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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情之所钟 正在此辈——从杜丽娘到林黛玉

更新时间:2021-08-01 11:23:05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应当看到“风月宝鉴”的反面。从这个意义上,必须“戒动风月之情”,林黛玉的追求也必须被否定,她的“梦”表现出人生的常态,透露出人生之梦的真正含义。汤显祖认为现实不如梦,所以尚有梦可做;曹雪芹认为梦境和现实并无不同,因此人生无梦可做。要紧是从生存梦境中醒悟过来,反讽地劝慰人们放弃自己的情感欲望,以摆脱一切痛苦。曹雪芹比汤显祖更深刻地开掘、发现了人和情感世界,也更冷峻地表现了人性深层的必然悲剧。

   然而这样就算解决了么?对于人类来说,希望和痛苦同时存在,没有痛苦,也没有希望,痛苦和忧伤在文艺中的永恒魅力正体现出它们在人类生活中的不可或缺,“都只为风月情浓,……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人生诚然有许多悲剧,但为了避免痛苦而否定情,却仍然使活着的人感到难以接受。其实,无论是汤显祖把梦写得那样美丽自由,还是曹雪芹把梦境写得那样可怕无望,他们在客观上都是激励人们更勇敢地爱,更坚强地生活,改造这像噩梦一样或连梦都不如的人世社会。《临川四梦》和《红楼梦》在礼法的强大压力和无情摧中,展示了情的顽强存在和不容否定。

  

   3、死:遗爱与新生

  

   死的问题是一个本体论问题,作为一个有限的存在,人总是要死的,唯具有死,才能把人的独特性和有限性显示出来,可以说任何思考人的学说都不能忽略死。但由于死是个体的事,而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主要是儒家学说)所理解的人却是群体的人,社会的人,即与天地万物相对的人,这样的人当然是生生不已、永无终断的人。因此孔子以生训死,把死排除在他的仁学系统之外。注重现实人生,完善社会结构而忽略个体死亡,不失为一个为统治者设计理想社会、规范个人行为的思想家的明智做法,如果大家都很留意死,于国于家何益?

   但问题一转到艺术领域就不同了,艺术的对象是注定要死亡的个体存在,从而不管艺术家本人是否自觉意识到,死亡总会突破传统理性主义的藩篱而要求艺术予以表现。于是,古中国有了《牡丹亭》,有了《红楼梦》,它们的主人公都曾在爱的焦灼中进入死亡——那神秘的时候。

   说到林黛玉的死,并不出乎意料,她体弱多病,从会吃饭起就吃药,风吹吹就会倒下,她是一股灵气,一腔幽怨,贾府上下,都在担心她会夭折。爱情是她生命的唯一支柱,爱和生统一在她短促的年华中,“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没有爱,她怎么能抵挡得住?《红楼梦》曾写了一次她死亡的预演:这一日天冷,贾宝玉穿上雀金裘,想起晴雯,便在怡红院中焚香设祭,“东逝水,无复向西流……脉脉使人愁”,心中落落,便来到潇湘馆,因谈到听琴知音一事和黛玉发生误会,宝玉走后,黛玉想到宝玉近来“说话半吐半吞,忽冷忽热,也不知他是什么意思”。沉吟之际,正好听到丫头的议论宝玉订亲一事,于是

  

   谁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窃听了紫鹃雪雁的话,虽不很明白,已听得七八分,如同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思前想后,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谶,千愁万恨,堆上心来。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那时反倒无趣。又想到自己没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后,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踏起来,一年半载,少不得身登清净。(第八十九回)

  

   这“心病”的发展,直到“一日竟是绝粒,粥也不喝,恹恹一息,垂垂殆尽”。幸好在昏迷中获知宝玉订亲原是议而未成之事,并且老太太要亲上加亲,“非自己而谁?”终于阴极阳生,立时好转。生就是为了爱,没有爱,倒不如死去,爱成了“是死还是活”的尺度,林黛玉以死来捍卫爱的权利。

   对于爱情的悲剧结局,黛玉早有觉察:“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己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簿命何?”她从来没有放下心来。“满纸自怜题素怨。”大观园姐妹中,黛玉诗才最高,她极善从草木的枯荣飘零中感受到爱情的挫折和生存的痛苦。她的诗中最常出现的意象是花和风霜,花象征着独立人格和高洁心性,风霜则暗示使花和女儿受到摧残的力量;花是美的,是她爱的,风霜是恶的,是她恨的,黛玉的一生就是在风霜的打击迫害中护持着香花一瓣,“只恐似那花柳残春”,“怎禁得风催雨送”,“飘泊亦如人命簿”……诉凄凉,抒忧煎,叹簿命,是黛玉诗情的基调。她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喜可悲可叹者甚多”,便择出五人写成“五美吟”,“以寄感慨”,在她的潜意识叶,也许是以诗自况吧!

   但她并没有从此退却,她准备着以死来完成这一不幸的爱情。她气恼时对贾宝玉说:  “我作践自己,我死,与你什么相干?”正好道出她为爱情而死的勇气。当爱情终于无望圆满时,她气绝而亡,带走了对贾宝玉的爱和恨。在传统和社会把个体存在的人剥夺得一干二净之后,像爱、生、死之类本体性的情感、愿望,是再也不能放弃了;在这些最本真性的领域中失去主体的地位,人就不成其为人了。无论环境压力有多大,无论相互误会有多深,黛玉始终没有淡化她对宝玉的爱。“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然而爱情既是个体的感情,又是双方的社会性关系,家庭和社会可以无视个体的感情而确定或否定双方的关系,于是金玉良缘取代了木石前盟,黛玉的爱情被无情地否决了。对于把爱情当作生命的唯一寄托和终极关怀的黛玉来说,除了死还有什么呢?

   意志是自由的,在一切都不可能时,人还可以选择自杀。一切都可能被外在因素决定,但生命总是自己的,自杀总是自决的。传统伦理把生儿育女、承先启后的责任规定为女性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黛玉却义无反顾地把生命献给爱情。将亡之际,正是宝玉和宝钗成婚之时。远处乐音悠悠,近处竹影斑驳,她烧毁了与宝玉唱和赠答的诗巾,口喊着“宝玉”走向北邙之乡,生命结束了,爱却无尽地留在人间。黛玉死后,贾母对王熙凤说:

  

   猴儿!……你不叫我们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兴了。你林妹妹恨你,将来不要独自一个到园里去,提防他拉着你不依。(第九十九回)

  

   贾母似乎知道,愁苦病弱的林黛玉,却积蓄着巨大的情感力量:她对爱情的专注和矢志不渝,她对自我的专注和顽强守护,对贾府这些不知爱情为何物的人来,是一种可怖的抗争精神。即使死后,这种情感和期待也仍然在徘徊,在寻找承认。

   杜丽娘总是比林黛玉有力量,所以她的爱能超越生死。承受着礼教的高压,隐忍着爱情的渴望,这人生还有什么意趣?她在梦中可以和柳梦梅“千般爱惜,万种温存”,醒来之后,却是母亲的一顿教训。如同一棵茁壮的禾苗,失去了雨露滋润,逐渐干枯萎败,“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杜丽娘一病不起,楚楚精神,叶叶腰身,能禁几多病磨?她终于被炽热的爱情之火烤干了生命,她死了。但没有实现的爱情仍然存在,她的魂灵仍在花园里游荡找寻,期待和梦中的恋人再度相遇。“一灵未灭,泼残生堪转折。”果然,天不负她,赶考的柳梦梅真的投宿在梅花庵,生者和死者相会了,柳梦梅开坟掘墓,杜丽娘显形再生,正式结为夫妻。杜丽娘以死赢得了爱,获得了崭新的生活,这俨然是白朗宁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的写的:

  

   紧接着,我就、觉察(我哭了)

   我背后正有个神秘的黑影在移动,

   而且一把揪住了我的头发,往后拉,

   还听得一声吆喝(我只是在挣扎):

   “这回是谁逮住你?猜!”“死,”我答话。

   听哪,那银铃似的回音:“不是死,是爱!”[7]

  

   对于杜丽娘的死,汤显祖有过最好的说明:“如丽娘者,乃可谓有情之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8]

   在这段充满激情,一气而成的议论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生哲学。第—,只有超越死生的情方可谓为“至情”。“天若有情天亦老”,情从来都是有生之情,而历来的正统思想都是以礼节情,直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有把个体完全异化为礼的符号的可能性。尽管有人在不断讲情,但这种“情’’总是从量的控制开始,而以质的异化告终,并不是人的至性深情。在汤显祖看来,现实社会中的“生人”并不具有充分的情,真正的“至情”应当在现实人间之外的梦境,死后去寻找。这就隐含了“情”是人的本体性存在的思想。情如果在生的世界被放逐,那就必然在死的阴影中露面,它是根本无法取消的,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存在。于是,《牡丹亭》中出现了石破天惊的事,至情不在人间社会,而在溟蒙地府,如果没有这一番生生死死,也就没有至情。

   第二,“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相对于至情的本体,生死不过是现象界的事,如果确认传统社会是一个虚假、异化的世界,那么真正的“人世之事”怎么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解决?所以杜丽娘才愿去死。生事不能在生年得到解决,这不能不说是包含着汤显祖莫大的悲哀。他可以在任职期间让在押囚犯回家过年,元宵观灯,却根本无法使广大妇女走出礼教枷锁,获得充分幸福。因此,与他浪漫主义创作精神相应的,是提倡怪异的、超现实的表现形式,希望在一片枷锁的现实之外找到一点情性的自由。他认为,世间庸人所不能理解的奇僻怪诞之事,正是宇宙的本来面目,“从来可欣可羡可骇可愕之事,自曲士观之,甚奇;自达人观之,甚平。”[9]而作者愤世嫉俗的幽深情怀恰好可以借此表现,所以“述飞仙盗贼”、“志佳冶窈窕”,以及“一切花妖木魅、牛鬼蛇神”等,皆“意有所荡激,语有所托归”,有其明确的文化批判意义。当现实无望、知音难找的时候,用志怪传奇的力式倒可以尽兴地发抒情感,寄寓理想,而所谓生死之异,人鬼之别又算得了什么?杜丽娘生年不幸,但并不妨碍她在梦中获得爱情、在死后得到幸福。既然爱是人的必然要求,就应当给她一个实现的机会,理之所必无恰恰就是情之所必有。杜丽娘的满腔热情,喊出了已千年中国女性的热望。

   爱情战胜死亡,是欧洲民间故事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年轻的公主,美丽得像一朵刚刚绽开的鲜花,安静得象睡去一般,但她再也不会醒过来了。一年又一年,她只是昏昏沉沉地躺在那里。直到有一天,一个英俊的王子闯进那笼罩着死亡阴影的城堡,看到睡着的公主那样美,情不自禁地吻了她,这是爱的一吻。于是魔法破除了,公主的眼睛睁了开来,一张俊秀的脸映进了她的眼帘,她笑了,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的公主和深爱着她的王子结了婚。这就是西方著名的睡美人的故事。

中国古代也有许多美丽的爱情故事,望夫石、织女星、梁山伯与祝英台、许仙和白娘子……但他们都一无例外地没有获得公主和王子那样的幸福,只有等到《牡丹亭》出来,才奏出了昂扬乐观的乐章。中华民族终于有了可以与睡美人比美的爱情故事,它是传统社会漫漫长夜中一颗耀眼的晨星。遗憾的是,它还未来得及引来满天朝霞,就被子夜时分的浓阴大雾所吞噬。《牡丹亭》的浪漫绝响变成《红楼梦》的沉重感伤,接着如愿以偿的杜丽娘之后的,是不幸的林黛玉。《红楼梦》第十八回,元妃归省点戏,第四出是《牡丹亭》中的《离魂》。乙卯本在此有小字批:“伏黛玉死,牡丹亭中。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10]这一批语是重要的,把林黛玉与杜丽娘联系起来也是正确的,但如果在杜丽娘的“离魂”与黛玉之死划上等号,那就犯了时代的错误。不过,从根本上来说,杜丽娘以一死而得爱情,林黛玉因爱而死,她们都是一种悲剧。实际上,《牡丹亭》与《红楼梦》的读者中,都有爱而不得而死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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