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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洁:《九章律》形成考

更新时间:2021-07-29 19:17:17
作者: 宋洁  
却未见对《行书律》《传食律》的采用。个中原因,可做如下两种解释:

   其一,《行书律》《传食律》的律文被融入《厩律》之中,其篇名也就废止了。所以,曹魏只能看到《厩律》中有邮驿、传食方面的法律内容,而见不到单独的《行书律》与《传食律》。

   其二,《厩律》存在着邮驿、传食的内容,《行书律》存在邮驿内容,《传食律》存在传食内容。他们各行其是、并行不悖。其后,《行书律》《传食律》被全部废止(包括篇名与律文),只剩下《厩律》中的“邮驿”“传食”法规。故曹魏修律时也无法得见《行书律》《传食律》。

   这两种情况对理解《九章律》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如果是第一种情形,那说明《九章律》曾出现过融合行为。如果是第二种情形,那说明《九章律》是建立在其他篇章被废止的基础上。但这种情形最不可能出现,因为“邮驿”“传食”法规分处在《行书律》《传食律》与《厩律》之中,那必然是共同维持邮驿、传食系统的运作。如果单方面全部废除《行书律》《传食律》,而不被其他律篇吸收的话,那《厩律》必然难以维持全国整个邮驿系统、传食系统的运转。所以,我们认为汉律篇章之间曾发生过省并与融合,《厩律》吸收了《传食律》《行书律》的内容后,后者篇名便随之取消。16

   接下来再看一则更直观的例子:《九章律·囚律》与《二年律令·告律》的关系。据《魏律序略》记载:

   《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闻道辞,故分为《告劾律》。17

   《魏律》中的《告劾律》有三个来源:一是《九章律》之中的《囚律》;二是《九章律·厩律》中的“告反逮受”;三是“科”中的“登闻道辞”。《魏律·告劾律》竟然连《九章律·厩律》中的一个“告反逮受”,以及“科”中的一个“登闻道辞”都吸纳进来,说明在制律之时,不捐细流。那问题就产生了:《二年律令》之中有《告律》一篇,是主要涉及告劾的律文,那为何没有被曹魏《告劾律》所采用呢?显然,《告律》的篇名当时已经消失,而主要涉及告劾的律文,都融入了《囚律》,所以,《九章律》之中的“《囚律》有告劾”成为了《魏律·告劾律》的主要来源。18通过曹魏《告劾律》的来源分析,足可看出《九章律》中的《囚律》已经吸收了《二年律令》中的《告律》。

   由上可见,顺解可以帮助确定《九章律》中存在哪些内容;而逆推可以启发我们去思考:在编订《魏律》的过程中,为何《九章律》的内容被采用,而《二年律令》与之相关的篇章竟未被采用。

   通过上文对出土文献《二年律令》与玉门花海《晋律注》的比较,以及对出土文献《二年律令》与传世文献《魏律序略》关系的分析,可以说《二年律令》曾发生过篇章之间的融合。在此基础上,也确定了《九章律》的形成时间是在《二年律令》之后,即《九章律》的出现时间晚于吕后二年。

   三新出汉律简牍与《九章律》的关系

   《二年律令》如果在吕后之后曾出现过“融合”,并最终形成《九章律》,那必然会引发另外两个问题:第一,《二年律令》中的二十七种律是否全部融合成了“九章律”?第二,《汉志》所载“萧何作律九章”的说法应如何解决?下面我们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论述。

   杨振红的“二级分类说”与笔者的“融合”之说,都面临《二年律令》二十多种律到底是全部还是部分融合成《九章律》的问题。不过2018年发表的《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概述》19一文已能直接解决此问题。并且,《概述》中所记内容也有助于辨析《汉志》“萧何作律九章”的说法。

   据该文所述,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的墓主在“汉文帝十年(前170)以后的十多年间,担任安陆县官佐及该县阳武乡乡佐,约在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去世”。其随葬物品中有一批简牍。其中W、V两组为法律简。我们将之视为文帝时期的法律当无不可。

   V组306枚,有盗、告、具、贼、捕、亡、杂、囚、兴、关市、复、校、厩、钱、迁等15种律文。W组544枚,有金布、均输、户、田、徭、仓、司空、尉卒、置后、傅、爵、市贩、置吏、传食、赐、史、奔命、治水、工作课、腊、祠、赍、行书、葬等24种律文。每种律名均书于该种律文首简的正面,其上标有长方形墨块或圆形墨团。在各卷第一枚简的背面,分别写有“□律”(V组“盗律”背面)、“旁律”(W组“金布律”背面)二字,其上亦有长方形墨块,属于该卷律典的总题。

   该批简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是将39种律进行了分类,出现了“□律”“旁律”的字样。“□律”是不是“正律”字样已无法确定,颇为遗憾。但“旁律”24种的出现却牵涉甚广。

   首先,“旁律”即“旁章”“傍章”,据史料记载,“傍章”是与《九章律》同时存在的。既然“旁律”24种律名与《二年律令》的部分律名一致,那么,《二年律令》的27种律并非全部融合成《九章律》。

   其次,这“旁律”24种将对《汉志》“萧何作律九章”的说法予以否定,并可支撑笔者前文所证《九章律》晚于《二年律令》的观点。众所周知,《九章律》是盗贼囚捕杂具兴厩户九篇,被认为是“正律”。《魏律序略》云“于正律九篇为增”。但作为正律的《九章律》之“户律”却出现在了睡虎地律简W组“旁律”之中。且《晋书·刑法志》记载“傍章”为十八篇,由叔孙通制作。现在睡虎地律简中“旁律”有24篇,这也动摇了叔孙通“傍章十八篇”的说法。最不可思议的还是,“旁律”还包含着《九章律》的“户律”。显然,“户律”不可能同时属于《九章律》又属于“旁律”。《魏律序略》曾将魏律与汉律比较后说“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就是将“正律”与“傍章”并立。一个律篇不可能同属两类。这种种迹象表明汉文帝时期不存在“九章律”与“傍章十八篇”。可以说“傍章十八篇”与“九章律”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即:汉初的法律简与传世文献对汉初法律状况的介绍皆不相符。所以,放眼两汉四百年的法律发展,我们不应再胶着于用《汉志》《魏律序略》《晋志》等记载去理解汉初的法律现象。但是,传世文献对《九章律》及“傍章十八篇”的记载又是真真切切的,且《魏律序略》“于正律九篇为增”明确表达了本朝法律(曹魏)是在《九章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晋志》也明确提到晋律二十篇是“就汉九章增十一篇”而成。且东汉人王充、班固都提及九章律。因此,《九章律》是客观存在的。对此,我们可确立一个“区间”。先来确立“九章律”一词首次出现的时间。这始于班固《汉书》、王充《论衡》,因此东汉之初便是下限。而上限因《二年律令》、睡虎地汉律所代表的吕后、文帝时期的法律不符合《九章律》“傍章”的特征,故可将《九章律》上限时间放在孝文帝。所以,我们可初步确立的就是《九章律》出现于汉文帝至东汉初之间。

   再次,既然《九章律》“傍章”是客观存在的,而睡虎地汉律简的分类又与之有较大差别,那就需要给出解释,以揭示它们之间的交互变化轨迹。由于作为“正律”的《九章律》有户律,而W组“旁律”之中也有户律,说明“旁律”与“正律”两大类之间曾发生过律篇迁转。此时如果再结合笔者上文观点,W、V组大类之间不仅律篇发生过整体跨越移动,且律篇内容也应发生过跨越融合。如W组“旁律”有《行书律》《传食律》,而笔者提到其内容已进入《九章律·厩律》,因此,正律《九章律》不仅收入“旁律”之《户律》整篇,还吸收过“旁律”之《行书律》《传食律》的律文。当然,也可能是“旁律”之《行书律》《传食律》先如《户律》一样,整篇进入“□律”,再后来“□律”之中发生了篇章融合。总之,“旁律”与“□律”在汉律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律篇转移、内容吸收。

   关于“□律”15种变为“九章”,“旁律”24种变为十八篇,究其原因,或是无用律篇被整体废止,或是两大类之间及同类之中有过融合省并,或是部分律篇被整体废止而部分律篇被省并融合。两汉的法律发展不排除曾出现过未被吸收而整篇废止的情形,所以,稳妥的看法是,在《九章律》的形成过程中,汉律可能曾经发生过整篇废止、篇章融合的现象。但如果单说《九章律》这“九”篇内容的来源,那只能说曾吸收过他篇内容,而整篇废止的情形与《九章律》内容来源无关。

   无独有偶,2020年刊出的《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西汉墓M12出土简牍概述》一文,披露了简文中所载律名及种类情况。据该墓《发掘简报》介绍:“初步判断胡家草场M12应为文帝时期的墓葬,下葬年代不早于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20由此,可大致判断律简所载属于汉初法律。该年年末又见学者撰文介绍了“益阳兔子山”一方汉律律名木牍。21据其对井内堆积层介绍,该木牍当为汉惠帝时期。故以上睡虎地、胡家草场、兔子山汉律简牍皆属汉初法律。

   新见胡家草场、兔子山简牍所载律名及种类与睡虎地汉律有极高的相似度,如“户律”皆划属“旁律”,故前文对睡虎地汉律简所论,也适用于对胡家草场、兔子山汉律简牍的分析。应该说,在《九章律》问题上,三者大同小异。除此之外,三家律目的公布,对《九章律》问题中的“正律”“旁章”的性质判断,具有不小的辅助作用。

   三家公布的律篇,皆分为两大类。睡虎地汉律简分为“□律”“旁律”;胡家草场汉律简虽分三卷,实为两类:“第1卷的内容与睡虎地77号汉墓出土律典‘□律’基本相对应,第2卷自题‘旁律甲’,第3卷自题‘旁律乙’。”22益阳兔子山汉律牍分为“狱律”“旁律”。所以,三家律篇皆有大类归属。

   以往对《魏律序略》所说“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有学者认为其“正律”“旁章”的分类并非官定。现借助三家新出汉律目及分类,可判断汉律二分结构从汉初便已为官方确立。23

   汉律律篇二分现象在三家之中呈现出高度重合,各类之中虽有篇数多少的差异,但基本不见互串的现象,除了“朝律”一篇。“朝律”在兔子山汉律牍中属于“狱律”,而在胡家草场汉律简中属于“旁律甲”,睡虎地汉律简未见“朝律”。巧合的是,该“朝律”在兔子山汉律牍中属于“狱律”最末篇,而在胡家草场汉律简中属于“旁律甲”首篇。所以,这其间不排除发生了调整或归篇偶误。从律篇二分的泾渭来看,其二分绝非私家所能定,因为不可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出现如此高度的重合。由此,可认为大类之下的具体律篇归属是法定的。在法定大类之下,私家不应擅自跨越大类予以调整,将“正律”的律篇放入“旁律”,反之亦然;也不应擅自对大类之中或之间的篇章进行自由分合,将“某律”律文转入他篇,并取消篇名。

   既然通过新出汉律简牍确认了二分结构的法定性质,那么《魏律序略》所说“正律九章”也当是官定划分,而非法律之家或律学的认知。律学或法律之家也不能删改官定结构,他们可以推动官方律篇结构进行调整,但最终需要皇帝允准。魏律十八篇制定后,“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曹魏将两朝律篇多寡进行比较,自认得折中之法,所以其比较的“九篇”当为汉“正律”的总篇数。其实,如汉“正律”少于十八篇,曹魏皆可视为“于正律为增”,但曹魏却仅称之为“九篇”,这也恰好说明曹魏修律时所见汉“正律”仅为“九篇”。

   四《论衡·谢短》篇所藏《九章律》形成时间

   前文通过反复论证已将《九章律》的形成时间锁定在了吕后、文帝之后。但因没有传世文献的支撑以消解《汉志》的影响,总是会有些遗憾。基于此,笔者拟用一例记载来辗转求解《九章律》的形成时间。

   上文说到最早提及“九章律”的是班固《汉书》与王充《论衡》。因此,如能得到班固同时代人王充的反驳,“以汉攻汉”,便会尤为有力。因此,最好的突破口就是王充《论衡·谢短》篇。

   王充,生于公元27年,年长班固5岁。其《谢短》篇中有一段弥足珍贵的九章律材料。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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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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