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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作为20世纪文化表征的红学

更新时间:2021-08-01 11:31:06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自从有了《红楼梦》之后,“模仿”、“批评”和“考证”的东西如此的多,自然由于读者的注意,但为什么做出的东西都总是浮浅的模仿,尖刻的批评,和附会的考证?这种思想的来源在何处?……浮浅的模仿出于《尚书》之学,尖刻的批评出于《春秋》之学,附会的考证出于《诗经》之学。它们已有了二千年的历史,天天在那里发挥它们的毒质,所以这种思想会得深入于国民心理,凡有一部大著作出来,大家就会在无意之中用了差不多的思想,做成这三类东西,粘附在它的上面。《红楼梦》本身不过传播了一百六十余年,而红学的成立却已有了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之中,他们已经闹得不成样子,险些儿把它的真面目涂得看不出了。

   ……

   第一,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了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方法改过来了。……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中以应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们正应当善保这一便宜,赶紧把旧方法丢了,用新方法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16]

  

   中国传统的人文之学、特别是考证是否只是“附会的考证”或“不成为方法”,这是可以讨论的。实际上,无论是胡适的“整理国故”还是顾颉刚的古史辨,都大量吸收了传统的考证之学。即使对《红楼梦》,顾也承认:“我因为受了阎若璩辨《古文尚书》的暗示,专想寻出高鹗续作的根据,看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如何的联络。”[17]严格地说,胡、顾所说的科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杜威(John Dewey)的实验主义重新解释、加强后的传统考据方法。因为这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方法,所以能迅速普及开来,为同时代的学者所欢迎、所使用。

   就反对索隐派而言,胡适的批判是有力的,但他不可能终结红学索隐。一方面,《红楼梦考证》发表后,索隐派一度陷入困境,从此也不再是红学主流。另一方面,索隐派并未缴械投降。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6版自序中即对胡适作了回应,坚持认为自己的索隐是有原则、重证据的,即使不确,也不能否认全部索隐。作者、版本问题固然重要,但索隐也即“情节考证”并非不重要,中国文学历来有此传统,猜谜是“中国文人的习惯”。最后,蔡还反击了自传说,“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18] 1927年,蔡又在为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考证》作序时坚持旧说:“此类考据,本不易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先生不赞成胡适之君以此书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说,余所赞同。”[19]胡适所做的作者是以版本考证,不能取代情节考证;而只要考证情节,索隐派自有用武之地。所以寿鹏飞之后,红学索隐仍不绝如缕,重要著作有1934年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1959年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1972年杜世杰的《红楼梦原理》、1980年赵同的《红楼猜谜》、1984年李知其的《红楼梦谜》等,他们都与蔡元培一样强调小说的民族感情和政治倾向。

   就创立新红学而言,胡适的方法和观点长期获得承认。俞平伯紧接胡适之后出版《红楼梦辨》,三十年后1953年周汝昌又出版《红楼梦新证》,新红学体系基本建立。它的一些主要结论,曹雪芹是作者,迄今仍是较能使人心安理得的判断;自传说虽然有包括俞平伯、顾颉刚等人的种种怀疑和否定,但长期支配着红学研究;曹作高续则直到1959年“梦稿本”出世后才受到质疑;新红学得以建立的方法即考证,迄今仍是红学的基本方法之一。1961年6月21日,胡适还在谈话中说:“我对《红楼梦》的最大贡献,就是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20]用这种方法胡打破了近百年中有关红楼的种种猜测附会之论,破除了索隐派的种种迷雾,第一次把红楼带到正当的学术研究的轨道。从此后的红学发展来看,考证不但可以用在红学上,而且差不多就是红学唯一的方法。幸运的是,从作者到文本,《红楼梦》确实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证,而不时发现的一些新材料的发现又使考证得以可能。比如早期抄本的出现,曹雪芹家世材料的发现,使红学考证数十年香火不辍。只要有问题、有材料,新红学考证就可维持。

   就宣传科学方法而言,胡适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参与奠定新红学基础的顾颉刚,从中受到方法的训练开创了“古史辨”学派。如顾所自述:“适之先生第一个从曹家的事实上断定这书是作者的自述,使人把秘奇的观念变成了平凡;又从版本是考定这书是未完之作而经后人补缀的,使人把向来看作一贯的东西忽地打成了两橛。我读完之后,又深切地领受历史研究的方法。”[21]顾颉刚对胡适、对新红学考证方法的高度评价并不杂有个人感情。1943年8开始,上海的《学术界》曾把胡、俞、顾有关红学的通信辑为《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分期连载,编者的按语中说:“这三个人,于考证工作进行之际,相互讨论商榷,极为密切。其书翰往来,数不在少。我们可在这些书翰中,见出三家治学论证的方法,其重要性,有过于考证之结果者。”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之一力熊十力是对鄙视红学考证的人,对胡这方面的贡献却有一个客观的说明:“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22]以至于不但郭沫若等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批判他,1949年后还需要专门一个运动来清算他的“主观唯心主义”。

   无论是在胡的主观构想还是在学术发展的意义上,新红学的起源和根本都在“科学方法”四个字。除了其悲剧性结局外,胡对《红楼梦》评价不高。在立意革新文学时,他以平民的立场推崇古代白话小说。其《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以《红楼梦》等小说为中国“文学正宗”,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以自身体验设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做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什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书学来的吗?”[23]但具体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胡从未推崇,“我常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也比不上《儒林外史》,──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24]

   但恰恰是通过胡的考证,《红楼梦》的地位在现代中国冉冉上升,红学成为其他学科可以仿效的典范学科,令学界人士竞相钻研。这正是“科学方法”的魅力。胡适认为,提高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的地位,重要的不是美学、文学上的赞扬,而是把它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初期,便不厌其烦地指出这些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是只称赞它们的优点,不但不是给予这些名著应得的光荣底唯一的方式,同时也是个没有效率的方式。要给予它们在中国文学上的应有的地位,我们还应该采取更有实效的方式。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也是就寓推崇于研究之中。我们要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25]经、史、小说无论有多大的不同,但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或材料,却是平等的。像《红楼梦》这样的白话小说,即使它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文学杰作,却应当是严肃学问的对象。新红学把长期受到贬抑和轻视的小说提高到与经学、史学等传统学术主题平等的地位,不但改变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也改变了传统学术的重心,推进了现代学术的转型。这可以说是胡适新红学的主要意义。

   当然,科学研究的特点就是后来居上。胡适的许多观点后来都受到质疑。首先,它的主要观点即“自传说”能否成立就很困难。“自传说”要求曹家与贾家的事迹的大体一致,红学要能够把贾家还原为曹家。胡本人没有完成这一还原,他说的“最重要的证据”,即曹雪芹的历史与贾宝玉的历史的相似,也因有关曹雪芹的身世材料的缺乏而无法证实。此后的红学家们做了大量研究,并在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中达到最大限度,但正如当代学者余英时指出的:“经过五、六十年的考证,《红楼梦》中的人物在曹家及其亲戚中有痕迹可考的最多不过百分之一、二,而且红学家之间对书中某人相当于历史上某人意见仍极为分歧,……至于书中的事迹,今天能考证为确有所本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从一般的考证标准看,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说《红楼梦》是‘曹家的真实事迹’。”“红学考证经过了无数学者的五、六十年的长期努力,差不多已翻遍了故宫档案和康雍乾三朝的文集(特别是旗人的作品),但是,我们平心静气地估计一下,所谓‘还原’的工作究竟完成了几分之几呢?这几十年来红学进展主要只是曹学的进展,在这一方面,成就的确惊人。然而,就曹学而言,进步主要也是限于曹寅和他和子侄辈;对于曹雪芹,我们的知识依然非常贫乏,甚至他的生卒年岁也还在莫衷一是的阶段,若要以曹学成绩配合着《红楼梦》的所谓‘真事还原’的工作来说,我们的展望则更为暗淡。”[26]作为新红学范式的“自传说”要充分得到证实是不可能的。

   原因之一是,一家一姓的材料容易散失,况且曹雪芹的家世已经彻底败落。问题是,即使考出贾家就是曹家,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学的任务也远远没有完成。小说只是小说,无论我们如何承认《红楼梦》与曹家有多密切的关系,我们也不能把《红楼梦》看作是曹雪芹身世的实录和翻版。胡不是不懂文学,不是不能欣赏《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与此前的王国维一样,他从来都是欣赏悲剧的:“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个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老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学读完了,至多不过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头记》写林黛玉和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若是这一对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缘’,团圆完聚,事事如意,那么曹雪芹又何必作这一部大书呢?这一部书还有什么‘余味’ ‘余味’可说呢?”[27]

   但为什么,胡适的新红学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红楼梦》的“余味”上呢?第一,考证的价值与生命力是由索隐派赋予的,考证与索隐相对立而存在。蔡的“康熙朝政治小说”论以及其他索隐者的“反清复明”论至大无外,他们根本不可能另编一套明清抗清史来配合《红楼梦》人物和情节,只能在小说和历史之间断进行附会。胡看出索隐的根本缺陷,但其“自传说”仍然认为小说背后有“本事”,只是把索隐派的民族血泪史换为曹家的衰败史;他只是从方法上质疑索派的“猜谜”,却没有看出索隐派的根本错误在于化小说为纪实,新红学是对旧红学的“反模仿”。科学的红学仍然是史学,这其中的关键是无论考证如何合理,但依然不是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所以,新红学建立更科学的红学系统,但《红楼梦》却没有更接近文学。

第二,这与胡对“科学方法”的理解有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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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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