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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历史意识与比较视野——读李金铨教授的《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更新时间:2021-07-28 11:00:20
作者: 吴飞(浙江大学) (进入专栏)   李佳敏  
李金铨教授欣赏的萨义德也特别提倡学者站在边缘看问题,态度严谨,却愿意冒险,敢问别人不敢问的问题,敢对权势者讲真话,敢于关心受迫害的弱势团体(李金铨,2015)。李金铨教授批评说:“现在整个社会科学受实证论的影响很大,一味向自然科学的方法靠拢,远离人文的核心关怀。”(李金铨,2019:543)

   人文的核心关怀,并不意味着做不出科学的研究。米尔斯强调研究者选择研究哪些问题时,涉及价值;使用哪些核心观念来阐述这些问题,涉及价值;而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也受到价值的影响。他分析说,“在美国,自由主义已经成了几乎所有社会研究在政治上的共同尺度,也是几乎一切公共修辞和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泉”(米尔斯,2017:118)。因此,他建议,就观念而言,目标应当是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中立”的术语,自觉意识到传承的价值意涵,并主动加以阐明。而就问题来说,目标同样应当是清楚了解选择问题时秉持的价值,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在解答问题时怀有评价偏见,无论这个解答把人引向何方,也不管它可能具有怎样的道德意涵或政治意涵。李金铨教授不只一次批评传播学者,往往“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仿佛躲进自筑的一道墙围,得到心理安全,拒绝与外界来往的压力,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李金铨,2014:62)。他认为:“社会科学毕竟是研究人与社会的学问,一旦抽空了人文的意义,很可能本末倒置,变成技术挂帅,问题干枯,结论自然索然无味。”(李金铨,2019:544)

  

   四、见微知著

  

   李金铨一直鼓励我们做研究时,要培养和坚持问题意识,以小见大,做有“想象力”的新闻传播研究。他喜欢以“牛顿的苹果”(牛顿从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看到地心引力)为喻指出,个案以小见大,看结构,看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看表面现象背后所牵引的力量和所表现的规律,从而引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智慧、洞见和看世界的方法。同时,他在分析时,注意做到在具体的分析以后不忘随时综合,也就是在具体和抽象之间不断移动,既分析又综合,看大又看小。

   这种研究理路,似乎受到了米尔斯的影响。米尔斯指出:“每一位自觉的思想家都必须随时意识到(也因此随时有能力控制),自己正在怎样的抽象层次上进行研究。有能力自如并明确地来回穿梭于不同的抽象层次之间,正是思想家具备想象力和系统性的标志性特征。”(米尔斯,2017:47)米尔斯借用了查尔斯·M.莫里斯在《符号理论基础》中的观点,划分了研究者进行理论抽象时会采用的三个不同的面向:一种是考察词语代表什么意思,即“语义”面向;一种是结合其他词语来考察,即处理它的“句法”特征;另一种是结合其使用者来考察,即“语用”面向。他批评说“宏大理论”往往沉溺于句法,却无视语义;而抽象经验主义抓住的也是研究过程中的某个关节部分,任其支配头脑。他甚至明确批评美国的舆论研究,“既没有更准确的说明‘公共意见’的意涵,也没有重新梳理该领域的重大问题”(米尔斯,2017:71)。他写道:“要是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这两类研究风格逐渐形成学术上的‘双头垄断’,甚或者成为主导性的研究风格,将会对社会科学的学术承诺造成巨大威胁,也深深威胁到有关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的角色的政治承诺,因为依据古典传统,人们认为西方社会的文明中始终具备这样的角色。”(米尔斯,2017:164)米尔斯所肯定的则是他称之为“经典社会科学”,以马克思、韦伯、斯宾塞、涂尔干、曼海姆为代表的经典社会科学家既不是从微观研究中“逐步筑就”,也不是从概念阐发中“演绎而出”,而中“力图在同一个研究过程中同时进行筑造和演绎,而要完成这一点,靠的是对各项问题进行反复而充分的梳理,并给出充分的解答”(米尔斯,2017:178)。他们“会以适宜的方式梳理问题,使其陈述融合形形色色的人所遭遇的大量具体情境和私人困扰,而这些情境又会从更大的历史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角度被定位”(米尔斯,2017:180),他们“都很关注他们所处时代的显著特征,以及历史如何在其中被塑造出来的问题;他们都关注‘人性的本质’,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开始盛行的个体多样性”(米尔斯,2017:230)。

   李金铨教授同样认为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理论华美殿堂太抽象,从概念跳到概念,总在观念世界打转,和经验世界是脱节的。李金铨介绍说,他曾亲耳听见形式主义者说,《纽约时报》和苏联的《真理报》同样为权力服务,没有什么不同。他批评说:“这样大而化之,仿佛全世界各地‘太阳都从东边出来’,那样说有什么意思呢?结构决定论走到极端,推出这样荒谬的结论,让你怀疑社会分析的价值。”(李金铨,2019:520-521)相反他自己“向往的是圆融境界,看问题不愿意绝对化,我强调的是条件性、具体性、互补性和辩证性。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艺术境界,不拘一格,在学术传统中得到滋养,却又自由自在,不受既定的成见和俗义所羁绊”(李金铨,2019:532)。

   说“见微知著”并不意味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好的学术研究,要从小处入手,但有大的理论追求。因此,能否做细做精是基本功,而理论抽象更是理论建构的必要。否则,仅看见毛细血管似的细枝末节,却看不见经络的走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理论建构者。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埃利诺·奥斯特罗姆谈到自己提出的重大理论突破前,发现已经有很多的相关个案的研究文献了,许多案例研究“涉及到的学科有乡村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森林学、灌溉社会学和人类生态学,还包括地区研究,如非洲研究、亚洲研究、西欧研究,等等。学者们主要引用的是由他们自己所在学科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那些或许在同样的资源部门或地理区域进行研究的学者的成果,很少引用来自非作者所在学科、部门或地区的文献。结果是积累了大量高度专门化的知识,这些知识或没有得到多少综合,或没有被应用相关的政策问题”(埃利诺·奥斯特罗姆,2012:导言3)。李金铨教授的功夫体现在,既可以做精细的实证研究,又能够从相对高的理论层面分析,这使得他的论证不会流于天马行空式的大词说理,也不会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五、风格化的表达

  

   李金铨教授的写作,是新闻传播领域少数具有风格化写作的学者之一。他的文字,只要读上一段,就可以识别出来。这种风格化,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重现象学的分析。李金铨教授在介绍自己的学术经历时写道:“1971年到美国念书,碰到一些名师,有了榜样。在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中心读两年硕士,碰到施拉姆(Wilbur Schramm)、罗杰斯(E.M.Rogers),我把他们写的书从图书馆搬回去读了个遍。之后到密西根大学念博士学位,更是遇到了很多很有名的社会学、政治学老师,奠定了我学术的兴趣和基础。我念的是跨科系项目,由新闻系和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心理学系合办,我有六成以上的课都是在社会学系和政治系选的,于是养成了我的思考习惯,不断把新闻媒介联系到政治、经济、文化架构,一方面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脉络来看新闻媒介,一方面从新闻媒介折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这个聚焦的方向,跟传统读新闻系上来的不一样,他们多在媒介里面看媒介。”(李金铨,2019:565)他认为学术有公共性,不是在学苑内关起门自娱。他在解释他为何从实证主义(包括统计)转向现象学分析时说道:“实证主义那些以科学为名过于操作化的,太技术化的,不敢问大问题的,只敢躲在一个小问题里寻找安全感的,弄来弄去就换几个变项的,都不是我要追求的。那样琐碎的精确,有什么意思?我的学术旨趣自自然然离开实证主义。我相信社会科学是经验科学,但怀疑是否必须削足适履而以实证为‘主义’。相反,他发现“现象学一方面追求‘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因果关系,一方面注入很多文化意义,两者兼备,合乎我的脾性,对我的启发很多。”(李金铨,2019:527)他赞同韦伯兼顾自然科学的“因果足够性”和人文学的“意义足够性”。因此他认为,学统计固然帮人理出纷乱世界的因果秩序,但人的社会除了因果,还涉及丰富而复杂的意义。“现象学强调互为主观(intersubjective),也就是主客互融,而主观与客观之间当然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彼此的关系随时空而变化。”(李金铨,2019:528)

   第二,理深而词约。现在学界有一种流行的倾向,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文字往往深冷偏硬,许多人的文章难阅读也难理解。相反,李金铨教授的文章结构简明,意义丰富,表达也很流畅。李金铨介绍其体会时指出,他曾经跨越11年反复阅读将近500篇《纽约时报》对华政策的社论和专栏,写成一篇《建制内的多元主义》论文。如果读者只想知道结论,他可以用一两句话概括;如果读者想知道多些,他可以提出话语分析的三个意识形态框架;如果读者想知道细节,他可以一层一层剥解,详细说明每个框架的预设、道德诉求、内容、比喻、证据、历史发展脉络的常与变,乃至于评论界内部左中右论据的异同。他说:“我不一定做得好,但我的理想是希望做到能上(理路),能下(材料),既具体又抽象,呈现多元的言论光谱,而在分歧中见统一。”(李金铨,2019:529)

   第三,深刻的反思性。李金铨教授阅读广泛,对政治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文字都有涉猎。但他读书,而不尽信古人,始终保持着学术的反思性。如他批评亨廷顿、批评一些细枝末节的传播实证研究、批评帕森斯的宏大理论,批评传播研究的“内眷化”(involution),批评美国学术的狭隘偏颇,批评国内新闻传播学者对西方研究的亦步亦趋的模仿(如他认为,在新闻专业主义和公共领域方面的分析,硬套西方的理论就比较严重),他对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对那些以“中华中心”取代“西方中心”的说法也深刻质疑。他指出:“社会科学必须解释日常生活的结构以及人类活动的各种意义,这些都必须要靠高度反思和互为主观的方式才能达成。”(李金铨,2019:127)他明确指出,纯粹“从传播看传播”,理论资源如此贫乏,特别是那些从新闻系内部产生的“理论”,通常和更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脉络脱节。家底本来就薄,关起门自娱,情形更为不堪,焉能不边缘化?

   总之,读李金铨教授的著作,能够体悟一位才高德厚者身体力行之伟力。古人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无论是这本书前半部分的论述,还是后半部分的访谈,字里行间透出的都是先生神闲气定的平和之风。古代曾叹“德8如毛”却少有人达成者,但在几篇访谈文字中,我们深切切感受到李老师对后者的教诲可谓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对一些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如丁未、李红涛、黃顺铭)奖掖有加。2019年5月27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传播学会(ICA)2019年会上,华人传播学者李金铨当选会士(ICA Fellow),以表彰其对传播研究的卓越贡献。在我们看来,这是真正的实至名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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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大学》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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