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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钟鉴:宗教和谐论

更新时间:2021-08-02 09:38:54
作者: 牟钟鉴  

  

   编者按: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国际交往都有密切关系,宗教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必要条件,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宗教和谐成为时代的强音。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和统筹兼顾,又要求促进五大社群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中央领导人提出“探索宗教和谐理论,树立宗教和谐理念,推广宗教和谐价值”。政界、教界、学界已经行动起来,努力加强宗教和谐工作,开展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进行宗教和谐理论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宗教和谐论的创新和实践,将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提升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更好地引导宗教适应当代社会并发挥宗教促进社会和谐、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现刊发牟钟鉴教授的《宗教和谐论》一文,推动政、教、学三界对宗教和谐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本文作者牟钟鉴先生,是当代著名中国哲学史、宗教学研究专家,民族宗教学的创建者,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教授。2007年12月,在第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中,牟钟鉴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卓新平研究员应邀就“当代世界宗教和加强我国宗教工作”进行了讲解。出版学术专著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中国宗教与文化》、《走近中国精神》、《儒学价值的新探索》、《老子新说》、《涵泳儒学》等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与张践教授合写的《中国宗教通史》,获教育部2003年颁发的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宗教学一等奖;与吕大吉等人合作的《宗教与中国化》,2007年获得吴玉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

  

   一、研究宗教和谐论是宗教学学者面临的新任务

   宗教和谐论是近几年来在宗教适应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符合新时期正确处理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关系的需要,有益于更好地体现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益于建设以人为本、公平和谐的社会,有益于世界和平。

   在2010年1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回良玉副总理讲话指出,我们要“探索宗教和谐理论,树立宗教和谐理念,推广宗教和谐价值。”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认为,宗教和谐是宗教工作的新境界,是宗教关系的新境界,是科学发展观在宗教领域的体现。2011年1月,为响应联合国“世界不同信仰间和谐周”决议,我国五大宗教举办了“倡导宗教和谐座谈会”,发表《倡导宗教和谐共同宣言》,指出:“倡导宗教和谐,是各个宗教适应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必然要求。”宣言申明5点:坚持爱国爱教,主张平等包容,弘扬和谐理念,反对歪曲利用,发挥积极作用。

   政界和教界已经行动起来,中国宗教学学者也应及时认识到宗教和谐的重要性,从理论高度深入研究宗教和谐的课题,将它的内涵加以丰富,使其体系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的旨意和价值,使这一宗教理论创新亮点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让它在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宗教和谐论是唯物辩证法的运用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以前有一种误解,认为强调对立面的斗争才是辩证法,强调对立面的统一是调和论,是违背辩证法的。辩证法讲矛盾普遍存在,事物在矛盾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中运动发展,统一与斗争互相联系,不可分割,而在不同的情况下侧重点则有所不同。例如在革命时期,革命党为打破旧制度下的社会共同体,强调阶级斗争;在建设时期,执政党为巩固新制度下的社会共同体,则应强调社群统一。如果新社会的管理者还一味地只讲斗争,便会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那样的灾难性后果。我们今天要在社会安定有序中推动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当然要强调对立面的统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统筹兼顾。这是对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当然统一也包含斗争,不过情况有所不同。革命时期,革命队伍内部要讲和,外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势力之间是对抗性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不可调和,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即使在革命年代,也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建设时期,新型政权与敌对势力之间仍然有对抗性矛盾,要运用国家机器,依法惩治,但除罪大恶极者外,对罪犯要教育改造,使之重新做人;而大量的社会矛盾属于共同政治目标一致、共同利益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矛盾的方式应当是和风细雨的、按社会公共生活规则妥善加以解决,主要靠协商、调解、说理、批评和有限度的处罚。有些是多样性的差异而非矛盾,则可以求同存异,和谐共处。

   纵观人类历史,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及其结果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矛盾本质上对抗,斗争的结果是一方战胜另一方;有的矛盾也是对抗性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同归于尽;有的原来对抗,后来双方达成妥协,矛盾统一体趋于稳定;有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或只有局部、暂时对抗,经过沟通、协调走向和谐。这是社会生活中大多数的情形,矛盾对立面并非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了阶级对抗,社会矛盾及其解决的方式以“柔性、温和”为其特点,目的是通过各种工作,达到社群更高层次的团结。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和谐论在哲学上与对立统一规律是一致的。

   三、宗教和谐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新理论形态

   作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其精要有三:一是揭示宗教存在的根源,在于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异己力量,包括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只要人们还受这种力量的支配,宗教就会存在;二是指出宗教是人们现实苦难的表现和对现实苦难的抗议,无产阶级政党不是向宗教宣战,而是团结人民消除现实苦难,实现“人的解放”;三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有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宗教可以跨越不同的社会形态,同时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与之互动。

   用上述基本原理考察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便会得出如下结论:其一,社会主义社会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基本消除,但其他社会根源和各种人们无法支配的异己力量将长期存在,因此宗教也将长期存在;其二,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与社会公正,因此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要有利于团结信教群众,使其与不信教群众一起,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这就必须以人为本,尊重和保护他们的信仰,不扩大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矛盾,而是强调两个群体的共同利益和政治方向的一致;其三,宗教作为一种延续性很强的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文化,必须也能够经过改革,适应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之相协调,形成良性互动,否则宗教不能正常生存发展,社会也不能稳定和谐。由此可知,宗教和谐论是唯物史观及其宗教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的逻辑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新形态,是阐释宗教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主导性理论。

   四、宗教和谐论是对苏联“宗教鸦片论”、“宗教斗争论”模式的反思和超越

   列宁的宗教理论有两重性:他反对向宗教宣战,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主张政教分离,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认为宗教鸦片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石,主张与宗教作斗争,推崇法国旧唯物论的战斗无神论,则背离了唯物史观。斯大林的宗教政策与实践主要遵循了列宁的“左”倾理论,对东正教实行打击迫害,长期进行反宗教宣传,结果是失败的,苏联的解体与大量东正教徒对苏式社会主义反宗教行径的不满有密切关系。有人只看到东正教在苏共垮台中的负面作用,却看不到苏共长期打压东正教才造成东正教的离心倾向。中国从1958年以后,实行越来越“左”的宗教政策,直到“文革”提出消灭宗教、迫害宗教徒,乃是苏联模式在中国的流毒。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宗教问题上拨乱反正,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得到宗教界和广大信众热烈的拥护,这是去苏联化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

   中共中央1982年19号文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根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引起宗教属性和功能的根本变化,指出:“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要路向,是中国共产党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态度,它为宗教和谐论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五、中华优秀传统是宗教和谐论的源头活水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神崇拜兴盛的国家,没有一教一神独大的传统。中华民族内部格局是多元一体,文化上形成多样性与同体性互含、“多”与“一”会通的深厚认知理念:从孔子的“和而不同”,《易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中间经过华严宗的“一多互摄”,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到近现代的“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冯友兰:《西南联大纪念碑》),一条“贵和”思想的主脉贯彻下来。影响所及,历代政权主流宗教政策是三教或多教并奖、因俗而治、以教安边;历代人文与宗教文化的主流走向是三教与多教合流、辅政劝善、相互吸纳、中道不偏。由此形成中国宗教文化生态的多元通和模式:宗教以人文主导,“民为神之主”、“神依人而行”。在儒家中和之道与道家柔和之道的影响下,宗教的温和主义是主流,极端主义不易滋生;政教关系是政主教辅型,宗教有深厚的爱国守法传统;宗教的内部关系,宗教之间的关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和谐是主旋律,而且彼此渐行渐近,一人可以兼信数教;以敬天法祖为基础,以儒学为主干,以儒、道互补为底色,以儒、佛、道三教为核心,形成有中心、有层次、向外开放的结构,不断接纳外来的宗教;强调救世尚德,以行善去恶为修行第一要务,使信仰从属于道德,避免了一神教原教旨主义因信仰不同而发生迫害异端、暴力传教的弊端。

   这一优良的深厚传统使得中国宗教容易在今天新的时代条件下适应社会、辅助政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宗教和谐论就是把中国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加以提升、重铸,使之具有现代理论形态。当代宗教和谐论在中华民族数千年仁和文化的深厚土壤里能够顺利发育生长。中国人不喜欢宗教斗争论,又如此认同宗教和谐论,不是偶然的,是中华文化“贵和”的基因遗传下来的。

   六、宗教和谐论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落实

   科学发展观是关于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指导方针。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落实到宗教问题上,便是坚定地团结信教群众,引导他们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事业,一切宗教工作要服务于这一总的战略目标,绝不因信仰的差异而分散了人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注意力与精力;宗教问题的处理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体现尊重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原则,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能否得到人民拥护作为衡量宗教工作好坏的标准;“全面协调可持

续”要求主流社会重视宗教问题,把宗教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从全局和长远着眼,建设良性宗教生态,把宗教纳入社会生活常态运作体系,与社会形成协调关系,使之健康平稳,有益于社会长治久安;“统筹兼顾”要求社会管理部门把宗教问题与相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把宗教工作与相关部门的工作衔接起来,实行综合治理,使宗教相关方与社会相关方的正当诉求都能得到合理解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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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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