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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49年后的朱光潜: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更新时间:2021-08-01 08:44:21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后来又成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但国民党粗疏而软弱的思想控制能力并没有改变朱光潜长期秉持的自由立场。身为国民党人,朱深感政治挤压下的自由分子保持独立的艰难和痛苦:“在朝党嫌他太左,在野党嫌他太右。政治上一个难能可贵的德行是容忍,而今日中国的政党,容忍是谈不到的。你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仇敌;既是我的仇敌,我就非把你打倒不可。这是在朝党和在野党一致的看法。他们对于自由分子都觉得是眼中钉,时时刻刻都想把它拔去。”[15]朱的全部时评政论都是以“合法秩序的维护者”的角色,既批评执政党也批评革命党,反对任何一方对民主宪政的干扰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相对而言,他对既成秩序有一定的宽容:“在动荡的局面中,人们心情烦燥,容易把一切灾祸归咎于在朝党,也就很容易把握不住公平批评所必有的历史的透视与客观的态度。”[16]直到1948年,他还呼吁国民党“善意地扶植出”一个包括“社会贤达和自由分子”在内的“第三党”以挽危局。在大多数自由分子鉴于国共换位的现实已由政治自由主义退守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时,朱仍然坚持政治自由主义的立场。

   朱的美学包括文艺、人生观和政治立场三个方面。在共产党看来,它们全都有“反动”的性质:要求文艺自由是反对革命文学;以人性修养来代替制度革命是维护反动统治;主张政治自由是反对共产党夺取政权。而且“在抗战前后大约有十年的期间,我的一些论著在市场上是很畅销的。从我所得到的读者的来信看,青年人受过我迷惑的特别多。”[17]这就难怪从鲁迅批评他的“静穆”美学观开始,革命文学家如周扬、茅盾、巴人(1901—1972)、阿垅(1907—1967)等都批判过他的美学思想。1948年,新政权呼之欲出,相应于朱在三个领域的影响,批朱也在三个领域相互配合地展开:

   美学观点:蔡仪(1906—1992)1944年出版的《新美学》已经把朱当作“旧美学”的代表作了学术上的批判。1948年9月又奉命写作《论朱光潜》一文,在指出朱的美学是学术上的“中体西用”,是“以没落中的地主阶级的士大夫意识为主,……把洋大爷的东西拿来撑撑腰,支持门面”之后,着重批评朱因“调和折衷”而造成的理论上的“矛盾百出,破绽丛生”。[18]

   人生哲学: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在认定朱是国民党“蓝色文艺”的代表后,集中指控朱的人生观。朱曾提出“人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生来看戏的,一种是生来演戏的”的观点,郭文对此无限上纲且语出轻慢:“我这个不知道应该属于哪一类型的,就亲自‘袖手旁观’过我们这位当今大文艺思想家,在重庆浮屠关受训的时候,对于康泽特别‘必恭必敬’地行其军礼,那到底是在‘看戏’,还是在‘演戏’呢?我在这里还可以更进一步问:当今国民党当权,为所欲为地宰制着老百姓,是不是党老爷们都是‘生来演戏’的,而老百姓们是‘生来看戏’的呢?照朱大教授的逻辑说来,只能够得出一个答案,便是‘是也’!认真地说,这就是朱大教授整套‘思想’的核心了,他的文艺思想当然也就是从这儿出发的。”[19]

   政治立场:邵荃麟在“朱光潜的卑怯和残忍”一文中批判朱的“群众观”:“这一年来,我们看过了许多御用文人的无耻文章,但我们还找不出一篇像朱光潜在《周论》第五期上所发表的“谈群众培养怯懦与争残”那样卑劣,无耻,阴险,狠毒的文字。这位国民党中央常务监察老爷,现在是俨然以戈培尔的姿态出现了。”[20]

   49年成功的革命不只是政权转移,更是一场亘古未有的社会文化的彻底改造。48年的批判预告了此后发展学术思想的模式,这就是以政治批判和思想斗争为根本前提和基本方式。像朱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要想在新政权下继续写作,就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2、底线防守:从政治到思想到学术

  

   郭沫若的文章在1948年“五四”纪念晚会上就由激进学生在北大公开,朱光潜不能不感到“担忧害怕”,曾两度联系出国,均未成功。[21]此时,一方面是国民党极力拉他去台湾,在“抢运学人”的计划中,朱名列第三;另一方面,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北大化学系教授袁翰青积极劝留。朱最后留在了大陆,但在心理上实在是疑虑而惶恐的。1974年他回忆说:“北大同事陈雪屏临走时来我家力劝我走。我问他走到里?他说先到南京,我又问,看形势,南京也保不住了,下一步怎么办?他说,最后到台湾。我又问,大陆这一大片江山都保不住,区区台湾孤岛能保得住吗?”[22]除对国民党的丧失信心外,朱总觉得自己是个学者,即使在风云动荡的1948年,他也从容地尽一个学者的本份,从文艺鉴赏到社会评论,这一年收集在《朱光潜全集》中的文章就有40多篇。支持其留下来的理由是:“不管什么党派,总要办教育,总要有学问而教育的学者。”“无论时局如何变化,研究学问而不染上政治色彩,总没有关系。”[23]

   历史没有证实朱的判断。台湾长期为国民党控制;新政权当然要办教育,但那是一种由党创造的全新的教育;朱可以自认为没有染上政治色彩,但其政治身份足以使他在北京解放后,因“历史问题”被管制了八个月。[24]

   49年以后改造知识分子的方式是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最重要的是前三次:从1949年2月到1950年下半年的政治学习运动;从1951年秋到1952年夏的思想改造运动;从1954年开始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三次运动互为关联,但各有侧重,分别从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学术思想三个方面步步深入,意在全面改造旧知识分子。[25]朱明白,只有认罪和忏悔才能获得新生,所以每一次运动,他都属于率先检讨、态度诚恳的一位。

   政治学习运动中的49年11月,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我检讨”,承认旧教育把他“培养成一个自由主义者”,政治上持改良态度,学问上脱离实际。他表示要认真学习,“努力赶上时代和群众”。运动期间,朱到西北参观土改,回来后写了“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一文,在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后,由《人民日报》于1950年3月27日发表。[26]

   思想改造运动的严厉性远远超过前一次。教授们要从家庭出身、所受教育、个人历史、知识成果等方面在群众大会上自贬自辱,接受包括学生、亲属在内的“群众”的揭发批判,直到组织认可才算过关。朱和法学院院长周炳琳(1892—1963)是北大的重点批判对象。据常风回忆:运动“开始时还未触及朱先生,他还被指定为学习小组长领导西语系教师学习,后来轮到他做检查时,他被定为西语系的唯一的重点对象,最后被定为北京大学全校几个重点批判对象之一,不断在全系的小型会议上,以至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接受批判。”[27]这一过程的具体情况是,从1951年9月到12月,是运动的第一阶段,主题是思想动员和端正学习态度。11月26日,朱光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就是这一阶段的改造成果。此后是第二阶段,主题是批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等反动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朱光潜此时已成北大少数几个重点改造对象。1952年3月7日,朱在北大西语系师生大会上做检讨,未获通过。3月28日,朱在北大文学院的师生大会上再做检讨,仍未获通过。4月9日,朱在全校大会上做检讨,依然遭到指责,最后由校长马寅初出面,要求其继续反省,加紧改造。北大思想改造运动于1952年5月结束,但在随后开展的“忠诚老实运动”,朱又得继续坦白交代和自我批判。朱的学生朱虹几十年后还记得当年的情景:“一夜之间,他就满头白发了。”[28]除了会议批判,还有污辱性的漫画展:“这个展览不知道花费了多少时间和力气精心构思的,又用了多少绘画纸和颜料绘制的一套漫画,包括朱先生小孩时拖着一条小辫子跪在天地君亲师牌位前开始的他的一生的一系列漫画。听系里的同志说,曾请朱先生自己去看过并问他有什么意见。朱先生的回答是‘很好’,过了几天还不见展览室开展的布告。有人说上级不同意展览,接着展览室也撤去了。”[29]由于朱的认罪态度好,1952年“院系调整”后,朱仍被留在北大,但由一级教授降为七级教授。北大迁址后,分给他住的是另一位住户的后灶间,1956年常风去看他时:“只见了经过大雨后,屋里纸顶棚被淋塌了下来,还有一部拖挂在半空。卧室床上放着两个脸盆接雨水,外间客厅在漏水。”[30]在当时的一些通信中,朱常有“生活尚可维持”、“研究都已停顿”之类的文字。如果说此前革命文人对他的批判还只是一种口诛笔伐的话,那么此时的批判则已经是一种基于权力意志的压迫和剥夺。

   1954年10月,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问题发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动员令,由此拉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帷幕。1956年6月,《文艺报》为朱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加写的“编者按”指出:

  

   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在全国解放以前,曾多年致力于美学研究,先后出版了他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著作,系统地宣传了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在知识青年中曾有过相当的影响。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全国知识界展开对胡适、胡风思想批判以来,朱先生对于自己过去的文艺思想已开始有所批判。现在的这篇文章,进一步表示了他抛弃旧观点,获取新观点的努力……我们将在本刊继续发表关于美学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批评朱光潜先生美学观点及其他讨论美学问题的文章。我们认为,只有充分的、自由的、认真的互相探讨和批判,真正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才能逐步地建设起来。

  

   把朱列于胡适、胡风之后,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信号。但明说批朱是为建立新美学,火药味又不那么浓。关于1950年代由批朱开始的美学讨论的性质,有两种说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这是当时环境下民主气氛最好的一次学术讨论,“是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一次十分突出的现象。”[31]另一种说法是1980年代张隆溪提出的:“和50年代以来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一样,这场美学讨论也绝不是单纯的学术论争,而是政治斗争,人作为政治的动物是这种斗争的最终分野。”[32]朱本人的说法有些含混:“美学讨论是在党的领导下由《文艺报》在1956年开始组织的。”“美学讨论开始前,胡乔木、邓拓、周扬和邵荃麟等同志就已分别向我打过招呼,说这次美学讨论是为澄清思想,不是要整人。”[33]

   当然是由党的领导精心组织的,贺麟、蔡仪、黄药眠、敏泽等人的批朱文章早就提前准备好了;[34]在政治至上的时代,哪里会有什么纯学术讨论?至于胡乔木等人的“打招呼”,一方面不排除胡乔木等人对朱的善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一般性的政策交代。每次学术思想批判的公开口号都是“澄清思想”,但又哪次不整人?然而,相对而言,美学讨论确又“和风细雨”,朱可以发表反批评文章,讨论期间还被提为一级教授,被安排为政协委员。而且,只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种种美学观点包括吕荧(1915—1969)的主观论都可以公开发表,整个讨论最后也没有由某一领导人发表判官式结论。这在49年以后无休无止的“思想批判”和“学术讨论”中确实是罕见的。

关于美学讨论特殊性的原因,钱念孙认为关键在于“双百”方针的及时提出,以及批判朱光潜的阵营内部发生了分歧。[35]前一点是指在朱文发表的4天前,陆定一代表中央作“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报告,美学讨论幸运地开始在“鸣放”的气氛中。后一点是指批朱主将蔡仪发现同样批朱的黄药眠也是唯心主义的,他对黄的批评客观上打乱了组织者的安排,引发了相对自由的讨论。此说可以解释一些问题,但仍不是关键。因为“双百”在“反右”后就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而美学讨论则一直到60年代初;蔡仪对黄药眠的批判启发了不同观点之间的诘难是可能的,但说这篇文章能干扰运动的大方向显然乎低估了组织上的控制力。这场讨论的幕后策划、组织上对朱的政策掌握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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