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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说理与对话

更新时间:2021-07-30 08:55:57
作者: 陈嘉映 (进入专栏)  

   (2008年12月华东师范大学刘晓丽教授采访)

  

   刘: 2000年您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哲学是什么》说,“哲学是讲道理的科学,是讲道理学”,您最近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系列讲座“说理与理论”,我又读到您的《哲学之为穷理》一文。关于“讲道理”这事,您思考可能还不只这八年,当然也不仅仅是思考,您本人一直在实践“讲道理”,您讲道理的方式方法颇被认同,您的文章和讲座等,读者和听众有一个同感——真有道理。在您这里,我想说哲学家是讲道理的人,哲学是讲道理的艺术。“讲道理”何以会成为您的主要关切?您的思考和您的实践是一种什么关系?

  

   陈: 道、理,logos,从来都是哲学的核心,“讲道理”这个普通说法只是把这些传统的、高深的概念说得更日常一点儿罢了。道理不限于狭义的逻辑。维特根斯坦的关键词是逻辑,后来他更多使用语法这个词,说到逻辑,也在广义上使用,意思跟他这时说的语法差不多。我多年来反复琢磨维特根斯坦的语法概念,觉得“语法”并不是最恰当的用语,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有更现成的概念——道理,道理比逻辑、语法这些概念更清楚地刻画了哲学的本质。对现代人来说,尤其要把道理与规律、机制区分开来。规律和机制是实证科学要掌握的东西,道理是哲学要通达的东西。

  

   刘: “逻辑”满足不了维特根斯坦,他转向了“语法”;“语法”满足不了您,您转向了“道理”。除了上述这些考虑,我们当下的生存实际对您的思考有影响吗?比如我们中国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比如国际社会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争。

  

   陈: 哲学是系统论理,到今天,论理总是在一定的学术脉络里展开的,但你问得好,至少就我个人说,从事论理活动的兴趣的确是从你说的这些具体争论来的。我当然关心实际的政治问题、伦理问题,大家聊天的时候,会为这些事儿争得面红耳赤,只不过,人们通常只关心事质,形式方面的关注少一点儿,我则会在说理的一般性质方面多考虑一点儿:这些争论有没有意义?这些争论有没有解决的可能?怎么一来就变成了瞎争,怎么讨论问题才能够带来积极成果?可以把对这类问题的探究称作论理学,而在我看,论理学就是哲学的核心。当然,形式和内容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的后一半,我相信,只有学会在事质讨论中好好讲道理,才能在论理学探究中保持敏感和可靠的方向。而且,论理学探究本身是一种说理实践,它本身也是用说理的方式展开的,我们只能用讲道理的方式来谈“讲道理”是怎么回事。

  

   刘: 您关注的是更根本的问题,或者说是更深层的道理。

  

   陈: 可以这么说,人们也常常这么说,探究说理的一般性质,可以说要上一层,也可以说更深一层。但这些说法也很容易误导——如果把“更根本”理解成金字塔的地基,好像不夯实地基就无法真正展开事质讨论,那就把事情弄反了。“根本的问题”,我把它理解为:好多问题纠结于此处。没有事质问题也就没有根本问题。

  

   刘: 深入到根本道理,所有道理都会贯通为一吗?

  

   陈: 这是我特别想澄清的。我不相信哪一天我们能皈依于同一套道理。所谓贯通,不是你发明出一个原理,用它来解释一切。要为贯通举个例子,我会举这样的例子,你找到了解决一个问题的办法,后来发现,另一个困惑你长久的难题,竟也可以通过这个办法解决。这时候,两个看似分离的问题联系起来了。是有道通为一这话,但这话在我看也要随说随扫。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不同的道理系统之间总存在着对话的契机。

  

   刘: 但你我对话,不是在谋求共识吗?往大里说,一个社会,总要有一套共同的道德规范,有一套共同遵守的法律,它们不是最基本的共识吗?

  

   陈: 我当然承认有时候建立共识很重要,人们也以各种方式谋求共识,但我的确高度怀疑,任何对话的目的都在于谋求共识,我也不认为,一个社会在方方面面都有共识就是一个更好的社会。在很多场合下,我们根本无需达到共识,我们与其说需要共识,不如说需要学会,没有共识的人应该怎么在一起生存。

  

   在一个法治国家,人们普遍尊重法律,你可以把这叫做共识,但这不是思想内容上的共识。例如,法律规定不得歧视同性恋,这不是说,所有人对同性恋的看法都一样了。尊重法律的共识是另外一种共识——把它叫做共识有点混淆,倒不如说,法律要建立的是我们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怎样共处的方式。即使我们没有共识,我们都要遵守法律。这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不要求我跟他的想法一致,我只要守法,你别管我共识不共识。人的想法从来不一样,但这一点当今世界尤其突出,没有共识的人如何在一起生存这个问题尤其突出。法治就是答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一向以为,现代政府不要枉费心力去统一思想,当务之急是去琢磨怎么让不同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处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中。

  

   刘: 我临时想到一个问题,法律为什么能接受同性恋,为什么不能容忍一个男人有四个老婆呢?

  

   陈: 这个我不知道,但这里的道理我们可以琢磨。单把两件事放到一起比较,也许看不清楚,恐怕要连到其他事情上来想。不接受多妻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和我们今天对男女关系的一般看法连在一起,跟更多的事情连在一起。现在的女性不再像辜鸿铭说的那样附属于男人,也许再过五百年,男人要附属于女人了,也未可知。这些事情要跟我们很多其他的社会观念连在一起来讨论。

  

   刘: 并不是每个关心道理的人都会讲道理。且不说我们身边的人,伟大如托尔斯泰,具有非凡的智力,一旦讲道理,立刻僵化,《我们该怎么办》一书,第一部分描述莫斯科的贫民生活,几乎没有比他对那些破败房屋、肮脏街道和丧失希望者的描述更加出色的了,但是第二部讲道理写得很一般,很多人都只读这部书的第一部分。

  

   陈: 的确,托尔斯泰是一个挺好的例子,不少批评家说《战争与和平》后几章不写会更好。说理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和讲故事的能力一样,和所有能力一样,多多少少需要特殊的锻炼。反过来也一样,黑格尔会说理,但不会写小说。说理是一门艺术,甚至夸张一点说是一门技术。

  

   刘: 那些深的道理,即使想得比较清楚了,说清楚也极难极难。就像看清楚了一张人脸,仍然很难说清楚。

  

   陈: 是。说清楚和想清楚虽然不是同一回事,但人脸这个比喻也可能误导,想和说似乎更纠结。常常,你以为想清楚了,一旦去说去写,才发现其实没想清楚。而且,有些道理,说得清楚不清楚,跟修和悟连在一起,听者没有悟性,你怎么都说不清楚。

  

   刘: 讲道理是一种特殊的能力,也是一种专门的说话方式,这与吵架、斗嘴、开玩笑、大学生辩论赛等是同一种说话方式吗?

  

   陈: 这些说话方式,这些特定的“语言游戏”,和说理能力,特别是系统说理能力,基本上不相干。大学生辩论赛跟柏拉图笔下的智术师所干的活儿差不多,不在乎论题的内容,只求说服。换句话说,把论题的内容和演讲术割裂开来了。说理关系到听众,所以修辞是说理的一个内在部分。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里系统讨论了演讲术,一直到怎样调动听众的情绪。阐明说理内容和修辞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包含着挺深的内容,但反正不是逻辑外加修辞。

  

   刘: 说理是一种艺术,需要训练,听道理也同样需要训练。这种训练有迹可寻吗?

  

   陈: 艺术是需要训练的,但也许说“培养”更好,不局限于程序性的、技术性的训练。各种艺术也不一样,比较起写诗、写小说,绘画需要更多的程序性训练,弹钢琴更依赖这样的训练。不消说,仅仅有个训练程序是不够的,艺术培养针对的是个体的人,给出一个目标,给出一些典范,在模仿典范的过程中,老师指点,不断加以修正。从听道理这方面说,从受众这方面说,更显然主要是这种培养,训练程序最多只占很小的比重。最重要的是听众要有机会接触优秀的作品,有根性的听众自己会识别的。

  

   刘: 这里主要是程序化的问题,哪些可以程序化,或者哪些程序化是重要的,哪些程序化是不重要的。说理有没有可以程序化的东西呢?

  

   陈: 至少有一些程序性的纠错,我在美国讲过一门课,《逻辑与修辞》,基本上从反面讨论说理,比如要防止过度概括,防止用虚假的二择一进行论证,防止对人论证等等。

  

   刘: 我们只能在很一般的意义上说,说理能力是训练习得的,诸如向典范学习等。但是哲学系,或者说论理学总该与学习说理有些关系吧?

  

   陈: 你提醒我,我们可以开一门甚至很有必要开一门“说理艺术”的课,不只面对哲学生,而是面对全校。说理不是哲学系特有的事儿,学习说理是所有“学”都需要的。各种学都要说理,但只有哲学系专门探讨说理的艺术。我一直希望能这样安排:哲学系的大多数课程不是专门对哲学系学生开的,而是对全校开。文学系我不知道,你们是教人写小说,还是教人研究小说?即使教人写小说写诗,教的时候也是用说理的方式来教。

  

   刘: 我们这个时代好像对“讲道理”特别着迷。任何事情,都朝着“事出有因,事后有理”的方向走。甚至没有道理的事,说着说着也好像有了“道理”似的。这是个需要真正讲道理的哲学家的时代。哲学家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帮助我们辨明道理呢?

  

   陈: 这是个极切中的观察。理知时代以来,说理、有道理、明确地说出道理,成为一种基本要求。怎么就出现了这样的要求?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这里不及备述,只说一点,这跟公开性的要求连在一起。反正我们习惯于把自己的行为描述成有道理的行为,或真诚或不真诚地为自己的行为找出理由。大家有这个要求,说理就成为权力的一个来源,读书人阶层因此获得了很大权力。另一方面,既然事事要求有道理,有时就不得不把没道理的、无所谓道理的事情都打扮成有道理的样子,于是,区分哪些是真的有道理,哪些是伪装成有道理,就成了一项重要工作。对,还有,哪些事情需要有道理,哪些事情其实并不需要。

  

   刘: 您说到说理也可能暗藏权力,很有意思,能多说两句吗?

  

陈: 弱者无权无势,往往只剩说理可以求援。鲁迅不止一次说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强势的一方有很多资源,比如他受了更多的教育,或者他有一大帮帮闲,所以他有理没理都能说出理来,说来说去,弱势的一方本来有理,最后也成没理了。所以,不讲道理也要分辨,有时候是因为他蛮横,有时候不是,青年人或者弱势一方不讲道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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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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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陈嘉映《走出唯一真理观》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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