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维佳:新时代的知识挑战: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面临的几个历史性问题

更新时间:2021-07-28 10:38:03
作者: 王维佳  
这些年轻群体的身份认同已经排除了启蒙派知识分子的各种忌讳, 常常与一个强大的、先进的、甚至是任性的中国联系在一起。在有关“小粉红”“帝吧出征”“战狼二”的热烈争论中, 我们能够分辨出传统知识分子政治语汇的影响力正在迅速衰落, 逐渐丧失了对大众文化发展方向的掌控能力。

  

  

  

   当前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的还不仅是“中国特色”这个意外挑战, 更是“普遍主义”正在全面衰落的悲剧现实。当西方世界的全球化建制派精英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权威流散和信任危机时;当各种右翼的基层社会运动在欧美国家大范围兴起, 直至影响到自由主义政治建制的稳定运行时, 中国部分主流知识分子40年来潜心构造的现代化蓝图正在失去它的历史范本。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开始从冷战高峰期的阵营对峙向单级全球化体系转型, 这集中体现在尼克松政府在国际关系、经济政策、金融体系、科技和制造业体系等各个战略领域的全面“重校” (recalibration) 。它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各种战略资源被重新配置。学者们一般较为重视这个转型过程的经济层面, 例如传统制造业开始从欧美地区转向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而金融业、信息科技、信息服务、文化传媒等屏蔽了传统工会组织文化和福利社会方案的产业则在美国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然而, 这一转变的影响不仅在于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 也意味着这一地带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的全面调整。

   随着产业转型, 欧美经济体中与金融、信息等产业相关的地理区域和社会阶层迅速兴起, 并凭借与日益垄断的传媒行业建立价值同盟而掌控了文化领导权;而曾经作为新政时期社会民主大本营的“铁锈地带” (rust belt) 则被置之不顾, 大量基层劳动者不仅面临经济上的危险处境, 也日益感受到文化尊严和价值认同上的困境。这种越来越大的社会鸿沟孕育着整个西方社会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全面危机, 终于在“重校”40年后的今天集中爆发。从欧洲到美国, 右翼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四处蔓延, 各种抵制全球化建制派的“非主流”政治力量搅动起基层劳动者的怨愤纷纷登台造反。因此, 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单级全球化不仅面临着中国崛起的冲击, 更面对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难以化解的深刻矛盾。从这种模式中建构出台的“现代化方案”再也无法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树立起榜样, 只能由少数建制派的自由主义精英勉力维持。

   对于新闻传播研究来说, 这一变化引发的最大冲击在于媒体行业社会影响力的衰落及其传统运行范式的解体。作为现行全球化方案的坚定拥护者, 欧美国家的传媒业精英与自由主义建制派权威一直处于同一个政治阵营, 因而也成为新崛起的各种社会风潮直接攻击和奚落的对象。我曾经用“媒体建制派的失败”来概括主流新闻界的当下处境。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精英们曾经是深受大众信任的进步主义者和改革引领者, 如今却处于被保守派政客和底层劳工大众夹击的困境。不仅如此, 随着数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大规模采用, 商业传播模式的反馈效率和变现诉求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大大压缩了媒体行业知识分子表达的自主性空间。这些产业经营领域的变化自然会解构掉已然十分成熟的各种专业操作范式, 我们很难设想缺少专业知识分子的商业新闻生产还能保留“新闻专业主义”。这些新变化对于几十年来居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的主导思路形成了巨大挑战。由于缺少对西方社会传媒业运行外部政治经济条件的把握, 而且长期忽视对传媒领域生产关系的分析, 主流传播学者只能错把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实践范式和伦理规范当作是一成不变的完美体系, 当这个体系面临崩溃的时候, 学者们能做的也无非是用“后真相时代”和“无知的大众”来表达无奈和怨气, 甚至空谈保卫专业主义的情怀来画饼充饥。

   随着先进发展模式的褪色和主流传媒业影响力的下降, 与之紧密关联的全球主流文化也面临退场。美国学者南希·弗雷泽用“进步新自由主义的终结”来定位当前时代的思想史坐标。她这样概括前一个历史时期的流行社会思潮:

   在产业劳工陷入重重困境的时代, 社会上却充斥着“多样性”“赋权”和“反歧视”的夸夸其谈。这些主流观念将“进步”等同为精英主义而非平等;将“解放”等同为少数“富有才华的”女性、少数族裔及同性恋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这些成功人士的“解放”强化了大公司官僚体系内赢者通吃的逻辑, 而不是将其废除。这些自由个人主义者所理解的“进步”, 逐渐取代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盛行的解放观念———反等级制、平等主义、阶级意识, 以及反资本主义……这场改革运动恰巧与新自由主义同时兴起, 一个决心推动资本自由化改造的政党找到了它的完美同伴———那些大公司体制下精英化的女权主义者, 他们也是一心专注于“社会地位提升”与“打碎玻璃天花板”的进步新自由主义者。

   这一十分精当的概括不仅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知识精英, 应该也适用于凭借现代传媒文化与中心地带紧密勾连的中国知识精英。可叹的是, 这套时髦价值观在中国都市中产阶级文化中立足不久就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今, 原本充当“进步新自由主义”言论阵地的传统商业媒体因为资本外流并转向更加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而迅速瓦解;而社交媒体的繁荣激发起那些原本沉默无声的, 而且往往是“政治不正确”的基层文化表达, 让大都市的知识精英因为陡然间失去了自诩的进步代表性而惊慌失措。与这种文化转向紧密关联的是知识界的变化:一直紧跟国际潮流, 刚刚完成了由宏大叙事向自由多元主义转型的新启蒙知识分子突然间又遇到了历史变革带来的叙述障碍, 陷入日暮途远、进退失所的困惑。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和实行, 执政党在中国发展中的角色及其治理方式面临适应历史条件变化的新一轮调整, 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顶层设计和全面权力统筹结合在一起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趋势。这种结合到底是适应时代的主动战略转型, 还是市场经济深入演进的客观要求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有一个现实趋势是明显的, 为了配合市场经济初始阶段资源配置需要而被放逐到专业领域的各种决策权和执行权将会渐渐被回收到政治领域。市场经济与权力统筹的结合全面颠覆了主流知识分子关于执政党、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整套政治设想, 使得中国的发展逻辑开始与新启蒙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方案发生系统脱钩。

   在中国知识界, 这些新的变化将直接导致原本清晰的各种界限和关系发生结构变化:

   首先, “全能型”国家原本只存在于新启蒙知识分子理论批评的想象中, 与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充分向专业领域放权的国家性质难相匹配。然而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 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将会得到空前巩固和提升, 国家对社会的监控和支配能力也将随之显著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统筹势必会影响到文化传播领域的治理方式和规制力度, 这将导致新启蒙知识分子最为担忧的自由度和专业化问题。只是这一过程并不像他们早先所理解的, 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反市场的全能国家使然, 而可能恰恰是市场机制深化发展所要求的结果。

   在市场机制、专业机制、科层机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 无论是作为新启蒙思想追随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还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的批判知识分子, 其社会“有机性”本已经显著降低, 而未来专业化空间的缩小将进一步限制其公共表达的影响力。这一过程将产生一种新的分化局面:一方面, 学院派知识分子与实践领域越发深刻的隔膜将使他们逐渐脱离对社会问题的有效分析和干预, 从而将对新世界的完整想象寄存在脱离实际的理论表述或历史梳理中。当然, 学术圈层内的专业交流, 以及国家体制所提供的社会身份与福利保障仍然可以缓解这个群体的存在焦虑;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文科知识分子将在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扮演新的功能性角色, 他们或者承担起为国家“制造同意”的任务, 或者嵌入国家发展的庞大工程, 成为各个治理领域的“智库专家”。对于主流知识分子来说, 虽然新启蒙理念从未妨碍他们服务于资本和市场的需求, 但是在当下全面转向为国家治理体系服务毕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其次, 从公共领域的退守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会处于全然失语的状态, 他们在各种社会事件中的临场发挥、曲尽其巧将成就一套新的话语策略。例如, 主流知识分子这个原本距离底层疾苦较为遥远的人群, 已经开始更多地凭借贫富差距这个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顽疾来解构中国道路的合法性。对于这个知识群体来说, “盛世中的蝼蚁”“底层的绝望”“弱势群体的悲凉”并不指向基于生产关系的社会性批判, 而是借用这些官方叙事之外的“社会真相”重新激发公众舆论对于当下发展模式的质疑, 并努力将问题引向符合其政治蓝图的市民社会法权关系。有意味的是, 这个曾经专注于将“中国特色”改造成“普遍性道路”的知识群体, 如今却将忙于将“普遍性问题”解释成“中国特色”。

   基于阶级意识和生产关系分析而关注中国劳工阶层的命运本来是中国批判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使命性课题。而主流知识分子从身份认同或底层赋权的角度介入这一领域将使得中国社会问题的讨论复杂化。与国际左翼知识界的主流观点相近, 相当一部分中国批判知识分子拒绝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外在于经典的资本主义逻辑, 由此拒绝承认中国发展中的各种不公正问题是可以通过政策性干预加以矫正的暂时性问题。因此, 这部分批判学者与新启蒙知识分子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 但是却分享着对“中国模式”相同的总体评价。作为丰富其各自理论框架的现实材料, 一系列有关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的社会争论将引发这两个知识群体越来越多的共同关注和价值共鸣。

   最后, 出于对新启蒙方案共同的否定性评价, 以及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价值的相近判断, 中国道路的拥护者和市场经济的批判者曾经分享着一些相同政见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互动关系, 也因此经常被牵强地划入同一个中国“左翼”学者阵营。然而近年来, 随着“中国震撼”“中国奇迹”等试图在整体上确立中国版现代化方案的声音不断强势涌现, 发展主义与批判理念之间的嫌隙也会相应的浮现。尤其是随着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登场, 这种分离的趋势可能会越发明显。如果已经高度工业化、官僚化的官方学术体制无法将这些后学晚辈顺利地纳入中产精英行列, 也就不太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实现对他们的稳定归化。可以预期,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一轮调整, 将有相当一部分中国新生代批判学者倾向于否认新的政治现实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相关性, 从而告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他们是否将由此重返一百年前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政治道路?至少, 这种新的历史判断将使他们加入国际知识界对于中国问题的主流解释。而如果不出意外, 推动中国专业知识生产与“国际高水平”接轨的努力将给中国道路未来的合法性地位埋下制度性隐患。

  

  

  

        从一个专业研究领域出发来写作, 已经成为当今多数学者的宿命, 然而这并不必然与现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整体性道德实践相矛盾。只有当专业领域的经验、问题意识和思想路径与总体历史现实发生明显断裂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anzhiru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754.html
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