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沙垚 张思宇:作为“新媒体”的农村广播:社会治理与群众路线

更新时间:2021-07-30 10:57:28
作者: 沙垚   张思宇  
就像闹钟一样,定时提醒他们起床、做饭以及干农活。”(朱沁远,2015)

   广播不仅重构了乡村的生活作息和生产节奏,更重要的还在于建构一种“同时性”,即一个村民不可能认识全国人民,但因为广播,他大体知道至少全国的农民都按照怎样的时间节奏进行生产生活。“时间上的一致”使得那些相互没有时间或因果关联的事件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关联和想象(安德森,2003:26)。换言之,广播把村民个体和生活“彻底纳入国家的普遍性乃至某种现代性想象之中”,从而在“个人和国家之间,也同时建立起一种认同关系”(蔡翔,2018:59-61)。同时性与公共性相辅相成,个体农民意识到自己是公社的一份子、国家的一份子,因而也愿意将自己诸多私人问题拿出来借助广播来讨论和解决,“像婆媳不和,家庭不团结等,有的也找到广播站来了。他们确信在生活问题上广播站也能够帮助他们。”(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475)

   新媒体进入乡村,必须发挥一定的功能,嵌入乡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参与乡村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是为治理。无线广播、有线广播和屋顶广播共同构成的农村广播网,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提供新媒体平台的方式参与农民文化娱乐、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有助于服务群众、引导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并重构农民的时间观念。此外,因广播能协调多种社会关系与资源,激发多元主体进行包括文化、时间、空间等多层面的“持续互动”,因此从整体上看,广播发挥社会功能与广播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是一个同构的过程,并且这个同构过程也正是广播与在地化的乡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刻互动的过程。

   概而言之,20世纪50年代,作为新媒体的广播进入农村之后,通过社会治理的方式介入或重构农村的生产生活,并与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层互动。

  

   三、群众路线:农村广播工作的基本思路

  

   当代乡村治理常常出现“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基层群众工作的缺失,单向度的标语、媒体宣传、展演性的文化活动无法引起农民共鸣。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了解其利益、习惯和想法,同时也教育他们和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而不是密切联系大户、老板,打造工作亮点,唯有如此,才能让农民从心底里接受,并作为自家事情的一部分,以实际行动支持乡村振兴(谭同学,2020)。纵观20世纪50年代广播进入中国乡村的历史,其治理逻辑和深刻互动的基本思路恰恰体现了群众工作路线。

   建国初期,仅靠国家财政投入难以在全国大规模发展有线广播网,为了保证广播网的建设规模和工程质量,必须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换言之,人民的广播事业是依靠群众的人力、财力、物力发展起来的。1950年代中期铺设有线广播线路时,需要提前宣传建立广播站的目的和好处,才能得到农民的支持,比如发动群众解决架线工人的吃饭睡觉问题,筹凑款项、木杆等,不能以行政命令摊派;要事先详细勘测路田,避免线路走入果园、树林、竹园,损伤群众的利益(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476)。西安市在1965年的文化工作总结中表扬了长安县有线广播网的恢复工作,称其“主要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兴办,依靠群众养护,使之形成大家办、大家用、大家管的群众活动”,因此“进展快,效果好”;相比之下,未央区“主要依靠国家投资,没有很好发动群众,当经费不够时,就向上级追加预算,不仅加大了国家开支,放慢了恢复的进度,而且群众对线路的养护工作也不像自办的关心,在养护上存在问题不少”。总结认为“两者差距的焦点集中在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上”,并批评一些同志“常常口头上说的是群众路线,但往往在实践中却看不见群众的积极性,把群众路线忘得一干二净”(西安市档案馆,2013)5。

   在广播的内容生产方面坚持群众观点。对于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要“经常下乡,检查收听情况,反映农村实际情况和群众中的新人物,新创造”(渭南市档案馆,2013);还要“把编好的稿件拿到农村去念给农民听,征求修改意见,还把播过的节目录音拿到农村当场播放给农民听众,观察农民的收听情绪,征求他们对节目的意见”(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103)。正如上文所说,广播不能仅仅重视发布涉农宣传和政令,还要走进农民们的内心,对他们进行情感和价值观方面的引导。如《陕西省第一次农村广播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批评了仅仅反映农业工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广播节目,要求广播工作应着力解决“农民的思想情绪”问题,关心群众的生活,“将生产、工作和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比如,“许多妇女想知道如何带好孩子,又不耽误生产,老年妇女想知道怎样当好婆婆,青年想知道如何树立正确的恋爱观,获得幸福的婚姻等等”(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3:476)。

   对于群众来说,一方面,各村都安排有广播通讯员,一般由村里负责广播室的知识青年或村民代表担任,如上文提到的长安县东祝村的广播员,“他们本身就是当地的村民群众,与村民们联系最紧密,也最容易听到村民群众的呼声,最容易获得乡村现实生活的信息”,因此,他们也会帮助上级广播站搜集信息,反馈信息,以“不断调整传播内容,丰富传播形式,加强传播的针对性”(刁小行,2008)。另一方面,屋顶广播的广播员也是村民群众,他们在生产队的组织下,无论寒暑,站在屋顶上向村民广播政策文化和新闻时事,体现了群众的自我动员和政治觉悟。正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广大农民群众快速进入到本地社会治理与本地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潘佼佼,2019)。

   纵观广播进入乡村社会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群众路线贯穿始终,无论是土广播的“口口相传”,还是收音机的“流动循环”,抑或是有线广播站的“建设维护”,广大农民群众都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内容生产、信息传播、交流反馈等多个环节中来。正是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能构建一个以收音机、广播喇叭、土广播、油印小报等多种传播终端为网络,以农民群众为核心的传播格局。那么为什么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如此之高?

   首先,农村广播工作是一项群众工程。一方面,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可调动的财力、物力有限,必须依靠群众才能完成有线广播建设;另一方面,群众的广泛参与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因此,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在开展农村广播工作时,非常愿意且只能走群众路线,将有线广播入村工作视为一项只有与群众团结合作才能完成的公共工程。这有别于当前一些地区农村工作中的“大户导向”和“面上工作”,有些基层干部似乎认为逐门逐户的拜访解决个体群众的问题是低效而纠缠的,常常费力不讨好,他们更愿意依靠政治或资本的力量来完成农村工作。本文无意于评价历史,但农村广播工作的历史档案提示我们20世纪50年代农村宣传工作的路径值得关注,宣传不是单线的传播,不是简单的互动,而是一项以农民为主体,全过程参与,与党和政府共同完成的群众工程。

   其次,广播建构了农村群众对未来的憧憬。一方面,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标准,人民群众在价值和文化层面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群众的积极性得到最大程度的鼓励和释放;另一方面,国家,尤其是在农村代表国家声音的广播,“还在事实上承担着另一种未来主义的象征功能”(蔡翔,2008:48),广播被建构为一种通向现代性、通向未来的有效途径的想象,并经由这一想象,生产出了极大的热情。这也启示我们思考,当代进入乡村的新媒体是否能够建构新时代关于未来的想象,以及是否在承担未来感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体现并尊重群众的主体性,至少也要表现出一种鼓励和倾向。

   总之,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道路和苏联模式之间的差异所在。因此,直到今天,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路线依然是我国乡村新闻传播工作的宝贵财富和不可背弃的原则。

  

   四、余论

  

   农村广播是一个熟悉的研究场域,自延安时期以来,这块“领域”已经被深耕了近一个世纪,如何在这一研究场域中有所创新?一方面,本文发掘了一些档案馆的一手资料,为广播电视史研究提供了新鲜的数据材料;另一方面,本文试图以史为鉴,“以古为新”,探究广播史能够为今天新闻传播研究和实践提供哪些想象,包括观念的、理论的,甚至是情感的,而这些对当代——小到如何塑造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大到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都具有启发意义。“真正救赎过去,需要将‘过去’作为‘潜能’来阅读,将之视为尚有待实现的‘起源’,同时使之向新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条件开放。”(朱羽,2018:430)

   秉持这样的历史观念,本文重返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现场,不无创新地将广播作为彼时的“新媒体”来加以考察,尤其是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将新闻史研究与社会学结合起来。具体来说,本文从物理空间和机制层面复现了作为新媒体的广播如何进入乡村的过程,对于彼时农村广播的理解,或许不能仅仅停留在听戏娱乐和政策宣传层面来讨论大众媒介与政治中心工作(如人民公社)的互动关系,而是应该在更为深层的社会结构层面讨论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其中社会治理便是一种重要的互动方式。广播通过参与社会治理,有助于推动乡村各类主体和关系的持续互动;通过参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有利于重构个体农民和现代国家的关系。本文将这种更具深刻性和历时性的互动称为“深层互动”,这也是一种新媒介有机嵌入社会结构的有效方式。在此过程中,群众工作路线尤为重要,既保障了20世纪50年代农村广播网的建成,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留下了宝贵经验。

   媒体在社会变迁中发挥着沟通社会与组织社会的作用(师曾志,2009)。历史启示我们,当代新媒体进入乡村,不能仅仅作为提供娱乐和展示消费的工具,而是要参与乡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议题是如何应对空心化和组织涣散(吕方,2013)。一方面,村民正在使用媒介做什么?另一方面,这种“使用”是否具有社会治理与深层互动的作用?事实上,近年来此类研究不在少数。比如,牛耀红发现村民使用微信等新媒体搭建在线平台,以虚拟公共性反哺线下的社会生活,重构乡村内生秩序(牛耀红,2018);刘娜认为移动短视频和直播可以帮助村民售卖农产品,记录日常生活,关注村庄公共事务,重塑乡村文化行为习惯与精神归属(刘娜,2018);沙垚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提供地方性在线平台,有助于将民众组织起来的,共同应对当下乡村社会危机(沙垚,2020)。

   如此,从传播治理的角度关注新媒体与乡村社会的深层互动,以期可以重建乡村公共生活,再造乡土团结,助力乡村振兴,从而避免新媒体以娱乐的方式将乡村变为全球文化工业下沉的尾端。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anzhiru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785.html
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