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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六益:中国政法体制的政治历史解读

更新时间:2021-07-28 09:07:06
作者: 邵六益 (进入专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体制植根于20世纪中国的根本议题之中。“自生自发”的社会转型模式只适用于西方“文明世界”的范畴内,落后国家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争得民族解放,实现国内政治秩序的重建。近代中国的大转型需要借助列宁式政党重塑和凝聚力量,不同于国民党政治革命模式,共产党借助社会革命重构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通过打造先锋队并塑造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成功,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的需要促生了司法为民的基本要求。从革命时期就开始形成的党管政法、司法为民等,构成了政法体制的基本内容;其中,党管政法提供了社会革命的领导者和方向,而大众司法则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框架在今天依旧具有解释力。习近平法治思想将“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最重要的内容,接续了政法体制中党管政法、司法为民的两项要求,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政法体制在新时代的最新发展。

  

   关键词:国家转型;政法体制;党管政法;司法为民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法学界涌现出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体制的研究,如对政法体制、党管政法、法院调解、群众路线等问题的关注,[1]由此接续了政法法学的研究传统——对司法之中政党的关注。[2]目前学术界对政法体制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如有学者认为政法体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条块关系”中以块块为主的同级党委领导体制,二个是央地关系中的党内分级归口管理与中央集中统一领导;[3]也有学者认为党与政法关系最终形成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法领导体制,具体表现为“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4]尽管各种表述之间存在分歧,但基本上都将政法体制确定为这样两个部分,一个是党法关系,即政党与法治建设之间存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一个是法民关系,即法律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相较于十多年前的研究而言,近期的相关研究分享着一个共同点:大量地使用档案材料或社会调研的材料,娴熟、准确地援引文献档案,还原政法体制的制度背景。但是诉诸历史档案的描述性研究容易将政法实践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实进行描述,有可能忽视制度背后的理论逻辑。为什么政法体制包含这些内容?政法体制的这两点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还需要超越描述性研究之外的分析,本文试图从20世纪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的背景出发,为政法体制的形成提供一种融贯的解释进路——不是将政法实践作为推理的当然前提去寻找材料支撑,而是将其置于中国现代化与国家转型之中,并且为政法体制的内在结构提供一种融贯的解读。[5]

   “政法”不仅意味着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也表明某种政党-国家形式,对政法体制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在司法领域中,而是代表着某种国家社会的组织形式。[6]无论是近代西方所形成的自由主义式的现代化道路,还是中国的政法体制,都是现代化理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样致力于将政治的正当性从神转移到人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解放更为彻底,阶级范式打破了启蒙思想家原初状态下原子化个人的假象,使得社会契约摆脱了抽象主体的束缚,从属于特定阶级的具体人成为构建现代政治的更为坚实的基础。近代以来的国家学说建立在启蒙哲学基础上,人民主权、社会契约赋予了国家由下而上的正当性,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使得这种理论变成了现实进而成为模式,此后政治哲学的根本性创新几乎终结,现代化进程简单表现为“自生自发”的社会转型,学术思考的核心转移到社会学研究上来。[7]然而,自由主义版本的社会进化模式只适用于欧美强国,对于受到外国压迫的中国而言,社会转型必须要以国家转型作为前提,救亡始终是高于启蒙的命题。

   在救亡图存以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的伦理追求由政党承担,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试图以“社会化”的方式将自身的政党伦理推广到全体人民。但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才有可能推翻“三座大山”,这也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完成晚清以来大变局的关键所在。[8]不同于国民党“党化司法”中政党与法律的两个要素,政法体制突出了对人民的动员及教育,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独特品质。20世纪中国的特殊境遇决定了国家转型的径路,政法体制既可以说是关于法治建设的一种总结,也可以说是整个国家体制的一种标识。[9]政法体制内在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语境之中,党领导司法、司法为民构成了政法体制的基本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政法工作在服务大局中形成革命与法制的辩证法。在现代法治过程中,为了保证广大群众在法律过程中不被忽视,党需要借助司法为民等政策,弥合法律的形式规则与分层化社会的间隙,由此形成了司法过程在专业化与大众化之间摇摆的印象。党领导司法、司法为民形成了政法体制中的三个要素:政党-法律-人民。今天,习近平法治思想将“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两项最基本的要求,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政法体制的生命力和创新性品质。

   二、现代转型中的党和国家制度

  

   近代政治哲学所许诺的社会契约建国,只适用于文明国家的范畴,无论是涂尔干发现的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变,还是韦伯概括的从卡理斯玛型到传统型再到法理型的统治,都有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预设。[10]“法的精神”这种看似中性的词汇,最终发展为具有欧洲地方特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唯独西方才有”“除了西方之外”“只有在西方”“没有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有如近代西方那样”等词汇充斥在韦伯的论述中,作为“欧洲文化之子”,他关心的是近代欧洲的独特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德国的独特性。[11]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无法跨入“文明”门槛开启自生自发的社会转型,近代的西方国际法也创造出文明国家、半开化国家、野蛮国家的的三分法,“文明”成为十九世纪欧洲国际法的重要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知识人眼中的西欧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法治现代化不可能是普适的;将这种现代化理论推广为现代社会的正当秩序的模板,恰恰“可能忽略地缘政治结构中的不平等条件”。[12]总之,西方“自生自发”的现代化道路是国际关系中强者的特权,对于落后国家——如俄国、中国——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解释世界、固化这种“文明-野蛮”秩序,而是改造世界,为其国家转型提供契机,列宁式政党成为必选项,而党管政法便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

  

   (一)边缘国家的现代转型

  

   人类政治生活的最核心议题是国家问题——确定哪些人组成共同体、并在内部安排由谁来执掌共同体的公权力,两个命题分别被概括为“社会契约”和“政治契约”。[13]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家重塑了政治哲学命题,个人成为正当性唯一的源泉,人民主权与社会契约是形成权力的关键。每个人都从造物主那里获得了天赋的权利,为了保护生命或财产,人们才决定以社会契约的方式组成国家,而政府的目的也就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14]十八世纪末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使得近代国家理论从学说成为现实:美国实践了洛克的理论,而法国则验证了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15]无论法国大革命最终境遇如何,拿破仑引以为傲的“拿破仑民法典”已经重塑了西方关于正当性的社会基础,起到了事实上的宪法作用。[16]从此,正当的国家都需要遵循相关的要求,就如《人权宣言》乐观、自信地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国家,就没有宪法”。正如施米特所敏锐观察到的那样,权利保护与权力分立成功地从一种地方性知识变成一种普适性真理,进而塑造了后世自由民主法治国的基本框架。[17]

   当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近代政治哲学所追求的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等诉求被现实政治确立下来之后,近代自然法的使命就完成了,其所包含的激进性就被主权国家所驯服。[18]十九世纪兴起的则是正是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哲理法学和历史法学为代表的三大法学流派,自然法被重构为民族国家的法律。现代化学术努力从政治理论转到社会学上来,探讨“社会法则”成为了十九世纪之后欧洲学术的重心,无论是圣西门还是孔德,都试图以不受人的意志所控制的“法则”的概念取代“自然法”,由此对抗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中的任意性。[19]核心命题变成了如何看待社会转型而非国家建构,学者所热衷于的也是描述这种社会变化,无论是孔德、托克维尔,还是马克思,都关注欧洲王朝革命之后的社会状态,然后分别给出工业社会、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20]

   西方自生自发现代化建立在人的平等性基础之上,真实世界中的个人恰恰是不平等的。由于每个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社会契约最终所得到的结果也很难说是公平的,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在现实中会因为各种原初性的差别而难以实现,所以国家也就不可能是实现人民主权的结果正义,而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法律也不过是阶级统治工具而已,“你们的法只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尽管任何的国家形式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每一次社会进步只不过是以新的阶级压迫取代旧的阶级压迫,但是资本主义阶段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成为人类历史上可以想见的最后的对抗,“最后的斗争”也会最终消灭国家本身。[21]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阶段,阶级压迫发生质变,资本的“物”的逻辑取代了“人”的伦理,成为凌驾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支配形态。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不是人对人的压迫,而是资本对人的压迫;资本逻辑的扩张带来的劳动异化不仅适用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同样适用。[22]温情脉脉不仅在无产阶级的生活中消失,在资产阶级的生活中也消失了,资本家经营不善就会沦为无产者,即便是婚姻这种温情的最后庇护所中,在资本主义时代也蜕变为扩大交际圈子、提升资本增值空间的手段。[23]无产阶级要推翻的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更是资本的支配本身:不仅解放无产阶级,也解放了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号召以革命推翻国家之后,最终所要实现的共产主义恰恰是要消灭这“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实现每个人自由而自在的状态。无产阶级不仅仅是简单地使用自由主义的民主手段来进行统治,而是要消灭民主这种国家机器本身,消灭作为国家残余的民主制度——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不会消失。[24]

   从理论上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越有可能率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因此英国、法国、德国是《共产党宣言》重点关注的国家。但在现实中,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考虑经济基础的决定性,还要考虑力量对比中的时势。任何国际秩序都有维持其存在的动力和能力,因而秩序网络上的薄弱地带更有可能爆发革命、生成新秩序,俄国就是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薄弱点;但落后国家不可能一步进入共产主义,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需要经历长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过渡阶段。[25]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背离决定了全新的国家主题,诞生了新的政法伦理,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其中之一。[26]

为什么落后的俄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现代化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思想上的变化,更是实实在在的财富增值和社会变迁,任何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都需要拥有更多的资源来重塑传统的城市与乡村关系。[27]财富的积累需要放在整个国际格局中去理解,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在全球范围寻求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无论是洛克菲勒煤油托拉斯,还是通用电气公司,它们的业务是遍布全球的,借助银行这一金融工具,其剥削的触角和吸盘伸到全球每一寸土地,资本“瓜分世界”的野心慢慢变成现实,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受到外国资产阶级的剥削。[28]又由于资本集中在少数最强大的国家之中,最终落后国家在整体上受到了极少数最强国家的剥削。列宁特别以英国为例进行了说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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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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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学刊》2021年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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