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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莹:在共同的屋顶下——中国的全球秩序观

更新时间:2021-08-02 10:00:00
作者: 傅莹  

   在美国,关注的焦点是如何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继续拥有领导地位。出于对传统大国更替的天然恐惧,美国对自己能否保持强大、新兴国家是否会与美国争夺世界主导权产生焦虑,有学者主张制定新的“大战略”来应对。

  

   在中国,关于秩序的讨论更多是围绕如何改进国际秩序、完善全球治理。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外部环境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首先,世界站在历史性变革的新关口。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在传统和非传统领域,乃至实体和精神层面,变化都在发生。同时,中国人认识到,自己的国家正成为世界变化的主要动因之一,对国际事务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中国公众对学习并且扩展国际视野兴趣日益浓厚。当奥巴马总统说“如果我们不制定世界贸易的规则中国人就会去制定”时,有意思的是,这句话刺激了更多的中国人想了解:这些“规则”到底是什么、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又当如何应对?中国学者也在积极探讨未来秩序和相关的理论。

  

   美国对中国这个新兴经济大国的意图充满疑虑,担心中国要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担心中国要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国际规则和秩序。中国则反复申明,中国是国际秩序中的一员,遵守其规则并从中受益,无意也无力推翻现行秩序。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总在各说各话。那么,中国说的“国际秩序”与美国声称领导的“世界秩序”是同一个秩序吗?恐怕也是也不是。

  

   通常的理解是,美国自恃发挥领导作用的“世界秩序”是一个包括现行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以美式价值观和全球军事同盟架构为支柱的全球霸权秩序,西方世界是其主要构成和获益者。需要看到,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在“二战”后为维持和平和促进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冷战结束后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但这个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西方世界的圈子,尤其在安全和政治上具有排他性的特点,在当今世界多元化和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其局限性日益显现。同时,其排他性质也削弱着美国自恃的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以中国为例,美国一方面视中国为新崛起的大国,希望中国接受其领导并在某些领域配合美国行动,但同时,美国又在政治上将中国视为异己,在军事上把中国看作潜在对手。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的成员中,也存在将中国视为威胁来源的倾向。

  

   而中国谈到秩序问题时,采用的表述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而不是“世界秩序”。中国说的是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机构和体系,中国是其中的平等成员,有归属感,也是这个秩序的重要发起方和建设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9月访问美国时,在联合国大会上专门谈了中国的观点。他说:“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确实,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方面,中国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多以联合国机制为核心,并且得到联合国的授权。

  

   当然,中国与美国的秩序观都有其缘由,所谓的“世界秩序”和“国际秩序”存在很多重叠。作为联合国框架及相关机构的主要设计者和支持者,美国虽然无法完全控制这个体系,且有时还会绕过它自行其是,但依然认为联合国及其机构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不可或缺。而中国是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实施的开放政策,并且成功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未来在世界上的很多发展机会仍将源自于此。因此,中国会继续支持和参与这个秩序结构。

  

   同时必须认识到,不管是“世界秩序”,还是“国际秩序”,都不足以应对人类目前面临的复杂挑战。

  

   举个最近的例子:在叙利亚一国之土地上,聚集了政权更迭、大国干预、极端势力兴起、人道危机等人们可以想象得出的几乎所有动荡元素,很难通过哪个秩序结构找到一个能解决如此复杂危机的方案。

  

   刚满70岁的联合国为世界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结构和制度缺陷从未得到解决,其官僚主义和低效能饱受诟病,在应对当今全球挑战时更显得力不从心。比如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联合国及相关机构既未在预防上有所建树,应对时也未能及时发挥有效作用。在气候变化问题《京都议定书》后续谈判中,联合国的推动也显得效果有限。

  

   现行国际体系和治理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而中国人希望走在前列。当然这个改革不是摒弃或者取而代之,而是改进和完善,也许可以说是秩序的“重塑”。

  

   2015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邀请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教授就全球治理进行了授课。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之后的讲话中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是大势所趋。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他特别提醒国人,“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

  

   中国已在有意识地主动参与和推动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秩序。中国积极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治理结构改革,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与其他国家一道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2014年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使国际卫生机构力有不逮时,中国首先派出医疗队,提供经济支援,使危机得到控制。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宣布了中国政府的一系列重要决定,包括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用于支持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事业;建立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并于今后5年向非盟提供总额1亿美元的无偿军援。

  

   2016年中国将在杭州主办G20峰会。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如此重要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论坛,是在全球治理上有所创新和建树的难得机会。

  

   可以相信,未来中国在继续保持自身发展的同时,将会担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

  

   那么在未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呢?与其辩论哪一种秩序观更优越,不如超越现有概念,提出“全球秩序”这样一个更加宏观的新概念,最大限度地容纳全球治理、大国协作、地区合作、南北对话等等,把我们这个多层面的时代所需要的所有支柱和环节都包括进来,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和关切,提供一个大家都能舒适地居于其中的秩序屋顶。

  

   在共同的屋顶下,这个“全球秩序”至少应该具备三方面的机制能力:一是保障世界和平,二是保障全球可持续发展,三是保障用合作方式解决争议问题。在这个框架之内,各国应培育合作的习惯和规范,大国协调和多边机制都应充分发挥作用。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因此,在全球秩序这个共同的屋顶下,世界应该是一个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

  

   无论未来秩序是什么样的,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必然是核心参与方,而它同时也是现行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因而面临调整的巨大挑战。比如:美国是否有魄力改变固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走出狭隘的利益小集团思维,从自我的道德绑架和盟友的利益捆绑中解脱出来?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大国,所面临的挑战同样很大。因为中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或者说充当国际层面“玩家”的经验,需要扩展自己的国际视野,尤其是在公众层面。我们不仅需要维护好自身的国家利益,还应该拓宽眼界,考虑更加广泛的利益。中国人也需要逐渐从历史上“受害国”心态的束缚中走出来,成长为真正的世界公民。这需要一个过程。

  

   未来“全球秩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之间能否开展真诚的对话与合作。中美有广泛的合作,同时也有矛盾和竞争,两国关系早已经超出双边层面,对全球的影响日益巨大。中美之间的合作会使世界受益,而任何冲突,如果不能妥善处置,都可能给世界带来风险。

  

   比如,现在南海就存在着紧迫的危险。美国把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做法视为旨在控制整个地区的“战略扩张”行为,并且依据这个判断采取应对措施。中国把美国派军舰到中国的南沙岛礁附近巡航视为严重的挑衅。这导致地区安全局势更加紧张,双方的不同认识对已经因为多重争议而相当复杂的地区局势来说,如同火上浇油。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此事也促使双方相互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中美需要沟通和协作,需要增进理解和信任。两国军方的会面和讨论让我们有理由期待,双方能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处理矛盾和分歧。一个新型秩序也许就需要在这样的碰撞和摩擦过程中产生。

  

   虽然现在要预言未来世界的秩序图景,以及全球秩序是否会出现,还为时尚早,但是,通过各国的交流,通过坦诚的对话,我们有理由期望,国际社会能就什么样的秩序架构有利于保证21世纪真正成为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纪逐渐形成共识。30年多前,当中国刚刚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改革时,邓小平用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比喻。我们现在或许需要以类似的态度来探索塑造“全球秩序”之途。

  

   中国需要逐步积累参与国际治理的经验,需要学习,并且是快速地学习。同时,中国也需要讲好自己的故事,让世界读懂中国,了解中国,这是真正意义上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基础。

  

   * 2015年11月1日,傅莹应邀出席国创会“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并在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演讲全文经修改后于11月2日发表于观察者网。在太平洋两岸的中国和美国,围绕未来秩序的问题进行着不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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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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