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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党 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

更新时间:2021-07-29 10:51:24
作者: 潘忠党   陆晔  
体现出其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具体形态” (陆晔、潘忠党, 2002:43-44) 。

  

   二、新闻业的变迁:元传播范本的消解

  

   (一) 新闻业的变迁

   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这一阐释有一基本预设, 即新闻生产的基本模式是工业化情境下的组织化生产, 新闻制作是在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一个全时的职业 (occupation) , 它本身因此带有精英主义的、维护职业群体特殊利益的取向, 即职业群体运用专业知识来把持专门性工作 (Abbott, 1988;Freidson, 2001) 。社交媒体和移动终端的出现, 打破了这样的行业垄断, 瓦解了封闭的管辖权所保障的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界定和他们呈现新闻事实的文化权威, 也冲击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这个正在发生中的变迁是全面而且深刻的, 在很多人看来, 它意味着新闻业正面临“危机” (Alexander, 2015;Zelizer, 2015) , 至少是处于不成型的“液态” (Deuze, 2008) ;与新技术密切相关的这些变化, “似乎从技术层面瓦解了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基石” (吴飞、田野, 2015:15) 。

   对于一些持有杜威式民主理念的人来说, 新信息技术所激发的这些变迁恰恰是事实性信息生产和流通的民主化, 是公众获得更多机会、在更多样和开放的平台上参与公共生活的表现。譬如, 早在2003年, 针对博客等用户生产内容的媒体, 美国资深记者吉尔摩 (Gillmor, 2003) 就撰文宣称, “互媒体登场了!”。吉尔摩的这个理念在鲍曼和威利斯 (Bowman&Willis, 2003) 撰写的一份报告中得到进一步阐述, 却在中国的语境下扭曲为对所谓“自媒体”的想象和实践。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 (Kovach&Rosenstiel, 2004:7) 对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业变迁作出了同一路径的解读:

   新闻业这个受人尊敬的职业现在正面临这个罕有的历史时刻:它作为新闻的把关人权威受到了多重的挑战, 不仅来自技术和竞争对手, 而且可能来自它所服务的公众。配备了简便易行的网络出版工具, 不间断的连线, 以及愈来愈强大的移动终端, 在线的受众拥有了必备的手段, 以成为新闻和信息的生产和扩散的主动参与者。

   对新闻业正经历的变迁, 文献中还有采用其它路径的论述。我们无意在此详述, 只需概括为如下几个转变:新闻生产从20世纪的组织化生产转向21世纪开放的、草根大众参与的共同创作 (Gillmor, 2004) 或“社会交往式生成” (谢静, 2016) ;新闻传播从事实性信息的单向讲授模式 (lecture mode) 转为多向、互动和流动的讨论模式 (conversation mode) (Marchionni, 2013) ;新闻文本从呈现事实性信息、采用已知风格或文本类型 (genre) 的叙事转变为对个体化的、随意和多样的众声喧嚣的某种聚合 (aggregation) , 包括通过个人的信息推送 (news feeds) 或者网络平台的算法而实现的新闻布展 (curation) (Bruns, 2011) ;新闻的功能从呈现经过核查和筛选的事实性信息、为公共生活设置议程, 蜕变为碎片、弥散、时时微更新的醒觉系统 (awareness system) (Hermida, 2010) 。这些论述, 似乎都在描绘“ (传统) 新闻业将被替代的宿命”。

   和亚历山大 (Alexander, 2015) 一样, 我们拒绝接受这一宿命, 认为这样的论断缺少足够的经验支撑。但是, 以上的概括至少显示, 曾经为人们熟知的新闻样态和实践常规正在被消解, 新闻业已进入了何去何从的探索状态。也就是说, 正处在变迁中的不仅是新闻 (news) 以及对“什么是新闻?”的理解, 更是践行特定观念体系的新闻 (journalism) 这个科目 (discipline) (Deuze, 2005;Nerone, 2013) 。也就是说, “新闻该如何做?应当由谁来做?应当按什么规范来做?应当为什么而做?”等一系列问题, 都处于开放待定的状态, 回应新的历史条件的答案也在形成过程当中。

   更进一步说, 新闻业正在发生的变迁, 就是解答这些基本问题的理念体系的变迁。从新闻业的生命史来看 (Schudson, 1981, 2001) , 构成新闻科目之“主义” (the-ism in journalism) 的这些理念 (Nerone, 2013) , 是公共生活规范体系的一部分。亚历山大 (Alexander, 2015:17) 因此把新闻业称作“民事的机构” (civil institution) 。他指出, “中立的立场, 客观的视角, 维系的距离, 反思性解读, 关于社会的叙事等, 至少按此时此地的理解, 都不仅指向新闻这门手艺的细节, 甚至不限于专业的伦理, 而且指向更加广阔的民主生活的道德组织”;也就是说, “专业新闻业视为神圣的行为规范是上下的联结:往下是日常的生产实践, 向上是公共生活的道德”。

   如此观之, 当前新闻业的变迁, 其核心是“规章”重塑, 也即探寻在新技术和全球化的时代, 我们应当以及可能建构何种公共生活?形成新闻与公共生活的何样勾连?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 这些“规章”即是关于我们公共生活中如何交往的共享常识和伦理规范。它界定不同情境下的公共——即具有开放、多元、平等和容纳的空间, 人们在这个空间展开交往的应然方式, 追求相互理解的交往目标, 建构协调性社会行动的事实基础。也就是说, 以交往行动模式为架构的公共生活的伦理规范 (Habermas, 1984) , 构成了我们探讨新闻专业主义的“元传播范本”。

   (二) 何为“元传播”?

   “元传播”的概念来自美国人类学家贝特森 (Bateson, 1973) , 即关于传播的传播。在贝特森看来, 人类任何一次言语的交往, 都在多个抽象程度不同的层面同时发生。第一个层面是传播, 即信息的传递, 其载体是语言或其它信息承载手段;第二个层面是针对该信息传递的元传播, 即界定信息传递活动发生的情境, 传达所使用语言的规则, 它使得所传递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行动皆具有交往双方可互解并共享之可能。如果说传播是信息的传递, 元传播则隐含其中, 是该信息传递活动所遵循并得以完成的脚本或规章。

   在论述了这二者的区分和共时的基础上, 贝特森认为, 元传播由两类活动构成: (1) 提供互动的符码 (codification of interaction) , (2) 界定并理解相互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 其一, 任何“指代性传播 (denotative communication) 都只有在词汇和语句如何与所指代物体和事件相关联的元语言 (metalinguistic) 规则形成之后才有可能” (Bateson, 1973:180) 。其次, 任何一次传播活动都发生在特定预设 (premise) 的框架 (frame) 内;该框架包含了特定内容, 排斥了其它内容;如同一幅画, 它的框架“告诉观画者不要以同样的解读方法对待画框外的墙纸和画框内的绘画” (Bateson, 1973:187) 。

   因此, “元传播”理论告诉我们, 当展开交往时, 我们不仅相互传递信息、建构意义, 而且相互告知在做什么, 相互之间存在或可能正试图建立什么关系, 以及交往发生于何种特定的社会情境。这些内容往往是隐含的 (implicit) , 是交往主体对社会常识的调用;而这类常识即是一个社会共享的知识储备 (Berger&Luckmann, 1966) , 其中包括了在该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采用而且往往毋需明言、心照不宣的“常人方法” (Garfinkel, 1967) 。也就是说, 人类的交往活动千变万化, 但归根结底却是特定人类观念的践行。这些元素——语言及其使用的规则, 情境 (包括相关人士的角色和相互关系) 的界定, 适用的交往礼节和伦理, 如何应用这些必要“常识”的共享规则, 等等, 共同构成交往主体可随时调用的共享知识, 成为规范交往活动的“模版” (template) 或“脚本” (script) ;它们具有结构的功能, 规制每一次传播过程中的活动之展开, 支撑意义在其中的形成, 因此可被称为“元传播范本”。

   “元传播”当然不限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 在中介的传播过程中, 它同样不可或缺。所谓“中介”, 指的是两个相区分的元素、成分或过程之间的连接, 它可以是某种社会机制, 也可以是某种技术介质, 对于关注媒介的传播学者来说, 更是物化了特定社会制度和媒介逻辑的传媒 (Silverstone, 2002;潘忠党, 2014) 。所谓“中介化”就是社会交往和关系经由这些中介而发生, 并因此部分地受中介物件或机制所形塑的过程。这种“既是技术的, 也是社会的”逻辑和规则 (Silverstone, 2002) , 是媒介时代“元传播范本”的重要构成元素。

   由此我们也可以推论, 信息技术的发展, 当然也就可能开始消解“元传播范本”中那些由“旧有”或“传统”技术所生成的元素 (如电报、情书从文本到行动及其文化规范都消失或凋敝了) ;社会结构的变迁——它往往在与新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相互作用中发生——也会消解“元传播范本”中的相应元素 (譬如, 在中国曾经进入家家户户的有线广播喇叭, 以及通过它而传递的政治鼓动) 。丹麦传播学者延森 (Jensen, 2016) 采用这一思路探讨了数字媒体 (digital media) 的引入和传播形态与结构的变迁。他认为, 数字媒体可被看作是“元媒体” (meta-media) , 因为它将新、旧形态的媒体整合于同一技术平台;它们也成就了新形态的“元传播”, 即传播发生的不同条件和情境, 而且还可追踪、记录传播活动的各种构成元素, 形成所谓“元数据” (meta-data) , 被系统管理者和第三方机构用以实施相应的监控或营销等社会控制手段。

   (三) “元传播”视角下的新闻业变迁话语

   采用“元传播”的理论视角再回顾关于新闻业变迁的话语, 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专业主义”如何正在元传播层面被消解。以下考察的这些话语文本都来自公开的平台, 有些是学术或行业期刊正式刊载的文章, 有些是“自媒体” (如个人微博) 或微信公众号登载的文字。这些文本的作者, 有些是新闻传播学的学者, 有些是 (或曾经是) 职业新闻人或媒体人;除了这样的身份区分外, 他们还处在政治意识形态光谱的不同位置。因此, 虽然我们无法涵盖所有相关文本, 也没有运用随机抽样法来选择文本, 但是, 这些文本大致包括了中国当下关于新闻业变迁中新闻专业主义何去何从的主要观点。

这些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 (1) 新闻专业主义正在走向消亡, (2) 必须“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理想, 和 (3) “新闻专业主义”不过是西方的意识形态披褂, 必须批判。第三种观点不需在此多讨论, 因为对它的表述虽有不少是严肃的学理批判 (王维佳, 2014;陈世华, 2017;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 2005) , 但在很多时候只是粗暴的政治宣判而非学术探讨 (童兵, 2015;张涛甫, 2016) 。已有不少学者撰文, 或以史料或以逻辑论述之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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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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