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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佳 张慧瑜 王洪喆:以媒介作为方法:关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发展路径的对话

更新时间:2021-07-28 10:46:56
作者: 王维佳   张慧瑜   王洪喆  
在海外学习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青年学者洪宇、唐旻等研究中国通信制度、互联网公司兴起的过程。

   这些新的研究显示了新一代新闻传播学者更有理论自觉和学术自主性,前者指的是对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有反省,不再像八九十年代那样把这些“理论套路”当成不言自明的“先进”知识,而是放在西方社会、政治的特殊历史中来认识;后者指的是重视中国经验以及中国的特殊性,尝试在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中建立更多层次的对话关系。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其实还有一些困境和难题,如全球视野不足、中国意识不足、对新技术不敏感等。

   王洪喆: 在我的理解中,新闻传播学的典范知识、新闻传播职业的典范伦理和认同,同我们所处时代之间的互构关系,是新闻传播学的核心关切之一,也是当下新闻传播职业再生产面临的关键挑战。

   在《作为劳动的传播》(王维佳,2011)的最后部分,作者指出新闻从业者劳动状况的“自在”和“自为”,不能脱离新闻传播专业的知识生产、职业认同和意识形态去理解,即必须回到社会再生产的历史分析去理解传播劳动。某种程度上,《媒体化时代》(王维佳,2020)可以被看作是这一问题意识的具体展开,从而也就并不偶然地践行并拓展了丹·席勒在《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席勒,2012)中所运用的历史方法。而这种将文化和劳动综合起来进行历史化分析的方法,又回应了转折时期剧烈变动的建制化新闻传播知识和职业的再生产,成为认识新的普遍性的智识努力。

   新闻传播专业当下所面临的转型,学人和职业工作者在认识论上尚未能充分把握。思维惯性和形式逻辑会使得我们习惯性操演“技术迭代与社会变迁”的线性解释框架,从而错失了对这个典范化尚且不足百年的领域的自反性认识。

   新闻传播知识的建制化与资本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运动有着直接的互构关系。这种知识型假设了新闻人的职业自治、公众监督和知情权,同媒介市场地位和商业化运作之间“自动”的共同演进。由此,如同哈贝马斯对19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做的历史考察,现代市场新闻业和新闻传播学科的兴起也可以被看作是20世纪资本主义运动的阶段性产物,它的持续运转建立在新闻职业的阶级代表性、技术和产业条件、阅读公众与政治参与、政治文化之间的特定历史构成关系当中,进而新闻业在今日所面临的危机和新闻传播学科的转型,也必须被还原到这些历史条件解体重组和资本主义的当代转型当中去理解。

   如《媒体化时代》中所不断提示的旧有建制化力量的溃败,可以启示我们发问:在“历史终结论”终结之后,新的建制化过程会在怎样的历史运动中诞生,是否还会遵循20世纪的旧有范式,学科的时代使命会坐落在哪里?这些都将是学科所面临最急迫挑战。

   王维佳: 的确,新闻传播及其专业知识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有直接的同构关系,自然也会随着时势的变化而转型。如果说前一时期的新闻传播研究受到大众媒体繁荣发展和全球化理念一匡天下的影响,那么当前这两个要素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并对已有的知识体系形成强烈的冲击。我曾经专门讨论过数字化时代新闻生产变革的问题,分析了已维系近两百年的传统媒体产业模式为何会逐渐走向终结(王维佳,2020)。通信效率的提高和智能计算的进步带来了内容采制的社会化、内容分发的平台化,以及将信息服务、用户反馈、注意力售卖进行无缝衔接的新模式。这种极高的获利效率自然使大量资本和社会资源逃离传统媒体(以及其他的传统信息服务行业)而涌入新兴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带来了效果反馈的迅捷和精准,而平台企业的垄断权力碾压式地凌驾于无数内容生产者之上。从社会文化上看,这两点变化极大地压缩了知识分子自主性反思、创新和表达的空间,是传播的商业机制走向极致的结果。同样重要的是,当作为传播渠道的互联网企业从具体而繁杂的信息生产中剥离出来,吞噬各种社会资源,并开始主导和规范各种信息传播活动时,它已经在数据通信网络之上构筑了一层新的传播基础设施,也是一层新的权力体系,并与国家、社会、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构筑了各种新型的复杂关系。新闻传播学停留在以往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中的微观观察已经难以与时代前沿对话。我们不仅要对传播实践领域复杂政治经济变动现象进行汇总和阐释,也要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技术、资本、政治之间关系的新洞察,还要关注到信息经济背景下无数人的工作、生活处境等社会领域的新变化。这些问题召唤着传播学者冲破旧范式的象牙塔,重新走入传播实践的田野,构建新的历史与社会想象。

   至于世界局势的变化,说起来似乎十分宏大,但是却细致入微地影响着我们学术判断和问题意识的一些根本面向。“后金融危机”时代是一个全球经济的重要历史转折点。2008年之后,世界贸易与产值的比例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停滞时间最长的一次。与此同时,全球贸易的总规模、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全球产值比例也在金融危机之后一蹶不振。种种现象显示,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正在发生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非常引人瞩目。以新中国成立后搭建的完整工业体系为基础,加上改革开放后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引进技术,中国企业开始迅速地在全球产业链中向上攀升,在很多高科技领域展现出后来居上的趋势。与此同时,外汇储备迅速扩张并长期持有大量美债的中国经济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寻求更广阔、更可持续的投资空间,由此开启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一系列区域性经贸、金融、产业合作都开始蓬勃发展。这一系列变化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保护主义的抬头和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近来已经频繁有学者用“新冷战”来描述我们正在经历的国际关系转变。

   这些转变对于新闻传播研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以“媒介”作为研究对象,似乎使得这个学科天然拥抱着互联互通的普遍主义想象。这种想象在肇始于冷战的现代化知识工程和冷战后的“历史终结”“平的世界”中显得如此正确、合理、自然。突然间,主权控制、市场保护、贸易壁垒、科技竞争、遏制排外成为全球传播业中的新趋势,过往主流知识的解释力与合理性正在全面溃散。面对华为、中兴、字节跳动等通讯传播企业遭遇的扩张困境,我们不得不重新从权力控制的角度来审视世界传播格局,把国家、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全球资本等作为理解网络控制与发展的重要分析对象。这些新涌现出的问题也让我们不能再将新闻传播研究关注的焦点仅仅放在内容生产及其文化影响上,从数字通信科技、网络传播设备到基础网络运营再到跨国商业平台,传播研究关注的层面也需要大幅度拓展。近年来新闻传播领域的物质转向、STS转向(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转向),以及对网络基础设施的研究热情应该也是寻求自我突破的一种努力。

  

   三、 以媒介作为方法回应时代命题

  

   王洪喆: 新闻传播实践几乎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所有关键领域,如吕新雨(2018)提示的“传播为花托”,但是新闻传播研究和教学却高度的“内卷化”,缺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缺少与时代命题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联系,这是目前新闻传播学科的首要矛盾。当然,由于历史原因,内卷化不同程度地广泛存在于各个传统学科,而新闻传播研究在20世纪的出现本来是作为打破学科隔离,以时代的问题意识驱动的新兴领域(Peters & Simonson, 2004)。这种起源基因也使得这个学科在历史上一直具有较强的自反意识,不断泛起“领域的躁动”(Gerbner, 1983; Fuchs & Qiu, 2018)。可是这种躁动往往被学人误读为寻求学科建制化合法性的焦虑,但其实恰恰相反,新闻传播研究的本体焦虑一定是在于它是否更新了问题意识,是否回应了时代命题,是否产出了与历史、未来、世界、民族国家、个体日常生活血肉相连的有机知识、故事与人才——总而言之,是否抵抗了内卷化的趋势。

   就中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而言,Zhao(2009)提出了五个“重新(Rs)”:将这一领域“重新扎根历史、重新嵌入社会、重新定义社会变革的行动者、重新介入意义和社区的建设、重现乌托邦的想象力”。随后王维佳和赵月枝合著的《重现乌托邦:中国传播研究的想象力》(王维佳、赵月枝,2010)将传播研究与人文精神讨论的若干议题形成勾连。这些在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重新激起“领域躁动”的努力,为更新该领域打开了局面。

   我个人的研究也是在这样重启“躁动”下起步。具体而言,我的问题意识集中在理解20世纪信息技术发展路线的历史构造、知识类型与社会后果。特别是为理解信息技术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研究必须“重新扎根历史”。中国在拥有全球最快速发展的电子工业和信息经济的同时,关于信息社会的发展理念和相关研究却长期落后,这是理论滞后于实践、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一直尝试用跨学科方法来清理20世纪中国信息化道路的历史经验,围绕自革命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信息化的技术社会史,探讨了信息技术发展路线及其隐含的不同社会理想与技术政治,试图揭示其间的演进路径与内在逻辑,特别是对冷战构造与国家社会主义路线之间的关系从技术政治的角度进行了再审视,对认识信息技术之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构造及其历史遗产提出了一些可能论域。

   受这些过往经验的启发,重启“领域的躁动”,我们是否可以“以媒介作为方法”,重新想象新闻传播研究的当代定位,推动“以媒介为中心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在此提出如下可能的论域:1.国内外媒介史、媒介考古的理论与实践;2.从媒介技术角度重新讨论政治经济史、物质史、艺术史、文化史和思想史;3.媒介史与全球史、冷战史、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交叉研究;4.关于信息社会和信息技术的社会史、思想史和区域国别研究;5.媒介与未来学研究;6.围绕新媒介(数字技术)展开的劳动、消费、文化工业、国族、性别、身份认同、监控、治理、社会想象、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7.新媒介与游戏研究的理论与实践;8.新媒介与后人类主义、新物质主义研究的理论与实践;9.围绕新媒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王维佳: 我很认同“媒介问题”应该在高等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可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领域之一。当然,这个前提是克服洪喆所说的学科“内卷化”。然而,我想在“内卷化”之外再加上一条感性的评价,就是主流传播研究知识贫乏、视野狭窄却又孤芳自赏的“小资产阶级气质”。与之形成对照,我十分欣赏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对传播研究范畴的一个综合性概括。他认为,人类传播涵盖了财产、人员和信息的诸多交换和流动回路,其中包含了交通道路、远距离传输网络和象征性交换手段等(Mattelart,1996)。这一界定不但超越了“媒体”,甚至超越了“信息”,将传播学观照的范畴进行大幅度地扩展,自然也最大限度地容纳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广阔的历史经纬,理所应当具备“高等”和“纵深”的属性。我也曾经从自己的研究兴趣出发,勾勒过一个传播史研究的宏观脉络,这或许是一个颇有野心的研读计划,但也可能为传播学拓展出一片新的空间:首先是将阿契美尼德、罗马、蒙元、奥斯曼等众多古代帝国的传播问题纳入考察和分析的视域。这些帝国如何通过交通网络、通信手段和文化传播达成幅员辽阔地域的治理,特别是如何处理各种跨越种族、民族、语言、宗教和思想体系的沟通协调。这些久远的钩沉或许可以激发当代问题的启示,“跨体系”的交流困境不正是近几百年来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全球传播难题?甚至也是很多国家内部族群矛盾的关键?

       第二个领域我借用阿布-卢格霍德的书名来概括,叫作“欧洲霸权之前世界体系”的传播问题(Abu-Lughod,(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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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hanzhi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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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全球传媒学刊》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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