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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垚 张思宇:作为“新媒体”的农村广播:社会治理与群众路线

更新时间:2021-07-30 10:57:28
作者: 沙垚   张思宇  
没有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人,20世纪50年代广播很难如此迅速地进入农村。无论是哪一种广播形式进入乡村,都离不开收音员/广播员。“以人为媒介,把内部的、外部的故事内容和传统的、现代的媒介形态都整合起来,嵌入到农村社会结构之中,共同服务于1950年代的农村社会转型和社会主义建设。”(沙垚,2018)有学者看到了“几万名收音员肩挑收音机下乡组织农民收听”的艰苦,认为这将成为人民群众最朴素最永久的印记(黄艾,2014)。也有学者关注“赤脚广播员”和“土记者”制度在农村有线广播网运转中的积极作用,“每个站点都配备了收音员,他们承担着记录与组织的双重功能”(潘佼佼,2019)。

   屋顶广播作为一种完全依靠人工的广播形式,需要喊广播的人具备一定文化水平,且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山西省临汾市乔李村1949年只有5个广播员,1951年增加到7个,到了1957年逐渐发展到27个,“制度严肃,专人负责按时广播”(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2019a),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陕西省长安县东祝村则在创办农村俱乐部的过程中大力发展屋顶广播:

   原有两人的负责,实际只有一人偶然播一次,大多照陕西农民报时事摘要念一念。由于广播员文化水平有限,常碰到生字,结结巴巴,听不明白。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吸收了高小专业学生和在乡知识青年四人分成两个小组,每周二、四、六轮流播讲国内外大事,以及村社的生产情况,避免了人少形成负担,同时使广播员有了充分的熟悉广播材料的机会。(陕西省档案馆,2013b)

   路径二,依托横向与纵向的“组织”。无论是收音站、广播站,还是屋顶广播都离不开组织。事实上,全国的广播系统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组织体系,中央台、省台、县站和乡站构成了分层次的传播结构(李盛,2012)。

   除了广播系统自身纵向的组织性之外,有线广播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农村迅速铺开,其深层原因在于它与农村组织化进程同步——一种横向的、与社会镶嵌的组织性。一方面,广播可以把中央的声音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人民日报社论全集》编写组,2013),是最为合适的推进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组织化的宣传动员工具。比如江苏宿迁古城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提到:“过去要传达一个工作指示,一般要两三天,最快也要两三个小时,还只能传达到大队。有了广播站,情况完全变了。”当地有这样一个歌谣歌颂广播:有了广播真正好,开会不再来回跑。喇叭下面喝碗茶,会议精神领会了(郁啓祥,1959)。另一方面,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也为媒介传播网络——尤其是农村广播网络——“在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和组织依托”(李乐,2015)。因此,农村有线广播的最初发展与农业合作社是相辅相成的(李盛,2012)。

   路径三,多种媒体形式互动的融合网络。陕西省委宣传部1952年在《关于加强广播、收音站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各地收音站、广播站“经常而又迅速地供给黑板报,土广播以及党的宣传网以宣传资料,因此必须办好油印报”(渭南市档案馆,2013)。4《陕西省志·广播电视志》提到,1953年陕西的镇巴等八个县一年里出了油印报71000多份,及时给黑板报和“土广播”站等宣传点提供宣传材料(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262)。山西临汾地委宣传部的一份文件也提到广播可以“供给报告员,宣传员,黑板报的材料”(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2019b)。“油印小报”主要在正式发行的报纸和广播都无法抵达的边远地区传播,没有刊号,内容多为广播员、宣传员有选择地根据广播内容抄写、记录的新闻和信息,作为广播的一个补充性的传播手段而存在。

   除了油印小报,为了确保中央和上级的政策、新闻能够渗透到乡村的各个角落,农村宣传员还会将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同其他形式的在地化传播媒介充分结合,如黑板报、墙壁画、屋顶广播、幻灯机等,真正打通农村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与此同时,由于广播是以声音为载体的媒介,稍纵即逝,无法储存,所以油印小报、黑板报等则以文字的方式来弥补声音的不足,确保传播的持久性和有效性,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彼时中国农村的媒体融合传播。

   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启农村新型合作化进程,以及自上而下推进基层媒体融合的当代,回顾20世纪50年代广播进入农村的历史路径,可以发现,一种新兴媒介需整合兼顾官方与基层的多重力量,发挥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以人为媒介,充分调动存在于乡村社会的内生性力量,依托横向与纵向的组织,融合多种传播形态,方能更好地嵌入到乡村社会内部结构之中,这对于县级融媒体建设乃至新媒体时代下的乡村振兴都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二、农村广播的社会治理与深层互动

  

   广播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比如迅速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公社党委直接通过广播指挥生产和布置工作等(郁啓祥,1959),有助于整合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普及新观念和新文化、促进科学知识和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正是借助广播,“声音”与“倾听”被广泛地应用于农村治理(潘祥辉,2019),这启发我们去思考在20世纪50年代背景下广播的社会治理功能。

   如何理解媒介的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报告中提到,治理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以及“持续的互动”(张国庆,2007:597)。文化/传播治理要注重“多元行动主体”的“互动合作”(王前,2015)。传媒天然包含了“社会协调”的功能,可以把政府、政党、民众、社会组织置于同一个界面上,每一种治理主体都尽可能地使用媒介(车凤,2014:30),共同参与社会管理,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周劲,2008:280)。在本文中,我们讨论社会治理的语境是广播作为一种新媒体,它是如何协调、调动20世纪50年代存在于农村社会的各种主体和关系,使它们“持续互动”,并共同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进入乡村后的广播如何与社会进行互动?可以在两个层面理解。首先,这里的互动不能简单认为是农民和政府之间双向的信息流动,而应该是广播对农村生产生活的介入,是媒介在社会结构层面的嵌入与互动。其次,如果将社会治理理解为乡村各主体间持续地互动,那么广播则为各主体提供了媒介化的平台。换言之,以平台的方式参与治理是一种更为深刻的互动。

   具体来说,首先,以文化娱乐的方式服务群众,以服务群众的方式引导群众。广播在乡村的普及和推广并非一帆风顺,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态,为了让村民们接受广播,需要将广播内容与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结合起来,比如传统戏曲。换言之,广播最初在农村是通过参与村民文化娱乐的方式被接受的,也无怪乎20世纪50年代广播曾一度被称为“戏匣子”,它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的方式调动村民们的积极性和热情。

   在1955年至1956年间,陕西省广播台《农村节目》一度改为50分钟,包括20分钟的文字节目和30分钟的文艺节目。“文字节目和文艺节目交叉编排,说一段唱一段,再说一段再唱一段……是想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农民既能听到新闻、了解时事,又能欣赏文艺,调节生活。”(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103)等到农民习惯了广播之后,这种做法就停止了。另外,在渭南市的档案中也有关于有线广播喇叭的类似记录:

   记得在这里刚刚安上喇叭的时候,群众对蒲剧非常感兴趣,一放开了戏,喇叭下面就围上了不少的人,一广播文字节目,群众就逐渐离开了喇叭。自从对广播宣传工作加强领导后,不少群众便逐渐和小喇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群众普遍感觉过去光听戏,现在可不行,新闻讲话全要听,不听误了大事情,到晚上人就更多了,广播下面一大群,一直到广播结束才散去休息。(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2019c)

   综上可知,广播播放戏曲等文艺节目,一方面是为了提供文化娱乐,服务群众;但另一方面,服务群众是为了引导群众。只有群众接受了广播这种新生事物,或者说,只有当群众自觉聚集到作为新媒体的广播平台之上,才有可能引导群众,实现与群众的互动,而不至于招来厌恶反感。由此观之,今天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如何“服务群众,引导群众”?也只有通过提供好信息服务、公共服务的方式,吸引群众重新关注基层融媒体平台,在此基础上才能增强传播力和舆论引导力(栾轶玫,2018)。

   从更深层面理解,选择戏曲等传统文艺形式作为广播进入农村的切入点,涉及到20世纪50年代初意识形态领域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即社会主义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如何互动,这是彼时农村文化治理面临的主要矛盾。中共八大的态度是“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国外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于是作为新媒体的广播自然成为现代的、科学的代表性工具,去和以戏曲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融合、碰撞与互动,并最终融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广播播放戏曲不仅仅是在提供文化娱乐,更具有意识形态治理和文化政治的内在意涵。

   其次,解决生产劳动中的实际问题,传统农民与现代国家发生更为深刻的互动。生产劳动是彼时农村的中心工作,广播参与社会治理,就必须在劳动生产的协调和管理中承担一定的功能。在乔李村的档案中,“屋顶广播”帮助村民完成了生产任务。55岁的农民李金海有些腿跛,他说“干上一天活,叫我开会实感困难”,但是通过改善之后的“屋顶广播”,他不仅知道了国家大事,更知道了具体的生产工作安排,“当年(1956年)夏季雨水广多,小麦在场上急待摔打,通过每天的广播,推动了突击工作,按期完成了夏收任务。”(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2019a)

   再如江苏邳县八路公社某年秋种时缺少麦种,公社党委通过有线广播向社员交底,动员家里有小麦的社员拿出来卖给公社,支援生产。两次广播大会,解决了麦种问题(郁啓祥,1959)。不仅如此,广播参与农业生产还表现为“田间广播”,因为广播的传播主要付诸听觉,不耽误劳动生产,因此有线广播也常常被架设在田边地头,为农民播放本地新闻、音乐、戏曲,在消解劳动疲乏的同时,鼓舞生产干劲,因而有学者将广播称为“乡村民众的劳动号子”,并举出诸暨县五浅公社的例子,社员听过广播后反映说“田头装广播,边割边听戏,生产添力气”(李乐,2013)。

   通过有线广播和屋顶广播,农民的目光不再局限于脚下的“一亩三分地”,而是开始放眼全国,主动关心国内外的时事政治,把自己的生产工作与全国其他地方的生产工作建立联系,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换言之,乡村广播实践有效地推动了传统农民与现代国家的互动。比如1952年,山西省临汾市农民群众通过爱国“种棉储棉”运动的广播节目,了解到农业产量的提高与“国家的工厂给咱们造下杀虫药、肥田粉和各种新式宝贝来支援咱们农业生产”有关,因此,愿意在棉花收获之后主动卖给国家(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2019b)。

最后,重构农民的时间观念,建构“同时性”想象。有线广播是一种强制性的、被动收听的媒介,“早晨播放着《东方红》催促着社员起床出工,傍晚放着《打靶归来》提醒着社员作息休工。”(李盛,2014)作家梅芷回忆,在浙江诸暨,“对于农家来说,广播的最大作用在于报时。那时大多数人家都没钟表,这样,广播便成了最好的时钟。一般来说,清晨广播一响,该起床了;中午或傍晚广播里传来大家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好》的乐曲,那便意味着可以收工做饭了。”(梅芷,2015:77)从这个角度来说,广播开始参与村民日常生活的时间管理,或者说广播与人民公社体制一起,重构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和生活节奏,“村民习惯性的把广播作为生活作息的时间参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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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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