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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莹:进入21世纪的“秩序”争论

更新时间:2021-08-02 09:58:08
作者: 傅莹  

   引子

   在全球化大潮的带动下,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快步提升。这是否会给21世纪的世界秩序抑或国际秩序带来新的变革?

  

   中国于2010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历史文化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也正处在深刻变革的过程中。

  

   我常听到的问题是:中国想向世界要什么?能给世界带来什么?中国是否要挑战美国主导的现存秩序?

  

   对于一个1993年才停止印发配给粮票的中国来说,这些问题似乎来得太早。实际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是第一代成长中没有遭遇饥饿的中国人。确实,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但普通中国人更关心的是人均GDP,因为这才是决定生活条件的关键。

  

   但是中国人并非对世界毫不关心,源于殖民时代的不平等世界秩序,给中国人对国际关系和秩序的观念留下深刻印记,他们从自身的体验中形成了强调包容和公正的国际秩序理念。现在,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国人关于秩序的讨论也相当活跃。中国学者关心:什么样的秩序能更好地服务于21世纪世界的需求?很多人在这场争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今天我希望从学术的角度,分享个人观点,权当“抛砖引玉”。首先谈谈怎么看当前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之后是关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一些体验,以及对两者的比较分析,最后谈谈对当前秩序面临挑战的看法。

  

   一、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

   基辛格博士的名著《世界秩序》一书对此有最全面的阐述,他对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根基延续至今的世界秩序有很深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主张这个秩序需要现代化。

  

   确实,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减少了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催生出支撑现代国际关系的法律和机制框架。然而,它从构建之初就是一个西方秩序,而不是作为普世原则来考虑的。对许多被殖民的国家来说,这个秩序更多像是一个排他性的政治、军事小圈子,这也成为其后来的内在弱点。当时世界其他地区还有很多与之并存的秩序观。

  

   美国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完成崛起,确立了在近代西方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快速将西方秩序扩展至全世界。1990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正式提出“世界新秩序”的美国全球战略新构想,强调美国不可替代的领导地位。归纳起来看,这个世界新秩序包括三个支柱。一是作为道义制高点的西方价值观;二是作为安全基石的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三是以美国制定的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和制度安排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在美国的世界秩序观念中,联合国体系反映和贯彻了美国领导下的秩序原则与规范。

  

   无疑,现存秩序对全球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资金、市场、技术、生产在向全球各个方向扩散,为长期处于边缘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良机。像中国这样贫困的人口大国正是抓住了这一良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两个月前我访问印度时,到处听到如何吸引外资、如何创新的议论,可以感受到又一个大国经济起跳的跃跃欲试。

  

   然而,目前这个体系的三大支柱都面临挑战。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凸显了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的缺陷。在政治领域,西方价值观的全球推广不仅成绩寥寥,而且后遗症严重。在安全领域,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没有克服集团政治的弊病。例如在亚太地区,给人的感觉是,美国似乎更加重视其盟友的安全利益,甚至将其凌驾于中国这样的非同盟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

  

   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它没能为许多新的现实挑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许多非传统和跨领域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多地控制全球议程,而美国受制于国内外的诸多因素,其领导力常常差强人意。

  

   我前不久访问美国时,不少美国智库正围绕谁会成为新的战略目标、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等问题开展新的讨论。

  

   基辛格博士说,他现在思考最多的是美国还有多少时间和空间来维持现存秩序,并构思未来的新秩序。他认为中美需要合作,但未来不会一帆风顺。

  

   看起来,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面临的一大考验就是,能否根据形势变化做出调整,能否与世界舞台上的新兴力量合作而不是对抗。

  

   二、中国人的“国际秩序”观念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中国人对国际秩序的体验。这里我使用的是“国际秩序”而非“世界秩序”,因为这两者并不完全一样。

  

   中国所认同和支持的国际秩序,是指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框架和围绕这个框架形成的一系列机制,认为它是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根基,它所秉持的国家之间平等相处的基本原则和规范赋予它国际公认的合法性。

  

   2015年6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清华大学主办的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上专门谈到中国对秩序的观点。他说,中国直接参与设计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国将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中国在封建王朝的漫长历史时期,维持了与外部世界稳定而有限的关系,发展出自己的天下观。当然,当时的地理知识是有限的。19世纪,西方的炮舰外交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破坏了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秩序观。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努力融入到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这一进程伴随着痛苦、艰难和挫折。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逐步接受了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的讲话中,向世界阐释了中国的现代秩序观。他指出发展中国家争取政治独立的重要性,并强调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40年来,中国始终秉承这一政策理念,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到,要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15年4月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国家领导人系列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也谈到中国将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最为积极和活跃的成员之一。例如,中国已经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维和人员贡献最多的国家。

  

   由此可见,中国对国际秩序采取的一直是融入的思路,而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也受益良多。同时,中国十分强调国际秩序中公平、公正、开放、平等原则的重要性,支持对现行国际秩序一切有必要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现实。我们主张这些变革应当是渐进式的。

  

   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积极推进了这一进程的发展,推动二十国集团(G20)、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金砖国家、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等合作机制取得进展。中国主张不断推动和深化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有体系的改革,提高其运作效率、覆盖范围和代表性,希望最终催生一种更健康和更公正的全球市场和惠及各方的发展环境。亚投行的建立得到了50多个国家的支持,就充分说明了这个方向的正确性。

  

   在国际安全合作领域,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我们不主张构建排他性的安全模式,而是希望为地区乃至全球寻求一种综合性与合作性的安全结构,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和亚信会议是这方面的有益范例。

  

   三、比较分析

   令美国深为担心的是,中国早晚会挑战它的世界权力和对国际事务的掌控。而美国的矛盾在于,它希望继续领导世界秩序、主导世界事务,但又不愿意至少是部分地改变其秩序当中排他性的属性。

  

   从中国的角度看,这种对世界权力争夺的担心属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传统,并不认同强权政治的逻辑。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坚定支持者,积极推动其宗旨和原则的贯彻实施。

  

   这也是为什么,当美国人谈到中国试图挑战其领导的秩序时,中国人会感到困惑。显然我们不是在一个层面进行对话。

  

   虽然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中美两国对当今世界秩序建设上的观点并非迎头相撞,相反,还存在重要的共同点。例如,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追求,对改革和完善联合国体系的希望等等。中美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也持相近立场,也都表达了对大国之间危机管理和冲突预防的需求。在一些重要的政治议题上,两国都表示没有损害对方的“大战略”。例如,美国明确表示无意遏制和围堵中国。

  

   我们都认识到,需要对国际秩序进行变革以适应新的现实。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努力超越差异、相向而行?还是渐行渐远?

  

   四、21世纪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秩序”

   20世纪上半叶接连发生了两场惨痛的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紧接着,在“二战”结束后不到两年,美苏两国关系从战时的盟友急转直下,滑入一场长达40年的冷战,使世界被集团政治所分割。

  

   英国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博伊尔发现,在过去5个世纪当中,每个世纪的第二个10年所发生的一些大事会影响整个世纪发展的轨迹,如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们都是以冲突或者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的再平衡的结果。

  

   现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世界能否摆脱这一历史规律并探索出大国之间相处的新模式?

  

   基辛格博士《世界秩序》一书中最后一章的标题用的是问号,“我们走向何方?”。他谈到国际秩序的重塑问题,认为这是对当代政治家的终极考验。他提到现代世界需要一个“全球世界秩序”,各国领导人应超越日常琐事,来思考更为重大的未来世界秩序问题。

  

   确实,在全球化的带动下,今天的世界更加扁平,国与国之间更加相互依存。但是在秩序的层面,不仅中国与美国存在看法上的差异,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不同的趋势。例如俄罗斯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体现出彼此的不相容,而“伊斯兰国”组织(ISIS)则宣称要恢复传统的伊斯兰秩序。

  

   也许在适当的时候,需要考虑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宏大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秩序”构架,如同一个更大的伞,让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话语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多次谈到利益共同体,或者是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理念。

  

   当然,这方面的讨论将是一个漫长的建立共识的过程。重要的是21世纪人类不应再次落入大国权力争斗的窠臼,而应增强秩序的公平性和各国平等受益,着眼于维护发展和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不仅处置传统问题,也能够应对复杂的新疆域挑战。我们当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和挑战都是新型的和跨越主权边界的,人类在应对上还缺乏经验,需要采用新的思维和联合的手段。

  

   中美作为当前秩序变革中的核心国家,应该避免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采取相互排斥的做法,应该有风险意识,避免相互刺激和相互指责。同时,中美应该更加强有力地支持联合国和东盟等地区组织,加快构建共识。

  

   秩序也好,体系也罢,说到底还是人与人的沟通和理解。各国之间需要开展更加广泛的沟通。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更需要学习如何将自己的政策和战略意图及时和清晰地传递给世界,从而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总之,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确保21世纪成为一个真正和平和共同繁荣的世纪,不要再犯20世纪多次出现的导致严重冲突的错误。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全球秩序应该是思想众筹和共同演进的结果,需要所有国家的参与和努力。

  

   * 2015年7月29日,傅莹应邀出席新加坡第22届国际战略研究所富丽敦论坛,并发表演讲。演讲中英文全文刊发于外交部网站和中美交流基金会网站(china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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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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