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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文化与经济:马克思与马克思之后

更新时间:2021-08-01 08:25:19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文化与经济原本就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两个实体。法国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基于其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广博研究指出:“经济从来不是孤立的。经济活动场所也是其他实体——文化、社会、政治——的安身之地,其他实体不断向经济渗透,以便推进或者阻碍经济的发展。这些实体很难互相分开,……”[1]此论实际上是理论界的一个共识,它表明,当我们讨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不过把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作分门别类的处理,这种研究上的便利并不意味着文化与经济互不相干。20世纪中叶以来,文化越来越经济化并成为经济体系的一个部门时,经济也越来越文化化并日益具有明显的符号化和人性化特征。文化产业的兴起,改变了我们对文化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对经济的认识。重要的不是文化如何经济化,而是经济文化化。当然,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并不表明文化产业已经取消了文化与经济的区分。实际上,在文化产业中,文化与经济,依然是两种并未融合、甚至也不可能完全融合的价值。有关文化与经济、文化产业的若干论说中,也从来没有在文化与经济之间划等号的理论,从来没有完全否认文化产业的非经济属性的理论。如果说,把人类生活的一切都经济化的社会绝非人类的理想,而文化始终在坚持着、维护着人类价值的多样性,那么,从经济方面使用文化、追求文化的经济效益的思维和实践,无论对发展文化产业有多大的合理性,都不是完整的文化产业理论。

  

   1、“决定论”的复杂内涵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与经济这两种相互联系的人类活动日益鲜明地呈现为社会生活中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并因此形成了关于文化与经济关系若干重要论说。对中国读者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决定论”。

  

   马克思有关唯物史观所作的经典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千言万语,无非是对这段话的引申和阐发。这段似乎简单且被无数人无数次讨论的基本原理,其实并不简单。这里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议题。

  

   其一,何谓“经济基础”,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它包括“人”(生产者) “物”(生产资料)两方面,其中的“物”又包括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两个要素。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的全过程中、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部四个环节中所发生和结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一种经济结构,这个结构“决定”着这个社会的一切其他系统。显然,“经济基础”包括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与通常所说的“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财富状况”完全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不是机械的而是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它强调的“基础”与其说是物质不如说是生产方式。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mond Williams)认为:“即使经济因此是决定因素,它决定的是整个生活方式,而文学与整个生活方式而不单与经济制度有联系。”[3]唯物史观的关键概念“生产”,就并没有被简单地划归为物质范畴而仅仅就其在经济基础中的地位予以思考,“生产”以及相应的“实践”概念包含有本体论和人文主义的视野。比如《资本论》中就有这样的判断:

   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4]

   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包括知识、思想、想像、技巧和反思,绝不能仅仅在物质的意义上理解。英国学者斯威伍德(Alan Swingewood)指出:“文化既可以反映特定的社会状况,好像建筑师的反思本能一样;同样也能积极推进出口些状况的发展。没有文化,就没有生产,因为文化并不是外在于‘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东西,而是处于这一过程的基本结构之中。物质生产是生产性的活动,在一定的文化框架之中进行,这一过程生产对于构建‘现实基础’来说至关重要的各种价值和目的。”[5]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有多种类型:“物质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阶级决定论”、“生产决定论”等,它们之间的差异究竟如何?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澄清。进而,这些基于19世纪中叶“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因素”,是否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也是值得讨论,至少21世纪的“决定因素”肯定不只是上述那些。

  

   其二,何谓“决定”?在上述引文中,马克思分别用“适应”、“制约”和“决定”三个概念来描述经济基础与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关系,表明在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性模式中,“决定”只是一种情况,而“或快或慢”的判断也暗示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一致性。除此之外,马克思也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在更多的情况下,马克思并没有对文化采取一种简单的还原主义、生产主义的分析,“决定论”至少不是马克思唯一的分析模式。马克思关于高级社会形态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本质属性的论述表明,他还有一种更细致、更灵活的分析方法遍布在他的很多文章中,在其中,上层建筑因素在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实行着一种积极的塑造作用。《资本论》就有这样一段话:“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从而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6]所以,唯物史观以“决定论”著称,但马克思的具体研究及其核心概念却并不局限于“决定论”。

  

   重要的还有如何理解“决定”的含义。无论如何解释“决定”,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它坚持认为文化并不超越生产关系和物质力量。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任何研究都必须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开始,但是“当我们试图分析这一命题时,意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此即这里所使用的关系术语即‘决定’一词,在语言学和理论的意义上都非常复杂。有关‘决定’、甚至决定论的语言,都来自唯心主义、特别有关世界与人的神学解释。有意义的是,正是在他的一个熟悉的倒转,在他与公认命题的矛盾中,马克思使用了这个词,它在英语翻译中成了‘决定’(determines,这个常用的但非不可改变的德语词是(bestimine)。他在对抗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一直强调外在于人的某种力量,或者这种力量世俗的版本:一种抽象的决定性意识。马克思的命题明白地否认这种意识形态,他把决定的源头归于人类自身的活动。然而,特殊的历史和这个术语的连续性却提醒我们,在通常的用法中,‘determine’一词有着完全不同的可能意义与涵义,它普遍出现在多数主要的欧洲语言中。一方面,就其神学遗产来说,这是一个有着总体的预告或预示,以至完全控制后续活动的外部原因的观念。但是从社会实践的经验角度,它又作为设定界限,施加压力的决定观念。在设定界限、施加压力的过程(姑且不论是由于一个特定发展的某种外部力量还是内部法则),与后续内容基本上被先在的外部力量所预告、预示、控制的其它过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许多寓意之后,不妨说上述第二种意义,即预告、预示或控制的观念,常被明显或潜在地使用着。”[7]所以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不可能是一种机械的因果关系,似乎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是经济基础所发生的变化的一种被动反映,似乎只能根据文化的经济环境来理解一个作品或实践的政治观念。“决定”更应当被理解为是设置了各种限制、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框架,在此框架中,某些发展是可能的,而其他的发展则行不通。威廉斯所解释和“决定论”是一个有弹性的约束性概念,而不是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具体解释。

  

   其三,意识形态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综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无论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还是恩格斯在给施米特的信中所说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他们不但意识到、也在大量具体研究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关系持一种更复杂的态度。英国学者柏拉威尔(S.S.Prawer)检索了马克思的论著,认为在马克思后来的文章和札记中,“上层建筑”一词用于法律体系、社会和政治观点以及“凌驾于已建立的、起主导作用的生产方式之上的新的经济的、商业的、工业的和经济的方法”。马克思“以后谈到文学和艺术时却从来没有再用过‘上层建筑’这个词”。[8]作为一个终生热爱文学艺术的鉴赏家,马克思当然明白,文化艺术属于恩格斯所说的“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9]因此,它与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是有相当不同的。即使我们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上层建筑,也更应当注意文化艺术等意识形态与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差异和不同,具体地说,就是注意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更不确定、更为曲折的关系。

  

其四,文化艺术是否都是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批判性概念,是指统治阶级思想在认识现实时的虚假性,也是指资产阶级思想努力把统治秩序合法化的论说;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文化与经济基础、国家、阶级和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列宁提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科学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等概念后,意识形态具有了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及其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极大地发挥了“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并将之理解为意义和价值借以生成的一种社会—政治维度。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理论所揭示的是各种知识、观念等与权力、利益的关系,文化艺术当然也与权力、利益相关,但文化艺术又不能仅仅归结为权力和利益,因此文化艺术与意识形态并不等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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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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