品学问,如实呈现给世人。因为所欲言者甚多,因此这个追忆文字也分为两篇,分别追忆国磐师和衣凌师。其中回忆国磐师的文章《永久的思念——追忆韩国磐恩师》写成于国磐师百岁冥寿的2019年,嗣后刊出于母校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3期。而回忆衣凌师的文章,则留待到今年衣凌师一百一十岁冥寿之时,谨作为一瓣心香,敬献于恩师灵前,略表对恩师的深切怀念之情。

   一、良师

   我是1978年夏去厦门大学读研究生时才拜识恩师的。但是在此之前很久,我就已经从他的著作中受益良多,成为他的未曾谋面的学生了。

   受家父的影响,我很早就对史学感兴趣。家父见状,就指导我学习历史。我经常到他的的书架上翻阅他收集的史学著作,其中就有衣凌师的《明清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等著作。出于好奇,我也浏览了这些书。初读了之后,虽然还不能真正领悟衣凌师的观点和方法,但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它们与其他学者的著作颇有不同。这使得我对“什么是史学研究”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当然,衣凌师的思想和功力,还是要等到成为他的入门弟子,亲炙他之后,才能越来越深刻地领悟到。

   我因“文革”而失学,因此格外珍视求学的机会。1981年秋硕士毕业后,我决意要继续深造,完成博士研究生的培训。当时国磐师未能招收博士生,而主持答辩的王仲荦先生对我很满意,提出让我去山东大学,在他指导下读博。但是厦大教务处长刘振坤同志找我谈话,说这事学校领导已讨论过,认为我是本校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成绩又很好,因此要我留在本校。如果我一定要继续攻博,那么就读衣凌师的博士生。我决定遵从学校的意思,师从衣凌师读明清史。我做出这个决定并非完全是被动,因为如上所言,早在“文革”之前我在初读衣凌师的著作之时,就感到无论是从研究的对象还是研究的方法、使用的史料等方面,他的研究都全然不同于我当时所见过的史学著作。他的著作虽然读起来比较吃力,但是读后觉得眼界大开,粗知史学研究天地之广,令研究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到了厦大读硕时期,衣凌师的课,我也去听,因此对于我来说,衣凌师并不陌生。当我做这个决定时,有关心我的老师对我说:你先前没有念过明清史,一下转过来,实际上是从头念起,也就是说,你要用三年时间完成别人六年的学习。这个幅度转得过大,风险太大。但是我想,我对衣凌师的学术的确非常敬仰,希望从他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如果自己尽到了努力,失败了也就算了,没什么好抱怨的;但如果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不就更好吗?由于这是国家第一次招博士生,厦大在办手续上没有经验,因此从1981年夏硕士毕业到1982年秋正式入学读博士,中间隔了近一年。

   我1978年入学后,初次见到衣凌师,那时他已经做了副校长。像许多初次见到他的后辈一样,我对他充满敬仰,但也感到很紧张。但见面之后,发现他话不多,但很和蔼,使我的紧张情绪逐渐放松了下来。

   我读硕士期间虽然学的是隋唐五代史,但当时因为历史系研究生很少,因此中国史的研究生课程,大多都是学隋唐五代史和学明清史的同学一起上的,因此我在头一年也听了衣凌师的课。开始听衣凌师的课,觉得并不容易。一方面,衣凌师的福州口音较重,像我这样未曾接触过福建方言的人,听起来很吃力。虽然衣凌师随时把讲课中涉及的许多专有名词写了出来帮助我们理解,但我们常常还是感到似懂非懂。记得刘敏师兄(后为避免重名引起的麻烦,更名刘秀生)说过,有一次他陪衣凌师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做学术报告,为衣凌师板书。报告会结束后,一些听众对刘敏兄抱怨说:“怎么你只写我们听得懂的,而我们听不懂的你都不写?”另一方面,如刘敏兄回忆所言:“研读他(衣凌师)的著作,发现这是另一套语言系统。过去我们学习历史,接触的语言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等教科书式的语言。衣凌师的语言与教科书的语言格格不入,十分费解。如他著作中频现的乡族、乡绅、商人、市民、民变、奴变、佃仆、世仆、甲户、乙户、家生子、靛民、菁客、棚户、矿盗等,都是陌生概念。谈到社会发展,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弹性社会,有自我伸缩力;中国社会的发展是迟滞的,有发展,有停滞,有倒退,但总体还是发展的,是迟滞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往往是死的拖住活的,有的可能被拖死,这就是中断;还有离乡不离土,离土不离乡等。这些都被时人视为另类观点。这些迥异的概念和观点构成了他的独特的史学体系。这个体系在那个时代和者甚寡,或被视为异类。…先生运用的史料也与众不同,除了经史子集、明清笔记以外,民间契约、文书档案、家谱族谱、地方志书、口碑资料等都被大量引用”。

   随着听课增多,特别是做了他的博士生之后,和衣凌师接触更加密切,上述两方面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从而对衣凌师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获得的教益也越来越丰厚。在过去,学者们总是以朝廷及朝廷制定的制度为出发点,“自上而下”地看中国历史及其变化。而在衣凌师的课上,我才第一次认识到应当自下而上地看中国社会。毕竟,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基层社会中,他们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基层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这些重大问题,都不是过去盛行的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为主导的中国史研究所能给予令人信服的解答的。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和高高在上的庙堂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绝非过去我们假定的那样,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就可以将其意志一直贯彻到基层的。同时,中国历史及其发展变化有自己的特点,套用从欧洲历史得出的“普遍规律”,并不能使我们清楚地认识中国自身的特点。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都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使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也使我开始认真重新思考中国历史。这种思考一直持续到今天。随着阅历的增加,我越来越体会到衣凌师思想的博大精深。幸运的是,他在课上讲的这些内容,后经整理,成为《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这两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使得更多学人得以受益。他开创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也给我重大影响。我后来几十年一直专力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就是这个影响的一个结果。

   衣凌师的学术视野广阔,是少有的真正学贯中西、多学科兼通者之一,这是和他求学经历分不开的。他对我说:你将来一定要走出国门,深入了解国外的学术,汲取其精华,用来研究中国历史。他说:做明清史,一定要学日文,日本学者的研究工作从来没有中断过,他们读汉文的能力是西方学者很难比得上的。遵从他的指教,我在厦大就读了三年日文夜校,当时学得不错,还翻译了一篇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关于中国农业生产工具史研究的长文,毕业以后发表了。我在衣凌师家里的书架上,第一次见到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藤井宏的《新安商人研究》等名著的日文原版,并借了其中一些去浏览,大大开阔了研究的眼界。“文革”之前在衣凌师极力争取之下,厦大图书馆从日本订购了一些史学研究的工具书和学术期刊。我做了他的研究生后,他叫我要经常查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的《东洋学研究文献类目》,充分了解国际学界在我研究的领域中的成果,并且尽可能地去阅读日本的史学期刊上的相关文章。这些,都使我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受惠良多。

   1979年,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和安排,衣凌师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敦大学、南康州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奥尔伯尼校区、加州大学柏克利校区和洛山矶校区讲学三个半月。这是当时学界的一大盛事。在讲学期间,他会见了诸多美国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如施坚雅、魏婓德、何炳棣、邹谠、谢文孙、孔飞力、牟复礼、刘子健、余英时、杜维明、郑培凯、陈明銶等学者,和他们进行了学术交流。回国之后,他在系上做了访美的专题报告,使得我们这些由于几十年的闭关锁国而对西方学界一无所知的年轻学子感到眼界大开。他在访问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伯尼校区时,通过郑培凯教授,为厦大争取到一个博士生的全额奖学金名额。为此,厦大组织了一次全校研究生的英文考试,我的成绩第一,取得申请资格。衣凌师非常高兴,专门约我谈话,向我介绍这个学校以及美国的汉学研究情况,令我即着手准备去留学。后因厦大有关部门经办此事的职员不熟悉业务,以致办理手续迟缓,错过了期限,最终未能成行。衣凌师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嘱我不要灰心,以后一定还会有机会。虽然我这次未能出去留学,但在读博期间,由于衣凌师在国际学界的名气,不少海外著名学者来厦大拜访他,其中我见过的就有孔飞力、黄宗智、滨下武志、滨岛敦俊等。滨岛敦俊先生更说来这里拜见衣凌师,是“学术朝圣”。王国斌等年轻学者,也是他们来厦大拜见衣凌师时,和我相识的。北海道大学博士生三木聪更是申请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奖学金,专程来厦大,从衣凌师进修,和我们一起学习达一年之久。从这些学者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毕业后,依然谨遵衣凌师关于应当尽早去海外开阔眼界、学习新东西的教导。在此方面,总算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

   衣凌师对我们的关爱,也体现在他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上。他对我们说:明清士子入国子监,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就是“坐监”。你们既然已经在读博士,就要专心“坐监”,心无旁骛。我和刘敏师兄都秉承师教,刻苦学习。厦大图书馆的资料不够,就利用暑假,到北京各重要图书馆查阅文献,收集资料。去得最多的是位于柏林寺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我们当时借住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抗震棚里,每天清晨骑自行车去北京图书馆,从早到晚读古籍。中午图书馆工作人员午休,我们也走出阅览室,就着图书馆提供的白开水,吃带来的干馒头,作为午饭,然后又回到图书馆,一直看书看到闭馆,方才骑车回到住处。两个多月,天天如此,周日也到一些不闭馆的图书馆。这样的高强度工作和过于简单的饮食,使我的身体垮了下来,染上了肝炎,只好回到老家休养,而刘敏兄还在继续奋战。我们心中都有一个信念:决不能辜负衣凌师对我们的期望!

   我原来是学隋唐五代史的,现在改学明清史,转弯幅度很大。我自知明清史基础薄弱,请衣凌师指点应如何补基础。他给我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分门别类列出明清史籍上百种。他说:你既然要做明清社会经济史,就必须打好明清史的功底。这些书,你一时读不完,可以慢慢读,以后将受用不尽。我1988年应黄宗智先生之邀,去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为研究生开明清经济史课。我把这个书单提交黄先生过目,征求他的意见,看看是否可以作为研究生的阅读书目。黄先生看后说:这个书目不适合于研究生,而适合于我们这些中国史教授。可见衣凌师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之高。

1984年,衣凌师被查出患有胃癌,学校安排到福州省立医院进行手术,历史系教师和研究生都纷纷去探望和陪护。我因1983年去北京查阅资料时染上甲型肝炎,后来虽然痊愈,但身体状况还是不甚理想。此时我放心不下衣凌师,要求去探望。系领导叮嘱我探望可以,但不可密切接触,以防万一有病传给衣凌师。我到福州后,为慎重起见,戴着口罩去见衣凌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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