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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双语词典编纂与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知识的获取

更新时间:2021-07-28 14:44:51
作者: 元青  
1831年开始进入中国内地,先后以东印度公司译员、医生及驻华英国使团汉语秘书等身份多次北上考察。为了取得更好的考察效果,郭实猎甚至取中国名字,穿中国服装,并先后到达厦门、台湾、福州、宁波、定海、上海、天津等地,利用给中国民众散发宗教书籍和治病的机会,广泛了解各地民俗风情和经济社会情况。在天津,郭实猎曾应邀到一位福建商人家里过中秋节;在上海,他曾违规进入城内活动,并到宝山、吴淞、崇明一带活动。27这些活动,虽为殖民主义者所利用,但对郭实猎成长为一名中国通、中文著述最多的新教传教士有重要作用。

   长期在福州一带传教、生活的卢公明,为学好汉语与中国文化,一方面请中国老师教授官话与福州方言,并通过用当地方言诵读圣经、唱歌和祈祷的方式习练汉语;另一方面特别注重对福州社会、文化的考察,举凡当地的各种习俗风尚、民间信仰、俚语俗谚、联句等,皆在其关注研究之列。他还利用到天津、上海短期传教、居住的机会,搜集天津、上海地区的很多民间谚语。这些成果被卢公明吸纳进他著名的双语词典《英华萃林韵府》(VocabularyandHand-bookoftheChineseLanguage,?RomanizedintheMandarinDialect)和英文著述SocialLifeoftheChinese(《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成就了他域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业绩。

   早期传教士来华时尚处于清政府禁教时期,他们在华显然无权以宗教人士身份进行社会与文化考察活动。但通过介入和参与东印度公司及西方殖民政府的对华经济、政治活动,传教士们达到如下目的:一方面直接服从服务于西方殖民政府及垄断对华贸易的域外企业的政治经济利益;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在华传教事业,为将来开辟教区、设立教堂、发展信徒奠定基础,同时也是赚取个人经济收入的重要手段。正是通过介入、参与这些政治经济事务和相关的社会调查活动,传教士们获取了更多的汉语及中国社会文化知识,这也成为他们学习、了解、掌握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渠道。这里,其获取中国知识的过程叠加了传教利益、殖民利益的考量。

   学习掌握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中文书籍是必不可少的学习材料,大量求购中文书籍成为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另一件孜孜以求的重要事情。马礼逊、卫三畏的经历最有代表性。马礼逊在华期间正值清政府厉行禁教政策,严禁外国人购买中文书籍。尽管如此,通过委托中国人代买等方式,马礼逊陆续购买、积累了大量中国书籍。从1807年初到广州后买到第一部重要的中文书籍、“由满洲人所编”32册的《康熙字典》,到1809年12月,马礼逊已购置了包括“中国的经典作品、天文、地理、律例、历史、宗教、解剖学和中医学等”在内的1229册中文书籍。到1823年3部6卷《华英字典》全部编纂完成出版时,马礼逊收藏的中文书籍已达上万册,“其中很多书得来不易”,“有些书是罕见的珍本”。28卫三畏1845年回国休假时曾赴欧洲游历,在巴黎特意参观了法国皇家图书馆,对那里“极其丰富”、许多“在中国也难以买到”的中文藏书极其艳羡。他通过多种途径,也收集了包括满文书在内的许多中文图书。当编纂词典时,卫三畏就常常与中国助手和当地学者从这些书中“寻找例句”。29传教士购买、搜集的丰富中文书籍,成为他们获取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极为重要的教材,也成为编纂双语词典无可替代的中国典籍来源。

   三、双语词典的中国典籍来源

   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的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成为其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的利器。其编纂体例与方法,乃至汉字词目的释义,就参考借鉴了中国的字书、韵书等传统辞书;而书中汉字词目所举例证(包括词汇、短语和句子),则涉及中国古代典籍的几乎所有部类和丰富文献。

   中国的辞书典籍源远流长,著述众多,传统上归入经部小学类,其中《尔雅》《广韵》《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为中国传统辞书代表之作,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传教士的双语词典编纂实践显然继承了中国辞书编纂的悠久传统。马礼逊在《字典》(A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导论中曾广泛提及中国传统辞书,对包括《说文》《字汇》《切韵》《唐韵》《广韵》等在内的字书韵书,结合汉字结构、读音,阐述其源流沿革,如数家珍,尤其对集传统辞书典籍大成的《康熙字典》的成书过程、特点、优长与不足加以论列,彰显了他对中国辞书文化的熟稔。他在词典的宏观结构上遵循了《康熙字典》的汉字部首排列法,对收入《字典》的4万多个汉字,按照汉字的214个部首及笔画顺序进行编排。对《康熙字典》于《字典》编纂的基础性作用,马礼逊明确指出:“我所编的字典是以《康熙字典》为基础,第一部中收录的字数和排列参照了《康熙字典》。”此外,字目的释义和例句的一部分也来源于该字典。30马礼逊的《五车韵府》,其书名、所收的12674个韵字字目及其编排方式,直接取自明末学者陈荩谟所著《元音统韵》中的《统韵》部分(此部分被后人独立成书,名为《五车韵府》)31,其贡献在于为西人学习汉语提供了更为习惯和便捷的音检系统,即按照汉字读音的罗马首字目顺序排列的编排方法。关于二者间的文献联系,马礼逊明确说,“这部字典的主要来源《五车韵府》是由陈先生(ChinSee-sang)编辑的。据说他将毕生的时间花在收集该书的词汇上”,“《康熙字典》中有很多部分源于该书”。32麦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也译为《福建土话字典》,ADictionaryoftheHok-KeenDialectoftheChineseLanguage)采用了福建方言读音、汉字、汉字英文释义、中文例证(包括福建方言注音和官话注音)的编排方式,其体例充分借鉴了福建本地的辞书。麦都思承认,该词典“是在一部本土的福建方言字典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这部字典出版于1818年,书名是《十五音》,内容包括读书音和白话音的准确读音和声调”。33卫三畏的《英华分韵撮要》(ATonicDictionaryoftheChineseintheCantonDialect)也“参考了前人编写的词典”34,《汉英韵府》(ASyllabic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则是对《英华分韵撮要》“整体上的修订”,而“调整词条的基础”是清人樊腾凤编纂的《五方元音》,同时参照了《康熙字典》的部分内容,“词源上的定义”则来源于“1787年出版的《艺文备览》”,引用的大量短语来自“10卷的《佩文韵府》和120卷的《骈文类编》”。35可以看出,近代早期传教士编纂的双语词典,系统运用和呈现了中国传统辞书在编排方式、体例、汉字读音与释义、例证引用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使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学习者在初得汉语学习门径时,就充分领略了中国的辞书典籍与辞书文化。

   关于近代早期传教士双语词典例证中所呈现的中国文献语料来源的丰富性,词典文本正文内容更足资证明。本文从其时马礼逊、麦都思、卫三畏等几位主要词典编纂者的词典作品中各选取一部,加以分析说明。

   首先来看马礼逊的《字典》。它是《华英字典》最重要的部分,共3卷,分别出版于1815年、1822年、1823年,其篇幅占整部《华英字典》的3/5。检视其正文内容,可以看出其每个汉字字头下罗列的汉语词汇、短语、例句,包含着海量的中国文化知识信息,引用了丰富的中国典籍文献。36如引自老子《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12页);引自《论语》和《左传·昭公七年》的“三思而后行”,“士文伯曰:政不可不慎,务三而已。一择人,二因民,三从时”(第15页);引自《礼记·坊间·曾子问》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第17页);引自戴侗《六书故》的“人生三十而壮有室,始有子,七十而老老而传,大约当世用事者三十年,故以一传三十年为一世”(第21页);引自文康《儿女英雄传》的“牡丹虽好终须绿叶扶持”(第29页);引自《汉书·董仲舒传》的“行高而恩厚,智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义主矣”(第30页);引自《礼记·中庸》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第38页);引自《后汉书·孔融传》的“小而了了,大未必奇”(第43页);引自《诗经·小雅》的“君子来朝,何锡予之”(第44页);引自《周易》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第53页);引自《孟子·告子章句下》的“君子不亮,恶乎执”(第57页);引自《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第60页);引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第63页);引自《好逑传》的“一偕伉俪,便是白头相守”(第78页);引自《孙子·谋攻》的“用兵之法,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第79页)。从马礼逊《字典》第一卷前80页中随机挑选16个字头下的16个短语或例句进行查考,涉及的中国典籍就有经部《诗经》《论语》《左传》《孟子》《礼记》《四书章句集注》《六书故》;史部《汉书》《后汉书》;子部道家《道德经》,兵家《孙子》,蒙学类《三字经》,小说家《儿女英雄传》《好逑传》等。引用中国典籍类别之广、文献之丰令人惊叹。

   有研究者曾对马礼逊《字典》所引书证及其分布进行考证,发现其中国典籍语料来源有947条。其中引用最多的文献《诗经》,有220条,占总数的23.23%;引用儒家经典8部,例句401条,占总数的42.24%;《史记》《汉书》等史学文献8部,例句108条,占总数的11.4%。此外关于佛教、道教、蒙学、小学等类的中国文献,亦有一定数量分布。37有研究者专门梳理了马礼逊《华英字典》中收集的中国成语和谚语,统计出其中《字典》收集的53个成语,出自中国各类典籍文献40多部。38还有研究者统计,马礼逊《字典》引用中国典籍至少有107部,除转引借鉴自《康熙字典》外,马礼逊参考的中国典籍至少有57部。39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尚待检验,但进一步佐证了马礼逊词典中国文化知识来源的广博性。

   再来看麦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在这部中等篇幅(正文758页)的词典中,同样包含源自各类中国典籍文献的丰富例证。翻检词典文本,大量熟悉的中文短语、例句映入眼帘:如引自《诗经·关雎》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第2页);引自《论语》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第16页);引自《礼记》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第24页);引自杜甫《新婚别》的“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第33页);引自《庄子·齐物论》的“庄周梦为蝴蝶”(第34页);引自王勃《滕王阁序》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第36页);引自《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第44页);引自《东汉观记》的“蔡伦用树皮及敝布、渔网为纸”(第55页)等。据笔者对该词典前50页的不完全统计,其列举的中文短语或例句,出自中国典籍文献多达30余种。引用最多的文献集中于儒家经典,如《论语》,50条;《孟子》,46条;《诗经》,34条;《尚书》,15条;《左传》,13条;《礼记》,12条;《易经》,8条;《大学》,5条;《中庸》,4条;《周礼》,3条;《尔雅》,2条。此外还包括《战国策》《汉书》《东汉观记》《后汉书》《晋书》《唐书》《新唐书》《宋史》等史部类文献,《庄子》《吕氏春秋》等子部类文献,杜甫、王勃、王之涣等人的诗歌和清朝华希闵的《广事类赋》等集部类文献。40对中国古代典籍涉猎之广,同样令人惊叹!

再看卫三畏的《汉英韵府》。该词典是卫三畏编纂双语词典的代表作。为分析其对中国典籍文献的参考引用情况,我们同样对其正文前50页的部分例证进行中国典籍溯源。41如:“泽臻四表”(第16页),引自《后汉书·章帝记》;“宜而子孙振振兮”(第18页),引自《诗经·螽斯》;“朴虽小,天下莫能臣”(第20页),引自《道德经》;“百工惟时,抚于五臣”(第21页),引自《尚书》;“嘉言孔章”(第23页),引自《尚书·伊训》;“顺天者昌”(第26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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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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